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学之概念
1 十大误解
误解一：国学是导致中国近两百年落后于西方以及中国人受列强欺辱的根本原因。
这种认识混淆了学术文化与军事实力这样两个不可比的因素。如果某甲抢夺某乙的财富，并将某乙打伤甚至打死，法官绝对不会判被害乙方为过失方，更不会谴责他身体不强壮或不谙武功。国家对国家亦是如此。八国联军到中国烧杀抢掠，并不是因为中国有过失，而是因为那八个国家起了恶意，成心要做杀人越货的强盗。强盗选择中国，是因为（1）中国人善良，（2）中国地大物博有东西可抢。这显然与国学并无关系。
有人说，国学严重束缚中国人的思想，使得中国人不谙世事，不能应对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的政治、军事局势。这种说法听似有理，却不符合事实。中国在军事上落伍，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经济总量（GDP）不足，而在于未及时以热兵器替代冷兵器。中国并非没有完成这一替代的机会，遗憾的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与这一机会失之交臂。葡萄牙传教士曾经郑重建议康熙引进火枪，用以替代大刀长矛，但这个极好的建议被康熙拒绝。
有些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康熙对火枪的拒绝就是国学对外来文明的拒绝。这种推理大错特错。康熙之所以拒绝火枪，正是因为他的国学功底太浅薄，尽管康熙本人自小熟读四书五经，长大之后聪敏好学，数学、天文、地理等方面颇有造诣，但他终究是一个尚处于野蛮阶段的部落首领，没有掌握国学的精髓。国学确实有保守的性质，在变与不变两种选择中，不变往往成为首选。然而康熙不知道，不变是“道”的基本属性（比如四季轮换与日月交替是不变的），也是国学的基本属性，但这个属性不适用于国际往来，特别不适用工业革命之后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在他生活的时代，不出变招不足以应对变局。《易经》中第四十九卦“革”专门是讲变招的：
《易·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这段话的意思是：革卦的上卦是兑卦（泽，有水），下卦是离（火），水浇在火上，就如两个女人住在一起是不相容的，一定会发生冲突，引发家庭革命（这正是中国长期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根本原因）。“巳日”是日后的意思。孚通服，服从的意思。正当的革命日后能够服众，这是因为下面的离卦的火象征文明，有这个文明的基础，改革就能亨通无阻，进入正轨。进行顺应天时的正当改革是不会后悔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显示了天时的重要性。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国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表明，中国人并不是一味保守，赋予这种变革或改革合法性，可以不失时机地进行变革或改革。尽管历史上这一原则受到过严重质疑，但总的来说还是贯彻了。
比较有名的一次质疑发生在汉景帝的时候。
清河王刘承的太傅辕固生，是齐国人，因为研究《诗经》有成就，孝景帝时拜为博士。有一次他与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
辕固生说：“不对。那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之心归顺汤、武，汤、武顺从天下心愿而杀桀、纣，桀、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命而心向汤、武，汤、武不得已而做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是什么？”
黄生说：“帽子虽旧，必戴在头上；鞋子虽新，必穿在脚下。为什么？这是因为上下有别啊。今桀、纣虽然无道，但身为君主而在上位；汤、武虽然圣明，却身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过错，臣下不能直言劝谏使其保持尊严，反而借其有过而杀之，甚至取而代之自己当天子，这不是弑君篡权是什么呢？”
辕固生说：“照你说，高皇帝取代暴秦即天子位，也不对吗？”
闻此言景帝赶紧说：“食肉不食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不算无知。”
于是争论止息。此后学者再无人敢争辩汤、武是受天命还是弑君篡权的问题了。《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但是革卦写在号称万经之首的《易经》上，白纸黑字，影响力一直未泯。
回归正题。一般史家认为康熙皇帝是明君，而且对“康乾盛世”津津乐道，殊不知中国近代之衰败恰恰始于康熙（或者说始于清朝）！当初如若康熙能够从谏如流，接受葡萄牙传教士的建议大举引进火枪，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即使不能跻身列强，也万万不至受列强的百般屈辱。康熙放弃了在当时形势下最重要的国学传统，没有及时变革，使中国失去最佳的应对列强的时机，实在是可惜。这不仅说明康熙犯下大错，更说明，当一个有着深厚国学教养的群落被一个未经过文化启蒙的群落统治的时候，发生悲剧不可避免。如果说中国近代不善于机变，不能适应世界潮流的话，责不在国学，而在近代以还，政府乃至国人与国学渐行渐远。
误解二：国学有抵触“普世价值”之嫌，属于“中国特色”，应该加以检讨与批判。
