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湖塘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16年秋天，17岁的方志敏在弋阳县高小读书，他在学校图书室看了很多进步书籍，并组织了“九区青年社”，专门与土豪劣绅作斗争。当时，有个姓张的大地主想弄个“省议员”当。他让手下用钱去买选票，老百姓议论纷纷。为了阻挡姓张的大地主，方志敏写了一篇小字报“张地主十大罪状”，连夜贴在县城最显眼的地方。城里的人都挤着去看小字报，拍手称快。张地主气得浑身发抖，派出爪牙终于找到方志敏。面对威胁，方志敏不慌不忙地说：“我早给报馆和警察署写好了信，今晚我要回不去，就有人将信寄出去。你残害学生的事情全省的人都会知道。”地主无奈，最终还是让方志敏走了。姓张的地主终于没有当上议员，而方志敏却成了弋阳城里很有名气的学生。
1918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卖国政府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激起了群众极大愤慨。一天，弋阳高小的师生在操场举行声讨段祺瑞卖国政府的集会。方志敏平时最敬佩的一位青年教师刘老师，登上台子演讲。他慷慨激昂地说：“卖国政府把我们的国家一片片出卖，日本帝国主义又要鲸吞我们的神州。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抵制日货。”说着，刘老师把平时用的日本牙粉、日本脸盆拿出来，一脚踩碎牙粉盒，又用石头把日本脸盆砸碎。同学们都被刘老师的爱国行动所感染。方志敏抬腿跑到宿舍，把他铺的一床日本草席抱出来，跑上讲台，点燃一根火柴烧着日本草席说：“我向刘先生学习，坚决不用日货。”
1919秋天，方志敏在南昌江西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他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当时，方志敏所在的这所学校办得很糟糕。学校凭私人关系任用教师，有的教师什么都不懂，甚至连学生都不如，只要有门路，就能教课。学生们意见很大，方志敏代表全班同学，向校方提出更换教师，但几个月过去了，也不见音信。当时，学校宣传队正好要排节目。方志敏灵机一动，编写了一个剧本《私塾怪现象》。戏中有三个主要人物：校长，校长老婆，校长的儿子。校长当领导，校长老婆连字也不识，什么课都敢教，校长儿子只管摇铃。《私塾怪现象》主要讽刺了学校的腐败，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大家看得开怀大笑。而校长看完戏恼羞成怒，下令立即停演，还给方志敏记大过一次。
1922年，方志敏又进了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对英文抓得很紧。方志敏找到了英文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一边学英文，一边学这两部伟大著作。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社会主义”，因为方志敏开口闭口不离“社会主义”这个词。方志敏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读书会，专门学习和探讨社会主义。那时候，阅读革命书籍非常困难，书籍、报刊杂志常被没收。方志敏托校外的同学订进步杂志，再带进学校阅读。白天不方便，晚上熄灯后，几个人才悄悄地进行讨论。
1922年夏天，方志敏到了上海。那时候上海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上海的马路上，方志敏看到，洋人的警棍在黄包车夫的身上飞舞，喝得烂醉的外国士兵肆意侮辱中国的百姓。一天，方志敏和几个朋友来到“法国公园”门口，一个显眼的牌子映入眼帘：“华人与狗不准进园。”方志敏站在牌子前，热血沸腾脸发烧，感到一种奇耻大辱。堂堂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都不能自由行走。面对这块耻辱牌，方志敏暗暗发誓，一定要赶走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一定要铲除“华人与狗不准进园”这块耻辱牌！ 很快，方志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南昌起义后，方志敏返回弋阳发动秋收暴动，先后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中共横峰区委书记。同年11月至1928年2月，与黄道等人组织领导了弋横暴动，失利后率部转入磨盘山区坚持斗争。期间任弋横贵铅上五县工委书记。1928年4月，任中共弋阳县委书记，并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领导建立了弋阳、横峰县苏维埃政府，任弋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29年3月后，任中共信江特委书记兼中共贵溪县委书记、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建立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1930年8月以后，先后任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赣东北省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常委，以及赣东北特委常委、赣东北省委常委和闽浙赣省委书记。1930年7月，方志敏等又领导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1931年3月接任军长，后任政委。