中国城市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的数量与规模依然庞大，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贫困的产生都可以从社会结构、社会政策中寻找到根本的症结所在。
一、城市贫困家庭的个案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质性研究方法中个案研究方法对城市贫困家庭展开探讨，通过此种方法以期获得对研究对象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
美国学者K. Yin对个案研究的定义是：在真实的社会处境下，研究者通过多重资料来源，对当前个别社会现象或个别社会情境予以多层面和深入描述与理解的一种探究性的研究方法（Yin，1989）。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是基于如下的思考：
第一，本研究不在于对中国的城市贫困家庭的规模、增长速度以及变化规律等做出因果分析，而是试图通过对研究对象在艰难的环境中的各种生存努力以及困顿状态的深描、呈现和探索，从而探寻现象背后的感受、挣扎及无奈，追溯表象背后的深层的制度原因。
第二，研究者并非有意于以三个普通的个案来推断中国所有的城市贫困家庭的状况和全部原因，而只是希冀本研究所提供的个案能够丰富目前的中国城市贫困家庭以及有关贫困的研究，希望能够提升目前相关议题的理论层次和应用性。因为个案研究并非像有些学者所做的那样仅仅把它当做事实的收集和一头热的叙说，在学者D.Vaus看来，个案研究者所从事的工作事实上是相当具有理论基础，个案研究的资汛收集与分析都必须仰赖理论的引导（D.Vaus，2006），或者进行理论检验，或者利用个案建立理论或假设，或者采用显明的理论或既有的概念或相关的隐含理论或重要的分类进行类型学与理念类型的建构工作。Yin同样也充分肯定理论在个案研究中的重大作用，这些作用包括：选择要研究的个案，然后是对单个个案或是多个案例进行设计；当进行探索性个案研究时，确定正在探究的对象；当进行描述性个案研究时，定义完整适当的描述方法；当进行解释性个案研究时，提出相互竞争的理论；归纳出可以推广到其他个案的结论（Yin，2004）。
二、城市贫困家庭个案分析
从上表中可以得知，该社区平均每户人数为2.68人，60岁以上人口占总户籍人口的26.2%，而低保人口则占总户籍人口的0.10%；小区平均每户人数为2.81，60岁以上人口占总户籍人口的25.8，而低保人口则占户籍人口的5.9%。统计数据表明，该居住小区的家庭及人口的贫困程度比较严重。
(1)城市贫困家庭案例1：贫病交迫的大家庭
案例1是城市中比较罕见的扩大家庭(或曰联合家庭) ，一家三代9口人居住在约46平方米的小二室房间，人均住房面积约5平方米左右。为了能够让家人住下，小小的房间被重新分隔。经过仔细观察，其房间现有格局如下图所示(详见图1)
在上图中，北边小屋是患有乳腺癌的次子媳妇和两个孩子的住处，次子媳妇系外来人口；原来的小厅除留下狭小的厨房和卫生间外，隔了几平方米出来，搭出上下铺给年迈的也患有癌症的老父亲和次子；南边大间和阳台打通，再分隔成两间，里间仅能摆放老母亲和长孙女的一间双人床，靠阳台一边是长子夫妻的居住之地。长子近期被查出患有肿瘤，其妻是外来媳妇，依靠打临时工维持家用。
案例1家庭极其贫困，老母亲和老父亲年已年近70多岁，因退休较早，故而退休工资较低；此外，两个儿子长期失业在家，几乎没有工资收入。由于家中多人身患绝症，所以，家庭医疗支出非常多，占据了总支出的绝大部分。为了节省开支，或者说已无力支付昂贵的手术等医疗费用，家中的癌症患者只能依靠在家煎熬中药进行维持疗法。不得已，家中老父亲Z只能去居家附近的美食广场吃食客吃剩的饭菜。在访谈中，Z告诉研究者说：
“我为什么到那里吃剩饭？不瞒你说，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病退已经7.8年了，因为患胃癌，到现在还需要服药。倒霉的是，家里不仅只有我一个人生病，三年前查出癌症，去年小儿媳又查出患有乳腺癌，你说倒霉不倒霉？！家里那么多人生重病，又不能工作，每一个月医疗费用就占家庭收入的大部分，现在西医和西药也有点看不起了，只能熬点中草药吃吃。家里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日常一日三顿开支只能靠几百元的救济金以及居委会临时补助。说到救济金，因为我两个儿子的老婆都是外来媳，还不能领取救济金，但是你想想她们要不要吃饭？唉！(Z在这里无奈地长长叹了一口气，沉默了好长时间)……没有办法，为了帮家里省一点是一点，我只能来这里吃了。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没面子，后来想想吃剩饭总归比饿肚子、饿死要强”(摘自2012年1月8日对Z的访谈记录)。
为了更完整和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状况，研究者曾经访谈了当地居委会干部，居委会负责救助的干部G告诉说：
“这户人家确实很困难，也很可怜，但是，按照政策规定，他们只能享受这点救助。没有办法，他家的两个媳妇只能每天上街摆个地摊卖些个零零碎碎的物品，挣些小钱贴补贴补家用。但你想想，现在物价那么贵，这些小钱又管什么用？我们居委会尽我们的能力帮助他们，不过那也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一些一次性的临时补助，比如300-500元，最多不超过1000元。有时候给一些实物，如米、面、油之类，但是并不能真正地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困难和问题”（摘自2012年1月10日对G的访谈记录）。
最关键的是，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如此贫困的家庭中只有两人可以享受低保，而两个媳妇均被排除在政策之外，原因在于她们都是外来人口且没有本市户籍，尽管她们已在上海生活多年也有孩子已在小区附近就读小学。显然，她们虽然在上海生活且已成立家庭，但是并没有能够享受到在城市生活的各种权利。从理论上看，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制度性排斥。”
