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是获取生活技能的手段，是前往未知世界的通行证。近代社会以来，上海处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社会的前沿阵地，培育出上海人特别的学习头脑。那么，上海人为什么学习？上海人怎样学习？这样的学习给上海带来了什么？当学习成为一种生存方式，上海人拥有了无限的学习动力，城市充满着十足的发展生机，同时也带来学习上的恶性竞争，主体方向性迷失和自主创新能力缺失。源于功利的学习，其目标行程是有限的。只有倡导休闲学习，非学历学习，将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终身修炼，上海人才能在更高的精神层次上提高自身素质，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一、 当学习成为一种生存方式
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城市移民，与浪潮般阵阵涌来的西方文化，这两个巨大的历史因子相互碰撞，催生了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迅速崛起，带来了汉语知识谱系天翻地覆的激烈震荡，形成了以商业利益和功利主义为原则的上海城市文化，促使上海人孜孜不倦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上海依江傍海，深得地理交通之便利。康熙二十二年（1863），清军收复台湾，标志沿海反清武装被全部肃清。次年，康熙颁布“弛海禁令”，取消对近海航运的限制。至乾隆年间，由于运河部分河道和浏河已淤塞瘫痪，海运漕粮改以上海为出海口，上海成为南北货贸易中心。当时的十六铺码头一带，经常有上千条沙船停靠，蔚为壮观，上海有“海隅名城”、“江海通津”、“南吴壮县”之称。
上海从一个小县城迅速发展为一个大都市，除地利之外，还尽得天时，即缘于近代西方文化的大举涌进。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随后，这些权利又被美国、法国、日本等均沾了。按当时西欧、北美的惯例，许多城市都实行开放的移民政策，允许外籍居民自由进城贸易并居住。可惜，当初的中国人对于外国人没有好感，更谈不上学习。东南沿海流传的外国人形象，是次等文明教化的子民，其一是“海盗式”的商人，做些走私、打劫、掠夺的勾当；其二是“妖言惑众”的传教士，被视为拐掠小孩，男女混居，夷性犬羊。顾炎武的《日知录》中就有关于这些传说的记载。因此，在清朝地方官吏不得已筹议执行朝廷旨意，广州、上海等地都有过程度不同的“反对洋人入城”行动和情绪。
1843年11月8日，巴富尔(George Balfour)以英国第一任驻沪领事身份到上海。道台对于租房设置领事馆的请求，表面上推诿慢待之，背地里安排一位顾姓富商以希望取得对英贸易垄断权的借口，将其位于姚家弄的一处房舍以每年400元的价钱出租给他们。
经过九天的准备，1843年11月17日，英国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联合宣布上海正式开埠。
开埠云者，即正式对外国人开放城门。
可是，自城厢失守，上海城中居民对洋人充满了恐惧、好奇和鄙夷。外商进城行走在大街上，经常受到戒备的眼光围攻，更有顽皮的孩子们躲在门缝里或弄堂拐角处高声喊叫“鬼子来啦”，“来看鬼子啊”。为了确保外商安全，巴富尔决意从县城里搬迁出去，宁愿在城墙外北边沿江地区单独开辟一个英国人居住区。按照西方办事风格，巴富尔拟订《上海土地章程》，几经磋商共计二十三条款，由上海道台予以公布。根据此章程，英国人获得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苏州河以南，黄浦江以西，界河（今江西路）以东的土地，构建“英国人居留地”（British Settlement），即英租界。随之，法国领事敏提尼、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相继带领本国侨民在英租界南北地区建立各自的租界。
租界是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飞地”，享有司法、行政自治权，对于西方商人来说是一个通向广阔商业空间的门户，对于上海来说则是走向近代化新时代的开端。
上海县城不欢迎洋人，上海租界却不拒绝华人。
为便于商业贸易，租界租借条约中规定，“在洋泾浜以北境内，（英国）商人得建一市场，以供华人将日用品运至该处售卖”，“唯（英国）商人不得为私益而设此种市场，亦不得建筑房舍租与华人，或供华人之用”。从生活日用品到蚕丝、茶叶，越来越活跃的商业贸易关系维系并促进了华人与洋人的相互交往和认识了解。经过十年发展，上海的出口贸易超过广州，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迁往上海。而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起义者占领县城，与清军对峙一年多，城内居民逃逸一空，城内城外房屋焚烧殆尽。战争过后，县城虽然重建，但居民分布情况已大为不同，富庶阶层多以租界为居住首选，城市重心移到租界。1860年太平军相继攻占杭州、扬州、常州、苏州，搅动了江南地区富裕安宁的乡村生活，许多县城集镇里的有钱人纷纷携带钱款细软，蜂拥而进可以安全寄身的上海租界，也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土地租借条约。巨大的商业利润，促使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们联合起来，要求扩大租界权限，允许炒地皮，建房子出售或租借给潮水般滚滚而来的乡下有钱人。
1854年，修订的租界土地章程《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扩大了外国人对租界的多项权利。租界也以民主的方式选择产生了自己的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
至此，上海的租界从一个单纯的外国人侨居地，变成相对独立、功能复杂的都市社区——“十里洋场”，实际上起到一个充分展示西方名物、制度、文化优越性，传播现代文明声光电化的窗口作用。
1856年，租界里出现了西式街道；
1865年，租界里出现煤气灯；
1881年，租界里有了电话；
1882年，租界里有了电灯；
1884年，租界里有了自来水；