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早在七八十年前何炳松就说“国学”一词由西洋“支那学”转意而来：国学两个字的来历很有点不清。国学究竟从何而来？我在中国书中总是考察不出它的来历。后来我才想到它大概是由西文翻译出来的。原来西洋学者近百年来对于我国民族、语言、文学、历史等，很有热心研究的人，终因我国典籍浩繁，一时不容易整理出头绪来，所以不得已只好暂时混而称之为支那学。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1号（1929年1月）。）
实际国学并非洋人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称谓。中国的学术经常发生“行其事而无其名”的事情。国学其事，古已有之；国学之名，近代有之。这一切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洋人没有什么关系。
误解三：西方文明是评价社会开化与否的唯一尺度，别无其他标准。
实际上国学正是西方文明之外的判别社会开化与否的尺度。
现代意义上的“文明”一词是近代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语。“文明”指社会进步，这种进步与野蛮的生活方式对应。由于文明来自于西方，而西方十分重视科学，所以渐渐人们将科学发展水平等同于文明水平，许多人就是以此攻讦中国不文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已经到要深刻检讨的时候了。由于文明发展速度过快，文明与文化、信仰、道德以及精神风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严重的畸形。这种畸形使人类面临种种危机。
国学的核心是文治与教化，而文治与教化是文明之外评价社会的重要尺度。文治与教化呼唤的不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进化，它呼唤人的善良与美丽的心灵，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关照与爱，呼唤生命意义的充分实现（而非充分享受）……这些正是“国学”所要做的。
误解四：中国传统之学是帝王之学而非民族之学。
近代最先提出这样观点的是梁启超、邓实，后来的多数专家都表示赞成或者默认。梁启超早在1897年就指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盛，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他认为君史“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邓实的观点更加极端，他认为：“……风俗正教，自秦至今，所谓一君主治之天下而已。以故其制度文物，则君主制度文物也；其人材学术，则君主之人材学术也；其历史，则君主一人之历史也；其宗教，则君主一人之宗教也……”邓实是个复杂的人物，《国粹学报》创刊时他写《发刊词》：“不明一国之学，不能治一国之事。”他还煞有介事地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君学之统以成，国学之统以绝”。以上见《鸡鸣风雨楼民书·总论》，载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1页。在邓实看来，连韩愈都不在国学之列，只能算是“君学”的一个人物。邓实是在20世纪初叶说的这些话，当时否定国学是绝对的主流。只有张之洞、许之衡、马叙伦、章士钊等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张之洞提出“三保”（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许之衡说：“国学出于孔子……孔子之后，国学尤繁。”《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6期。马叙伦认为国学是“立国之公理”《中国无史辨》，载《新世界学报》第9期。。事实上，中国历代皇帝都没有取得驾驭国学的权力，他们统统在国学的统御之下，换言之，他们能够改变政治制度与社会态势，但没有力量撼动国学。
误解五：孔子思想代表作《论语》都是些闲言碎语
西方对孔子的成见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是个敌视国学的代表性人物，他是这样评价孔子的：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东西。《哲学史讲演录》卷1。
黑格尔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误将《论语》作为孔子思想的唯一代表作，其实孔子的主要思想还体现在《易大传》等文字中；第二，黑格尔说《论语》里没有一点出色之点是因为他有眼不识金镶玉；第三，他说孔子所说的道德说教各国都有，而且比孔子说的还好，没有一丝一毫的依据。国人以黑格尔为大师，误信了他的话，跟着喊“中国没有哲学”，这是上了黑格尔的当。孔子的《系辞》堪称世界上最早最深刻的哲学论文之一。
误解六：“仁”是孔子思想之核心。
绝大多数儒家文化研究者都认为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孔子五十而学《易》，并为《易经》增添了《大传》新篇，使《易经》完整起来。孔子之前的《易经》版本中是没有“仁”这个字的，“仁”字的使用始于老子与孔子，老子与孔子是谁第一个使用这个字，现在已无从考察，可以断定的是，仁不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从孔子代表作《易大传》考察，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易”，或者说“易”比“仁”更根本、更重要。没有“易”做基础，“仁”就与基督教的博爱异名同物了（一个是不分等级的爱，一个是分等级的爱）。简言之，“易”就是三才（天、地、人）之道（天、地、人所走的路），走路是一种变化过程，所以用六爻代表各种道的变化。爻有阴阳之异、等级之分，阴阳或等级错杂形成文（天文与人文），人文由人来选择。中国人先是进行这种基本的选择（天为主，人宾从）。确立选择之后才谈得上仁爱。即使讲仁，也首先是对天地行仁义，而非对人自己行仁义。所以，孔子的基本思想是敬天，而非爱人。
