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叶拉金是苏联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提琴演奏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入侵苏联时，他没有随人们一同撤离莫斯科，随即被德军俘虏，送入遣送营。二战结束后，他辗转到了美国，继续从事音乐事业，曾在休斯敦交响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手。1951年，他写了一本书——《驯服的艺术》，使他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
《驯服的艺术》是一本回忆录，作者集中回忆了自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苏联的经历。由于其命运动荡，又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以及机缘巧合地遇到了当时苏联的艺术精英，因此书中更多地涉及到了那些艺术家的生活，他们的艺术成就、苦难及困境，并从侧面反映了那个特殊的时代。而他本人，则像是一个旁观者。
其实，尤里·叶拉金自己的经历也颇为复杂。书中透露不多，倒是译者田智在前言中告知了读者一些详情。他的父亲原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十月革命后，因“沙赫特案件”（那个时代中的许多冤案之一）的牵连，他父亲随同当时大批工程技术人员遭到迫害，流放到西伯利亚。他母亲是一位钢琴家，也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他从小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小提琴。母亲在父亲流放时也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当时，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的他也不能幸免，被捕入狱。之后，因实在找不到他牵涉其中的确凿证据，数月后被释放，但被剥夺了苏联公民权。没有公民权，就意味着不能在莫斯科长期工作和居住，十九岁的他只能在一些音乐团体里打零工以维持生计。最终，他在瓦赫坦戈夫剧院里找到一个小提琴演奏的临时职位，并在剧院领导的帮助下拿到了莫斯科长期居住证，领导还设法帮他摘去了“被剥夺公民权”的帽子。从此，他跻身艺术家阶层，享受到一些特权。
此书分为两部分：戏剧和音乐。无疑，精华部分大多集中在前者。在这部分，他描述了许多当时戏剧界的人物。那时，苏联成立不久，沙俄时代的戏剧人才被遗留下来，那些戏剧大师被允许继续从事戏剧事业。作者告诉我们，列宁时期的苏联，政治运动还没有波及到艺术领域，艺术家仍然受到尊重，艺术创新也没有遭到太多干涉，艺术家们仍然可以自由创作，尤其是在形式上可以进行大胆的实验。这后一点尤其意味深长。我猜想，出于保护艺术的初衷，当主题被限制在有限范围后，对形式上的创新不加限制，不失为一个聪明之举。那时的意识形态管理者和高层人士还依循沙俄遗风，把自己看作艺术庇护者。在工人、农民忍饥挨饿的时候，他们仍拥有丰富的食品，住高级公寓，还有别墅供度假使用。
今天，我们只知道那时著名的戏剧导演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而实际上，那时是群星荟萃，许多戏剧导演的成就并不比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低。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众多戏剧导演，包括一些新起之秀，并较为中肯地评价了他们的艺术特点，尤其对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推崇备至。在他看来，梅耶荷德的成就超越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只是由于种种其他因素（也许是出于更正直的原因），他的名字被掩盖了。
令人诧异的是，他们那时的戏剧音乐，即我们今天被称之为话剧的音乐，是现场演奏的。导演们在编排一出新剧时，先要邀请音乐家专门为该剧作曲，然后演出时由乐队坐在舞台侧面进行现场演奏。他们演出一场话剧，就像演出歌剧那样阵容强大，布景豪华，挑选出的演员，个个气宇轩昂，举止高贵。而且在当时，许多演员本身就是贵族的后裔。他们躲在艺术的象牙塔里，暂时与外面的腥风血雨隔绝。
