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完“罢黜百家”之后，汉武帝对兵家仍然情有独钟，热衷于军事，宠爱军事家卫青、霍去病。他死后得到“武帝”谥号名至实归。
宣布完“罢黜百家”之后，汉武帝仍然重用法家官吏张汤，使他官至御史大夫。
宣布完“罢黜百家”之后，汉武帝并未重用“独尊儒术”的首倡者——董仲舒。
宣布完“罢黜百家”之后，汉武帝仍然允许杂糅百家之说的《淮南鸿烈》（《淮南子》）自由传布。
……
事实雄辩地证明，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对中国的学术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理性文化的高峰永远是“明天”，所以它是在争鸣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人文文化并不遵从这个规律，它的起点就是高峰，后人需要做的主要是保守、继承。
6 衰败期
元朝入主中原对于国学的冲击是毁灭性的，国魂丧失，道德沉沦，人心涣散，不思进取。明朝废除了读经传统，奉行“罢黜百家，独尊理学，兴书废经，倡行八股”的国家教育方针，忽视“无之以为用”的用，眼睛完全盯住“有之以为利”《道德经·五十五章》。的“利”。正如古人所说，不信自然（燃）无以明。只有道德教化能将心灵点亮，脱离道德教化，走上一心逐利之路，必然贪污成风，娼盗遍地，分崩离析，每况愈下。据统计，明朝共十六位皇帝，绝大多数死时不到四十岁，而且几乎具有共同特征：
(1) 除朱元璋、朱棣之外，大多懒惰成性；
(2) 信奉道教，希望成仙；
(3) 荒淫无度；
(4) 固执荒诞。
到了明朝，正统的国学已经难见真颜，国力不济，民心涣散，受辱于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 对国学之攻讦
世人对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攻讦甚多，归纳起来为：
1 学术文化无作为
如果创新才算作为，那么这两千年中国人确实作为不多。然而如前所述，人文文化的精髓并不在于创新，而在于保守与继承。在学术文化上，这一个时期中国人还是做了许多事情的，择其荦荦大者：
——在学术上中国人并没有坐守其成，比如从汉朝开始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典籍的编纂、校对、整理。西晋学者荀勖（字公曾）编撰了《中经新簿》，将经典分类，以四部别之：一曰甲部，包括六艺与小学；二曰乙部，包括诸子百家、近世子家、兵家、术数等；三曰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等；四曰丁部，包括诗赋、图赞等。四部简称经、子、史、集。隋唐的魏征、李延寿等在荀勖提出的四部基础上，提出“经、史、子、集”的四部，此法沿用甚久。《易》、《书》、《诗》等为“经”，正史、编年史、纪事为“史”，诸子之作为子，历代诗文词赋以及评论为“集”。
——隋朝开始推行科举制，科举制 不仅是对中国的巨大贡献，也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为现今世界文官考试制度之嚆矢。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的。国学之下还有乡学、私学（私塾）、书院等，一直延续到清末。
——姓名称谓体系也是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士的姓名分为四部分：姓名、字、号、谦称。
——古代天文学中的“分野”（占星术）会被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视为迷信，但是“分野”是皇帝下罪己诏的重要依据，是天人合一的有力保障。
——中国古代的历法在准确性上不如公历，但实用性很强，对农业生产起到指导作用。
——中国古人把宫、商、角、徵、羽称作五音，相当于现代简谱的1（do）、2（re）、3（mi）、5（sol）、6（la）。用五音创作的歌曲好听不好听，听一听《北京欢迎你 》即知。
——在这两千多年中形成了数不清的节日与民俗，包括元旦（春节）、人日人日：正月初七为人日。《东方朔传·岁时书》：“天地初开，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立春、上元、花朝花朝：二月二日（一说二月十五），百花的生日。、社日社日：祭祀社神、祈求丰收之日。分为春社、秋社，日本至今保留。、寒食寒食：清明前两天（一说前一天），又称禁烟节。、清明、上巳上巳：农历三月上旬第一个巳日，此日用浸泡香草的水洗浴，可以祛除百病。、浴佛浴佛：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生日。、端午、伏日、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日、祭灶、除夕等。
——引进佛教，并将其中国化。