1901年，租界里有了汽车；
1908年，租界里有了电车……
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与世界最先进的城市生活已经基本保持同步发展态势。
租界里宽敞的马路、百货大楼、高层公寓、电影院、咖啡店，构成一个梦幻般的崭新世界。而老城厢里则是狭窄的街巷、杂货店、小茶馆，保留着一种落后的景象。所以，是现代物质生活和商品消费经济，逐渐改变了上海人对于洋人和西方文化的态度。透过租界这个窗口，不同层次的上海人对于西方文化，“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上海人的学习，主要是向西方人学习。
聚集在上海的知识界精英们，从倡导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到参与戊戌变法，学习西方的制度政策；再到发起新文化运动，进行思想革命，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引领了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思想文化先锋。
生活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用上海方言模仿学习使用外国语言，成为特殊的“洋泾浜英语”，出入租界，与洋人相交往，代洋人做买卖，便意味着进入更高层次的生活。这样，学习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成了一种谋求生计的最显要、最宽阔的道路。保存在上海话里的很多词汇，生动地记录了当初的上海民众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羡慕表情和追逐姿态。
比如，“大亨”，来自英语hundred（百）的上海话发音。百元大钞在一般市民中非常罕见，带着一种极其惊叹的语气，尾音就被吞掉了，“哟，一张大hun（亨）！……”
“肮三”，来自英语on sell（削价）的上海话发音。削价意味着可以占点小便宜的惊喜，但削价也可能附带着货色不是十分到位的小折扣，引申为生活中普遍使用，几分见多识广，几分幽默。
还有“枪势”（chance）、“斯必灵”（spring）、“引擎”（engine）、“麦克风”（microphone）、“冰激凌”（icecream），等等。
这种崇洋媚外的精神心理，除了20世纪中叶后约三十年有所收敛，其他时间始终如此。流变成风，使得上海人的学习头脑有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带来了充足的学习动力。
二、 在学习中迷失自己
在上海，任何一个希望改变自己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学习。进入学校学习，选择培训班学习，拜认师傅学习，通过观察学习，经过实践学习，利用互联网学习……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和途径，给不同年龄的想学习的上海人提供了通达自己梦想的阶梯。
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改善生存状态，改变身份面貌，提高社会地位，在不同时期的上海人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当学习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后，上海人在知识吸取、技术应用、时尚流传的背后，却是恶性竞争的膨胀，独立精神的缺失，以及主体意志的薄弱。
因为太平军挥师东进，上海租界被蜂拥而至的江南地区避难人口挤满了。精明的商人们从中觅得了商机，赶紧炒地皮，建造连排多层、砖木结构、紧凑弄堂式石库门建筑，出租或销售给那些迫切需要在租界里避难安身的富绅和小业主们。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石库门就逐渐覆盖了大半个上海，并成为近代上海标志性的住宅建筑。与传统中国乡村不同的是，居住在石库门弄堂里的邻居们，不是因为血缘或亲情，而是因为避难，为了生存，谋求生计。邻里之间明里暗里都在竞争，骨子里较着劲。加之石库门建筑的逼仄，空间狭小，秘密难存，没有绿化，居住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早期的石库门住户通常是从乡下搬进城里的小业主，也有洋行职员、商人等，等待发达了就欢天喜地地搬出去，住进环境更好的公寓大楼。如果经营不善，或破产，或失业，则有可能沦落到棚户区。
尤其是石库门弄堂里的家庭妇女们，一生的使命似乎就是互相比赛，比穿着，比饮食，比孩子，比男人，比亲戚，比见识，哪怕是在菜市场里同一家菜摊上购买同样的蔬菜，也会暗暗地比试着做出个什么新鲜的花样来。在逼仄的居住空间里，只要不是咬着耳朵说话，对面的人家就全能听见。女性天生的敏感和聪明，很容易就锻炼出叽叽喳喳讲小话的技巧和察颜观色的功夫。生活在弄堂里的任何人都是瞒不住什么事情的，警觉地打量着邻居，想利用别人，又防备别人，极力掩饰自己的隐私，又随时窥探人家的隐私。在这种生存是竞争，生活也是竞争的环境下，学习，进步，就成了人生的全部价值意义之所在。
学习什么？西洋科技、文化、生活时尚。
进步什么？成为买办大班，外资企业的小白领。
当我们选择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路径，西方社会就成了我们近代社会以来努力追赶的目标。而上海作为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窗口、码头、前沿阵地，历史地拥有了引领现代时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充分必要条件。
学外语，学外贸知识，掌握与西方人交往的礼数，就可以与洋人直接经商，或者进入洋行谋取一份工作，在上海就意味着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晋身有文明教养的社会上层。20世纪上半叶，堪称上海人学习榜样的是杜月笙、虞洽卿。他们都出身社会底层，来到上海谋求生计，凭着自己的精明和勤奋，通过有字的书本知识与无字的社会知识学习，夤缘时会，与租界洋人社会相交往，或垄断某种资源供应，或经营买办，以利益为原则，成为左右逢源、闻名遐迩的“海上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