除了导演，作者在书中还追溯了一些出色的演员，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米特里·多里亚克。作者说，在瓦赫坦戈夫剧院的走廊里，挂有许多优秀演员的照片。在紧挨着“史楚金旁边的肖像是一个年轻俊美的男子。那是一个侧面像，他贵族气十足的英俊脸庞上流露出真正的高贵气质，处处显出和谐与完美，世界上的雕刻家无人能构思出比他更俊秀的脸庞。”德米特里·多里亚克聪敏、正直且富有勇气，从不与权贵做交易，“是年轻的俄罗斯绅士、是不顾一切的豪饮汉子，是唐璜，是一个集无畏、冲动和慷慨于一身的人物。”
每天夜晚，只要有他的演出，剧院门口就会聚集许多姑娘，只为一睹他的风采。之后他主演了电影《巴黎的火焰》，更使他名声大震。电影迅速给他带来了大把钞票，使他得以进入权贵们享用的豪华餐厅。在高档饭店里，侍者争相为他服务，为他安排最好的座位，提供最好的美食。那是因为与权贵们相比，只有他真正懂得美食，也只有他以欣赏的态度享受那些美食。“饭店中盈门的苏联新顾客们，他们既吵闹又粗俗，不懂得欣赏佳肴与吉卜赛演唱，分不清纯正的香槟酒和苏联的冒牌货。”而对于德米特里来说，“在一个豪华的饭店内度过一个晚上，是从铁幕后面走出来的唯一合法和相对安全的方式，或者说至少创造了那样一种幻觉。”
不久，他开始遭到批判，经济来源中断。但他变卖衣服和唱片，依然邀请朋友或独身一人进入那些饭店，却受到更热情的接待。尽管他告诉侍者，自己已经囊中羞涩，但侍者回答他，别为钱担忧，他们会提供最好的食物给他，并幽默地对他说：“食物是政府的财产，大家都有份。”作者接着说道，“这些阴差阳错残留下来的遗老遗少们（指侍者）属于那个已经被毁灭、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他们一致将德米特里推举为他们的国王。他们选择了他，并没有经过预谋和商讨，只是出于直觉和潜意识的感情，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感情理解为一种抵御时代的姿态与象征。
《驯服的艺术》除了描绘导演、演员外，还描写了他所遇见的作家和音乐家。作为一个反面例子，作者详尽地描述了阿·托尔斯泰在那个时期的行为，一个曾写出过恢弘史诗，之后却甘愿沦为宣传工具，并最终成为寄生在集权制度下的小丑。
当斯大林时代来临之际，艺术的象牙塔已不复存在。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整个瓦赫坦戈夫剧院里的人都深具良知，他们机智地与时代周旋，在艺术残留的夹缝中，努力保全自己的人格。
尽管在书里，尤里·叶拉金没有明确说到他自己是如何应对那个时代的。但通读此书可以发现，他是以一种且把生活当轶事的方式来处世的，把自己的艰难处境当作一场遭遇风浪而搁浅的航船事故——以一种类似自我忽视的方式来应对特殊时代与社会。我想，这种“暂时出世”的方式，在那些非理性的时期里有其特殊效应。否则，你如何在黑白颠倒、良知泯灭的时代里正常地生存下去呢？
富有意味的是，译者在前言中介绍作者时曾暧昧地说道：“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不知是来不及撤退，还是有意留下，他最后进入了德国遣送营。遣送营是德国为从占领区裹挟到德国去的人而设的。”—— 据我所知，所谓遣送营是专门裹挟那些被占领区的专家、学者、艺术家等有用人才的。
我不想忽略这一“事迹”。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审视尤里·叶拉金当时的心理动机，也不是给民族主义者们提供据此唱高调的起飞跑道，重要的是我们自身的反应。在如何看待这件事中，无疑包含了每个人的价值观，包含着潜藏在我们自身意识深处的一面自我映照的镜子。良知，不只是不参与混淆黑白；还意味着拥有一种罕有的判断力——对混杂着各种颜色画面的清晰鉴别。还是让我来援引一段被称作俄罗斯命运阐释者的别尔嘉耶夫的话吧：
