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灵皇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
太常江夏刘焉见王室多故，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离叛。宜改置牧伯，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内欲求交趾牧。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乃更求益州。会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而耿鄙、张懿皆为盗所杀，朝廷遂从焉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东海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鲁恭王之后；虞，东海恭王之五世孙也。
外戚、权阉、权臣、地方割据以及宗室，都会对皇帝专制制度的核心——君权——造成威胁，这些不合程序的分权甚至夺权，都会影响到君权的正常行使，也会影响到帝国的正常运作，最后导致政治危机乃至社会动乱。后汉帝国，外戚之患始终不断；阉宦之患为后世形形色色的宦官当政弄权开了先河；来自宗室内部的危害，在春秋战国时代为严重，历史教训比较多，所以汉代对此防范较深，但宗室作为一种势力，始终没有退出权力斗争的舞台；到了后汉之末，地方割据势力因社会危机（黄巾起义）而膨胀，进而将势力扩张到中央，形成了不受君权约束的权臣，权臣对君权的危害最后是颠覆性的，那就是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站在后汉帝国君主的立场上，这种危机都是自己一步一步、一天一天造成的，政治黑暗造成了社会动乱，而此起彼伏的民变，客观上催生了地方势力的成长。我一直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就是社会治乱是由一种能量决定的，这种能量应该是可以量化的，社会动乱是动乱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一能量积累到什么程度，就会产生什么样式的动乱。
像绿林、黄巾这样遍地星火但组织程度比较差的动乱形成，地方势力就有机会收拾局面，并有意识地恢复秩序和权威。秦帝国既没有分封，郡县的权威也没有有效建立，所以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全国糜烂；而王莽时期和后汉黄巾时期，地方势力却能够有意识地保境安民，维护辖区的治安，这就为全国秩序比较快地恢复（不用等待动乱能量释放殆尽）创造了条件。
从实际情况看，黄巾之乱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汉帝国的统治，黄巾领袖张角在起义当年就一命呜呼了，他没有来得及像黄巢、李自成那样建立自己的政权，反而给地方势力提供了机会，造成了地方势力养匪自重的局面。
后汉的地方势力，究其重要的，多为“中央下放”，宗室方面有刘焉刘璋父子（益州）、刘表（荆襄）、刘虞（幽州）等，朝廷官员（官宦子弟）有袁绍、袁术、曹操、孙坚等。
宗室刘虞在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做了幽州牧，接着在朝廷官拜太尉和大司马，应该是宗室中人望最高的。在非常时期，朝廷顾不上猜忌，起用宗室为三公，并执掌兵权，应该是对外戚、权阉当权的一种反动，对当时的政治不无裨益，但是，刘虞因各种原因并没有真正到洛阳履职。在董卓废立之后，袁绍、韩遂还一度想立刘虞为帝，这事一来遭到刘虞本人的坚决拒绝；二来袁术、曹操也从不同利益角度考虑，不赞成此事。如果关东诸侯当时能够统一认识立刘虞为帝，与董卓所立的献帝刘协分庭抗礼，大汉江山或许还能延续也未可知，有没有后来的三国，或许也当别论。
《三国演义》对刘虞的描述不多，对这个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也没有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