凡此种种，说明这两千多年中国人并非无所作为。
2 不思进取
说一个民族“不思进取”，一般指这个国家无心提高国力，强国富民。如果从这个角度考察，情况并不像攻讦者所说的那样。将经济产出折合成所谓 GDP，唐朝时中国GDP居世界首位，即使比较孱弱的北宋，也名列世界前茅。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明清。批评中国不思进取的人主要依据的是从北宋开始中国一直受欺负，经常挨打。应该把挨打与文化学术严格区别开来。中国挨打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把国民收入更多地用于军事投入。严格说，这算不上什么罪过，不应该让学术文化受株连。民族之争属于利益之争，而国学可以惠及整个人类。不分清楚这一点，就不可能对国学有全面客观的评价。
3 皇权专制下最黑暗的两千年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不了解君主制。评价政治制度之优劣必须设置先决条件。如果以“管理众人事务”为政治的主要功能，无疑民主制是最有效、最人道，因此也是最美好的，因为在民主制度的场合，政治家要向选民负责。如果以“处理天人关系”为政治的主要功能，无疑中国传统的君主制是最有效、最人道的，因为君主制下的君主要向天（自然）负责。
在宋太祖发生“撤椅子事件”之前，“相”的权力之大出乎一般人的想象。秦汉时，皇帝任命宰相是要拜相的，皇帝要给宰相行礼致敬。那时宰相享有佩剑上朝的特权。皇帝主持朝政时，宰相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行路时遇到皇帝，皇帝与宰相都须下车，互致问候。直到隋唐，上朝的时候宰相还都有座位。正如古书上说的：“三公坐而论道。”宋太祖即位伊始，没有打破惯例，宰相在朝上有座位。有一天，宋太祖安排了一个与杯酒释兵权类似的恶作剧，议政时他假装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把你们的奏疏递给朕看。”王、范二人起座后，宫廷侍卫迅速将他们的椅子撤走。自此以后，宰相必须与群臣一样站着议事。后来每况愈下，至明朝干脆撤销了宰相，形成朝中无相的局面。
皇权与相权的制衡并未因为宰相职位的变化而消失，但可以认为，宋太祖之后，皇权与相权的制衡越来越松懈。
4 压制科学、民主的两千年
民主、科学、市场与法制、全球一体化是分不开的，民主必然导致科学的发达，科学的发达必然导致市场化与法律主义盛行，而市场化十分有利于全球一体化。这些异化力量一环扣一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起的作用接近于零。
人民都有私心，他们最大希望就是发财，所以谁能帮助他们发财他们就投谁的票。发财意味着开发自然，于是政治家都会以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为代价满足人民欲望，同时圆自己的政治梦。——这就是民主的本质。
君主制之优势在于它建立在以天人合一为基本原则的人文文化基础之上，只要文化没有被颠覆，朝廷就永远要接受文化的指导，皇帝也不例外，要按照文化的要求行动，没有选择的余地。文化凌驾君主——这就是君主制之本质。
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对中国人发现石油的记载：“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此物后必大行。”宋朝并没有开采石油，而是留给后人开采。
即使从广开言路的角度考察民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制在这方面做得也相当好。明君自不待说，就是专权的大臣也不得从善如流。隋炀帝出游，命司空杨素留守西京（今西安）。杨素骄傲自大，竟然僭越，议政时俨然皇帝，不可一世。一天，李靖以平民身份求见，见到杨素骄蛮的样子，劝道：“眼下政局混乱，豪杰蜂起。你作为隋朝重臣，应该笼络四方英雄，不该怠慢宾客。”
杨素听罢幡然悔悟，忙起身向李靖道歉，认真听李靖献计献策。
5 礼教吃人两千年
百年前，清王朝已经被推翻，然而北京大学出现了一位不剪辫子的大学教授，他的专用黄包车夫也不剪辫子。梳着满人辫子的一主一仆成为当时京师的一道风景线。这位与众不同的教授就是精通六门外语，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辜鸿铭不止学贯“东西”，他生于南洋，学于西洋，娶于东洋，官于北洋，被戏称为“东西南北之人”。辜先生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
辜鸿铭并不喜欢清王朝，但他更不喜欢把外国的月亮都说成比中国的圆的文化汉奸。辜鸿铭留辫子的意思是：与其在文化上屈服于列强（其实列强的真正目的就是在文化上征服中国人），不如忍受清朝的奴役而保留传统文化。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