误解七：现代之果乃是由于传统之因。
林语堂是把现代当作传统加以批评的典型，他说：当他察觉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孕之德行：智、仁、勇、信、礼、义、廉、耻，并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将赞许伦敦警察之义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动摇起来了。有许多事情使中国人老大不悦意，使他们震惊，使他们生卤莽粗野之感，如夫妻俩挽着膀子同行街市，父亲和女儿互抱接吻，银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车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么地方都是接吻。此等举动使他确信中国文明诚为万邦轩冕，无以伦比。但是有另外种种事情，像普通贫民都能识字，妇女而能写信，普遍的爱尚清洁，学生的敬爱师长，英国小孩对答长辈之“是了，先生”的随口而出，诸如此类，俱堪无穷之玩味。再加以优良之公路、铁道、汽船，精美的皮鞋、巴黎香水，雪白可爱的儿童，奇妙的爱克斯光、摄影机、照相、德律风，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国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吾国与吾民》。
显然，林语堂所批判的正是孔家店被打倒之后中国的现状，孔家店被打倒，一切都乱了套，社会迅速地堕落，这正说明中国人离不开国学，离开了，道德就会沦丧，人心就会涣散，法律就会失控。
误解八：国学掩盖了对妇女残酷的压迫。
以小概率事件为据否定国学是仇恨中华文化的人惯用伎俩，攻讦传统文化者非常喜欢举烈女殉夫的例子。举得较多的例子包括张天锡宠妾阎氏、薛氏殉夫的故事，杜嶷令妾剖腹取信的故事，房玄龄妻子自剜其目的故事。
张天锡宠妾阎氏、薛氏殉夫的故事梗概：
十六国时前凉王张天锡自觉病重，召宠妾阎氏、薛氏于病榻前，对她们说：“我死后，你们不可再嫁。”二妾听罢一起举剑自刎。后来张天锡却痊愈了。《晋书·烈女·张天锡妾阎氏薛氏传》。
杜嶷令妾剖腹取信的故事梗概：
南朝梁时有个叫杜嶷的人，纳了个貌美的妾。有一天，这个妾收到父亲来信，她正在看信时杜嶷归家，妾惊慌之中将信吞入腹中。不想被杜嶷发现，杜令妾剖腹取信。信取出时，其妾一息尚存，眼巴巴看着丈夫读，等丈夫知道冤枉了她时，她已经气绝身亡。《太平广记》卷129。
房玄龄妻子自剜其目的故事梗概：
房玄龄年轻时得过一场大病，自以为不久于人世，嘱咐妻子说：“你还年少，不必为我守寡。”妻子听罢大哭，自剜一目以示将来守节不嫁。《太平广记》卷270。
没有人会怀疑史书记载的真实性，问题是这些例子并不足以得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男人天堂、女人地狱的结论，因为这些都是个案，不足为据。为了保证家庭稳定与和谐付出些许代价再正常不过了。上面讲到的女人不幸的小概率事件，比起现代社会女人受到的摧残真是沧海一粟。
误解九：《山海经》是重要的国学经典。
许多人把《山海经》视为国学经典，其实《山海经》在国学之外，《山海经》自有其价值，但它在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之外。
类似情形很多，比如有人把王船山也算作国学大师，很成问题。王船山是中国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近代科学思维的开始，已经脱离国学，倒是具有了一些西学的倾向，把王船山的学说划入国学很勉强，毋宁说王船山的创新是国学之反动。
误解十：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好的都归入西学，不好的都算在国学账上——这是崇洋媚外者惯用的伎俩。
萨特对美的本质的认识登峰造极，认为万物因为有人的见证才显示为一个统一的风景。其实柳宗元的“美不自在，因人而彰”比萨特说得更明白，也更精练，而且早萨特一千多年。
海德格尔有一个这样的观点：世界是人活动于其中的世界，人（此在）是“澄明”，是世界万物的展示窗口……其实这个说法完全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展开。
里普斯被认为是现代美学“移情说”的首倡者，他说审美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自己。这分明是庄子“与物冥合”的翻版……
国人是宁信洋人，不信自己。
2 国学正义
“国学”一词自古有之，只是意思与今天大不相同。《周礼·春官·乐师》曰：“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最初的“国学”指国家学校。汉朝改国学为“太学”，晋朝又更名为“国子学”，北齐称其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直至清朝终结。宋明以还，国学被赋予新意，代表中国特有的传统学问（儒、释、道、文、艺、杂）。
西周国学设在王城或诸侯国都。国学分为小学与太学（大学）两个学部。中央政府设五所太学：
南面的太学称“成均”，为学习乐舞之所；
北面的太学称“上庠”，为学习经典之所；
东面的太学称“东序”，为习武之所；
西面的太学称“瞽宗”，为学礼之所；
中间的太学称“辟雍”《诗经》提到了辟雍。，帝王承师问道之所（在五学中地位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