所谓制度性排斥是指，由于社会机制和社会政策不完善或缺失，造成部分社会成员被排斥到福利制度之外的系统性动态过程，由于不能享受基本的福利制度，造成丧失参与主流社会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机会，从而处于一种被孤立、被隔离的状态，从而加剧自身的贫困。
如果进一步去分析，制度性排斥还可区分为两种表现形式，即：制度性合理排斥和制度性缺位排斥。前者主要是指，由于政策的制订者、推动者和实施者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下（资源有限、价值利益、意识形态等因素），其所制定或推动的政策与机制本身将部分社会成员隔离起来，造成“故意”的制度排斥。或者说，推动者和实施者为了达到一定资源的分配或者使贫困局限在某一个领域，从主观上建构出一套“合理”的规则和非规则（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用这个规则或非规则来把一部分社会成员排斥到资源分配之外，这样就形成了制度上的“合理性”排斥。很显然，案例1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受到制度性合理排斥的个案，如果这样的制度不做丝毫改变的话，被排斥的对象则始终缺乏相应的社会权利，也始终不可能有摆脱贫困的希望。
(2)城市贫困家庭案例2：苦捱时日的父子家庭
案例2是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子家庭，母亲10年前病故，父亲现年70余岁，长期患有强直性风湿性疾病，不能直立行走，大部分时间卧床养病，生活不能自理，日常起居需要由人照顾。由于身体疾病，父亲早年病退，故而领取的退休金比较低，但因疾病治疗和吃药又需要很多的医疗费用支出，所以家庭开支常常入不敷出，只能申领最低生活保障金。儿子现年近30岁，曾经在一家外资企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因为需要照顾卧病在床的老父亲，不得已常有迟到、早退现象甚至向单位请假，结果被外资企业辞退。以后又找过好几份工作，但都因为上述原因而屡屡被单位辞退，现在一直失业在家距今已达三年有余。由于家中巨大的医疗费用支出以及儿子较长时期难以正常就业，所以造成家境困顿和窘迫，现场观察发现，个案家中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均不锁门，因为家中徒有四壁，没有一件值钱或像样的家具和家用电器，所以根本不用担忧窃贼上门光顾。该案例中的儿子对研究者说：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知道我只有30几岁还年轻，这样混下去总归不是一桩事情，但是，我又不能只管自己去工作而把老人一个人放在家里无人照顾，一日三餐怎么办？拉屎拉尿怎么办？总之，就这样混着吧，过一天是一天算了，还能有什么办法”(摘自2011年2月4日对M的访谈记录)。
通过访问者的交谈，发现他非常自卑，自诉没有信心也毫无能力来摆脱目前这种穷途潦倒的困境。
显然，案例2和案例1相比，又是另外一种贫困的情形，即当事人缺乏某种机会如就业的机会，而这种机会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当事人的贫困境况及贫困程度，进一步说，现有的就业制度和就业途径中尚缺乏这样的设计，即采取多种形式的就业方法来帮助这类急需协助和扶持的对象。从理论上说，这种状况无疑是一种制度缺位性排斥，它是指作为弱势群体的受众对象，在资源争取过程中，处于劣势状态，而现实中又缺少相关的规则因素作为保护，造成受众对象“自然地”被排斥到福利制度之外，由于自身能力的缺失，再加上外部条件的不利，加剧了新的贫困出现。或者说，这种贫困形成是某种制度（规则或非规则）缺位所造成的。正是这种制度的缺位，虽然有时没有直接造成受众群体新的贫困，但是，由于制度的缺位使得相关主体利益得不到保护或损失，现存的制度无法给他们创造出利益表达的通道。
(3)城市贫困家庭案例3：孤苦伶仃的病弱老夫妻家庭
案例3是一个纯老家庭，男性老人现年90余岁，女性老人已愈86岁，类似的纯老家庭以及高龄老人家庭在日趋老龄化和高龄化的上海应该是有不小的比例及数量，在上海有些老社区，相似的纯老户更是比比皆是。问题是案例3中的老人是一老养一老的情况，即一个老人原来没有工作依靠配偶的退休工资度日，而案例3中男性老人年事已高意味着退休很早且退休工资较低，同时年老体弱意味着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所以，不同于其他纯老户家庭的是，这是一个十分贫困的高龄纯老户家庭。入户访谈发现，个案居住于破烂不堪的私房内，房屋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进屋需要在黑暗中摸索着由地面通过简陋的梯子向地下行走。这是一个约摸9-10个平方米的小屋子，因为一半在地下采光非常不好，所以，房间里终年开着一盏昏暗的蜡烛灯。房间里除了一张凌乱的床、一张摇摇欲坠的桌子和一只破旧的柜子，此外再也其他像样的家庭物品，而碗、筷、勺子及瓶瓶罐罐等物品都胡乱地堆放在桌子上或柜子中。
经交谈发现，女性老人看人视物已经蒙蒙瞳瞳，显然眼睛已处于半失眠状态，但因无钱看病，她已放弃治疗。据女性老人诉说，男性老人患有耳病，听力基本失聪；此外，腿脚也有疾患，所以行动非常迟缓，这些身体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时期。近几年来男性老人发生另外一些情况，即说话颠三倒四，吃饭不知饱饿，不会自己穿衣服，甚至在房间里随地便溺。显然，男性老人的脑筋出了问题。但是，家中都无力去治疗，也乏人照顾。
案例3给研究者至少带来三个十分鲜明的印象：第一，这是一对苦捱度日的高龄老人，他们的生活意义只在于等待结束的那一天到来；第二，他们基本上在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之外；第三，很少有社会关系与他们建立非常紧密的连接，基本上由他们自生自灭。由此而言，仅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来走出贫困的泥淖，基本上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