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是计算时间的一种工具，不是时间本身。
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说，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时间观念，并以此为存在的逻辑坐标。废弃一种时间，就毁灭了一种文化赖以存在的逻辑坐标体系，那种文化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在人类社会历史版图上，曾经有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间观念。
比如，印度佛教文化关于时间观念，以前生、今生、来生三世生死轮回，以成、住、坏、空四劫因果转换，循环往复，无穷无尽。
点大的蚕籽，萌生出蚕宝宝，在春天江南地区，经过大约四十多天的日夜生长，就转化为雪白的蚕茧；春夏之际，大约一周后，蚕茧又转化为飞蛾，雄雌交尾后就产下更多的蚕籽。这是一种生命的轮回，从蚕宝宝，到蚕茧，再到飞蛾，就是一种生命的周期。只不过蚕这种生命周期，在人类面前很短暂，所以能够被人类所认知。人的生命周期无法被我们每个普通人认知，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有高智慧的生命，或者更长时间尺度更长的生命，应该是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人的生命轮回，正如我们看到春蚕的生死轮回。
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观念，以天干、地支相搭配，六十花甲，周而复始。这是农耕文明的智慧象征，我们所有的秦砖汉瓦、唐诗宋词、明清书画，都是建立在这种时间观念的历史逻辑坐标体系里。
欧洲基督教文化关于时间观念，为公元纪年，以基督诞生为元点（拉丁文Anno Domini，缩写A.D.，意为“主的生年”），此前为公元前（英文Before Christ，缩写B.C.，意为“基督以前”），此后为公元（A.D.）。这是一种单线型的永远向前延伸的时间轨迹，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所有的车辆都拥挤在一条高速公路上，朝着一个方向狂奔，你追我赶，生存就是竞争。近代社会以来，随着西方社会文化的强大影响，公元纪年逐渐侵占并取代其他民族文化的时间观念。你需要轮船、火车、导弹、宇宙飞船吗？任何一件通过近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生产的代表工业文明的器物，都留下了深刻的公元纪年的时间胎记，都传达着公元纪年的文化使命。
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开始采用公元纪年，同时采用中华民国纪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但无论是“旧中国”还是“新中国”，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劳动的几代农民们，仍然习惯于使用农历计时。
从干支纪年到公元纪年，对于中国文化意味着什么？坐标改变了，环境变换了，历史语境置换了，中国文化遭遇到自满清入关以来三百年未有之变局，自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王朝政体以来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自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时代气候环境以来五千年未有之变局。2001年春季，笔者在上海郊区南汇农村采访时，遇到一位年长的村支书，彼此熟悉后他深沉地感叹：“大棚把季节搞乱了，经理把身份搞乱了，小姐把辈分搞乱了。”在这样一系列的社会变局中，形成了我们的文化状态，文化状态又促使社会变局的深化。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变局中求生存，谋发展，中国文化的灭顶之灾与涅槃之机同时存在，与时俱进。世界变得扁平，文化已经融通，今天我们遭遇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近千年来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人类共同命运。
要破解我们正面临着的社会生活难题，要创造世界文化的新篇章，必须在新的时间坐标体系中，学贯中西，融汇古今，为人类健康、体面、尊严地生存发展寻找到新的路径，开辟出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