1934年11月曾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以后，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闽浙赣苏区新红十军等组成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十军团在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部队被敌人截成了两截。方志敏率领的800余人冲出了包围圈，却发现大队没有跟上来。作为主要领导的方志敏提出要去寻找被围的部队。另一位负责人说：“你是主要领导，还是让我去吧！”方志敏说：“不行！我没有理由留在这里，我要把战士们带出来！”方志敏毫不犹豫，不顾个人安危，又一次进入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了大队人马，可是，大队人马已经被14个团的敌人重重包围，情况万分危急，敌人见人就杀，见粮就抢，见房就烧。红军被包围在荒山僻野之中，没有吃的，只能采集野果充饥；野菜也采集不到了，只得忍饥挨饿一次次突围。
部队经过与敌人激烈的搏斗，最终只剩下了80多人。方志敏已经7天没吃东西，饿得两腿都站不住。他带领战士翻山越岭，并鼓励战士们说：“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越苦越要干。”最后见突围无望，方志敏又命令机要员把文件和密码本烧掉。他说：“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守党的机密。”有的战士当时有些灰心，方志敏又说：“我们虽只是一支小部队，红军主力还在，胜利仍然是我们的。共产党是永远打不垮的！”有的战士建议他化装到白区去躲避一阵，方志敏却摇摇头拒绝了。1935年1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在皖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不幸被捕。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只有两个铜板。敌兵始终不相信，堂堂共产党领导，竟然如此的穷酸。
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了方志敏，认为是“剿共”的一个重大胜利，要在上饶举行一个“庆祝大会”。敌人把五花大绑的方志敏带到了台上“示众”，方志敏昂首挺立，正气浩然，“庆祝大会”草草收场。敌人要把方志敏押送到南昌，途中要经过方志敏的家乡弋阳县。敌人又要在弋阳开一个“庆祝大会”。可是，几千名愤怒的弋阳百姓，个个手拿锄头、木棍、扁担，聚集在公路两旁，准备抢回他们敬爱的领袖方志敏。敌人还哪敢开什么大会庆祝，慌忙把方志敏押进装甲车，惊慌逃走。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敌人又要召开一个“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然而敌人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庆祝大会”竟然成了方志敏宣传革命的演讲大会。从上饶到弋阳，又到南昌，敌人的三次“庆祝大会”都没开成。
蒋介石获悉方志敏被抓到了，立即密令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千方百计劝降方志敏。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头子俞伯庆对方志敏假惺惺地说：“蒋委员长很想重用你，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方志敏听了，鼻子哼了一声，说：“蒋介石是什么东西！”俞伯庆又说：“你们不是失败了吗？”方志敏坚定地说：“不！我们在军事上暂时失败了，政治上并没有失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永远不会失败！”俞伯庆劝降不成，敌人又派弋阳县长以及教过方志敏的一个乡绅带着水果、点心来劝降。方志敏回答他们：让我投降？休想！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的信仰！
劝降失败了，敌人露出了豺狼的凶相，他们残酷地折磨方志敏。方志敏本来就患有肺病，残酷的折磨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敌人还不断地用酷刑摧残方志敏，用皮鞭抽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方志敏忍受着巨大的疼痛，毫不动摇，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敌人黔驴技穷，最后又拿来纸和笔，让他写“口供”。方志敏被捕后一直想写点东西，就利用这个机会，埋头写了起来。他知道，时间不会太长了，敌人总会下毒手的。在牢房里写作的艰难可想而知，方志敏又重病在身，写不了多大工夫就头晕。他咬牙坚持，一字一字地写。实在不行了，就停下来喘口气。就这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方志敏饱含激情和对党的忠诚，在敌人牢房里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作品。书稿最终通过一个同情革命的狱卒带出了监狱。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6岁。
（撰稿杨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