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
操以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操问彧以策谋之士，彧荐其从子蜀郡太守攸及颍川郭嘉。操征攸为尚书，与语，大悦，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以为军师。初，郭嘉往见袁绍，绍甚敬礼之，居数十日，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吾将更举而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于天下，人多归之，且今最强，去将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复言，遂去之。操召见，与论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为司空祭酒。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是建设不成共产主义的。”
锐圆把两位革命领袖的话揉巴揉巴，基本上可以提出一个断论：一个没有超强谋士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一个没有超强谋士在旁边帮忙的军阀，是不能有政治作为的。
曹操的首席谋士是荀彧。荀彧字文若，颍川郡（今河南禹州一带）人。颍川是大郡，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私学尤盛，故而也是人才高地。教育出人才，这个道理古今一也。
每朝每代，都有人才的培育方式，也有主要产区。曹魏的人才，文出颍川，武出谯沛，荀彧、荀攸、郭嘉、钟繇、陈群等都是颍川人。顺便说一下，陈群的爷爷陈寔（shí）是宗师级人物，荀爽（荀彧的叔父）、贾彪、李膺（后汉党人领袖）、韩融、王烈、管宁、华歆、邴原等都曾师从于他。
荀彧为避董卓，举家迁往冀州，先投奔的是袁绍。荀彧看袁绍难成大事，又转投时在东郡的曹操，曹操大悦曰：“吾之子房也。”
奉天子迁许都后，荀彧推荐了比自己还大几岁的侄子荀攸（字公达），荀攸当时避乱于荆州，曹操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
荀彧还推荐了郭嘉，郭嘉当时也在袁绍那里混。曹操也是大喜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补一笔，曹操第一次见程昱：“太祖与语，说之。”
曹操第一次见贾诩：“喜，执诩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
官渡之战时，许攸弃袁绍来投，“操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
荀彧、郭嘉从袁绍阵营投奔到曹操这里，让曹操人格魅力重于天下；贾诩劝说张绣第二次投降曹操，赌的是曹操胸怀大度不结私怨（张绣第一次投降又反叛，曹操的长子侄子爱将典韦死于是役），所以让曹操信重于天下。
曹操恕张绣而不宥陶谦，时与势也。曹操迎奉天子以后，性情行为大变，说他此时已有“我为文王”之志，恐怕有诬陷我们阿瞒之嫌，但大权独揽、号令不臣的五霸之志，却是有的。既然有了远大的政治理想，所以性情行为就要按照公众希望的样子来修炼。虚怀若谷，礼贤下士，这都是必要的课程。
从党锢之祸到董卓之乱，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不论在朝在野，用四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灰心丧气”。帝国的秩序急速崩溃，帝国的法统岌岌可危，帝国的皇帝被抢来抢去，帝国的子民惨遭屠戮，朝廷一错再错、一误再误，黄巾军不成气候，民乱已定，原来的朝廷官员摇身一变，成了只顾抢地盘的军阀，看不出他们有恢复纲纪的任何行动。
那么士大夫在乱世是如何自处呢？
一、“苟全性命于乱世”。首先，要有一点军事学常识，家在四战之地，兵家必争，一定要想办法搬家远避。比如荀彧就知道颍川要打仗，这是必需的，所以全家搬到冀州。果然，董卓派牛辅带着李傕、郭汜等扫荡了颍川，荀氏家族死伤不少。其次，有些地方貌似安全，也不能排除流寇骚扰，当时，黄巾余部、地方诸侯混杂区域，官匪不分、官匪一家，连曹操的父亲都敢抢，何况你是一般人。这种时候，还不能完全做缩头乌龟，要组织民团，保家卫城，比如程昱在老家东阿便是如此。程昱等于二次救了东阿，一次是防备黄巾，二次是抵御吕布。当时举家避难于偏僻之地的名人不在少数，如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田畴举族迁于幽州徐无山区，邴原将家人带入郁州山中，都是这个主意。大家可以在避难之地躬耕自给，但注意粮食别打得太多了，那个时代，有粮比有钱还危险，有钱招贼，有粮招兵。
二、“选择闻达于诸侯”。搬家逃难，终非善策，何况乱世也是有为之时，所以士大夫们在那个时代，需要格外长一双慧眼，到朝廷做官风险很大，出息不大。汉室的气数已尽，当时的明白人都可以作出这个判断，为此他们的心情很复杂。想到建国四百年的辉煌成就，他们很感奋；想到党锢之祸，看到眼下的烂摊子，他们又灰心丧气。于是他们中间那些不甘寂寞有匡扶帝国雄心的，有救国救民良心的，有出人头地野心的，都胸怀未来放眼中原，看看谁是最可爱的人。
天下大乱，非枭雄泼皮不能雄起，没有铁腕狠心不能典兵，文士如刘表者，枉居一州，虽有声望不足以动天下。读书人这时候定位很清晰，既有王佐之才就只能找一个能扶起来的主公，这就是出路。“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乱者，此智者所宜详择也。”程昱的话是有代表性的。
曹操的谋士群最为庞大，一方面是曹操有人格魅力，一方面是他打着辅佐献帝、恢复中央权威的招牌，所以在整个建安年间，许、邺间的士大夫们中间一直有一种暧昧的气氛。拥曹？拥汉？亦曹亦汉？先曹后汉？先汉后曹？借曹拥汉？这种不确定的飘浮状态一直存在，包括首席谋士荀彧也是七上八下。
曹操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尽量能达成共识，他也玩“不争论”，把大家的共识建立在“剪灭群雄”这个最大公约数上，团结一致向前看。平定群雄以后怎么办？还政于刘汉还是另起炉灶，曹操选择了“模糊战略”，不亮底牌。对于坚定不移以刘汉为正统的知识分子，曹操心里有判断，但是一直在笼络团结。曹操和很多文士的关系，细品都是很有味道的，新编历史剧有《曹操和杨修》、《曹操与陈宫》等。其实，曹操与荀彧是更绝的题材，他们两个政治理想有差异，刘备、诸葛亮也是，但合作愉快，孙权和鲁肃的关系也是值得细品的。
群雄割据时代，攻城略地固然重要，攻心也很重要，曹操在这方面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因为汉天子在身边，但是他处理得也最成功。
社会骤入混乱状态，人们也顾不上什么社会理想，大家都以生存活命为最高理想。待得动乱稍定，就需要政治领袖包括割据一方的军阀亮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想，提不出这样的理想或者目标，特别是不去努力实践这种理想，就会渐渐失去人心，反之，就会吸附人才，并影响更广泛的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