“我生逢一个对祖国而言、对整个世界而言灾难深重的时代。我亲眼目睹了整个世界的毁灭和新事物的诞生。我可以观察到人类命运非同寻常的意外变故。我见到了人们的变迁、适应、背叛，或许，这就是生命中最沉重的东西。从我领会到的各种体验里，我得出一个信念，有一个最高的力量守护着我，不让我毁灭。这个充满了多少事件和变化的时代，曾被看成是有意义的、重要的，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对整整几代人来说，是不幸和痛苦的岁月。历史并不怜惜人的个性，甚至也没有发现它的存在……我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在深层次上，我不归属任何事物……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我是反社会的……我永远是一个精神土壤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自我认识》）
这是突破了长期以来由梦幻般言辞组成的高调包围层的一个清醒者的自白，一个哲人对自己时代的自我定位的剖析，一个真正具有良知的人才能发出的最真实的声音。
凡人的别样滋味
《凡人》，一个出生于1933年的老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新作。以他这样的年纪看待事物，回忆往事，总会不由自主地带着某种审视的目光，看出一些别样的滋味来。只是不要以为这是老作家的忏悔录。不是的，这只是他对日常生活的一些隽永的回忆。
一位中年男同事与一位年轻女同事去海滨城市出差，在办完公事之余的时间里，一起去海边走走，这是人之常情。海水在嬉戏，天气又如此之好，不如索性下海游一会儿泳。于是他们渐渐地游到了一个树阴密布的无人小岛上。躺下，休息，然后做爱。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彼此间产生了一种心领神会的信任感。这种感觉如此珍贵，以至于内心充盈着被甜蜜的秘密激起的无限喜悦。生命，在这一刻弥散着光芒（这则故事被作者轻描淡写化了，因为这样的轶事在小说里有多起，也为行文简洁流畅的缘故）。但是，如果从一生的时间长度去衡量这一段插曲——唉！我该怎么说呢——它恰恰是生
命之树中一支新芽冒出的起始点。
菲利普·罗斯在小说中讲述了一个老人回忆自己一生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总是意味深长，从中可以看出菲利普·罗斯的内心恐惧，因为他在小说中不断地想到生与死的问题：一边不断有人走入医院，一边不断地回味自己年轻时的风流韵事。
小说以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为主人公，他有许多机会逗留在优美风景地，也有许多机会接触漂亮女模特，于是内心泛起了阵阵涟漪——“突然看见梅瑞特在马路另一边用她那懒洋洋的、笔直的、梦游般的姿态走着，这种带着野性的自信永远都能迷死他。”——推动着他的生命进程向前滑行，飞上峰巅，或者坠入深渊。
只是菲利普·罗斯奇怪地在小说中采用第二人称作为叙述者。我猜想，这也许是为了与“我”有所区别，但又不能离得太远，只是拉开一点点距离，既可传达出自己一份真切的感受，又可作一番审慎的透视。由此推断，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是杜撰的，但人物的心情必是真实无疑的。
小说主要叙述的是家庭关系，出入其中的人物大都是（或一度是）家庭成员，他们之间在血脉上或姻缘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这就是凡人们所关注的事情——占据他们心头的总是生老病死和爱情亲情。与他以往的小说相比，菲利普·罗斯似乎把目光收拢了起来，他把《凡人》聚焦在家庭范围内，离喧嚣的世界越来越远，并更注重个人的感受，以及对感受的时间回溯中深邃意蕴的琢磨。
这部小说交替出现的是年轻女性给予中年男主人公的激情记忆和有着雾霭一般的回忆愁绪。它们对应着人生两部分的内容：高峰与低谷，以及这两者之间转换时产生的一种平原般的平缓岁月。而这个离过三次婚、最终依旧孑然一身的男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使他想起的都是那些从生命枝蔓中生出的轶事。
菲利普·罗斯撰写此小说，也许是要换一种眼光审视人们熟识的一切。他似乎在表明，人生是由许许多多的岔路与小径组成的。对于凡人们来说尤其如此。通常，我们总是习惯朝前瞻望，并不在意已经走过的路途，不到特殊时刻不会转身回望。但是，真正的价值常常被“遗落”在过往。收拢起洒落在各处的记忆珍珠，列数自己曾经获得过多少珍奇，而不必急着往前冲——这是因为，生命最终是由过往的印迹缓慢刻就的。由此而论，对生活的习以为常在认识上的颠覆，不是出自愤世嫉俗者的年轻心胸，而是来自成熟者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