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
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卲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曹叡对组织部长卢毓说：“咱选干部不要老选那些有名气的，名气这个东西只能画饼充饥。”
卢毓是刘备、公孙瓒的老师卢植的儿子，世家子弟，他回驳了老板的需求：“是的，通过名气选拔干部只能选到一般的人才，而得不到超级人才。抱歉我这双拙眼是发现不了超级人才的，我只能把一般的人才先用起来，以后再考察他们是不是名副其实。现在关键的是建立一套考绩的办法，防止那些不合格的人混进革命干部队伍中来。”
曹叡一听有理，于是安排官员的业绩考核。
这两天在读从网上邮购的郭沫若早期著作，计有《十批判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历史人物》。郭沫若以前写的东西还是有含金量的，他试图以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读历史。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以及划分，我觉得郭沫若的思路是有推衍价值的，也就是“封建”和“郡县”的区别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并不是巧克力蛋糕，一层一层截然分明。秦始皇灭六国，把过去的世家折腾掉不少，再到刘邦，那更是一次彻底的淘换。从汉初开始，到光武中兴，再到曹丕受禅，再到司马炎的泰始革命，虽然也流血，但总体上和秦末汉初这种彻底的阶级暴动和阶级革命不同，所以积累下来的豪门世家非常多。异姓王铲除了，但郡县百官实际上也是普遍世袭，也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印度电影《流浪者》里女主角的父亲说：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这种血统论说到个体是一种偏见，但对整体而言，却相当真实地描述了社会现实。
魏晋门第观念深重。其实从汉高祖刘邦以来，政治结构并未发生本质的变革，这是一种积累，是一种极致表现。这期间，体制内的王莽和体制外的张角都没有更高明的意识形态和强大的政治运作能力来改变这一切，尽管他们想改变一下。
汉之嬗魏，魏之嬗晋，我们可以看成是一种家族式的轮流执政，国家的政体未尝有变，积弊也并未彻底舒解，所以，我们知道，改朝换代不能解决问题。
曹叡认识到身边没有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削除反侧的大才，也发现现存的干部路线保护的都是一帮庸碌之辈，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很快就向这个官僚体制妥协了。
曹叡说“选举莫取有名”，就等于我们今天讲“不要光看文凭”，可是对于卢毓这样执掌用人权的官员来说，不让他看文凭，他看什么？他看文凭，又能看出什么？前段时间北大特许N所中学校长可以直接推荐学生上北大，引发了社会的讨论。光从字面上理解选拔“特殊人才”怎么会有争议呢？人们担心的就是高考这个唯一的民间精英上升的管道遭到践踏，事实上这个管道已经虚弱不堪了。
最近看到一些报道，说在基层县乡的干部选举和选拔上，世袭的情况非常多。以前还有文凭这个门槛，现在文凭贬值，“大学学历”到处都是，表面上看把很多人纳入了“机会的圈子”里，实际上正是一种机会的垄断，是一种对平民子弟巧妙的排斥。
政治固然是精英的游戏，但民意无从由正常的政治活动中表达，这个游戏肯定会在积弊之下Over。当朝廷找不到“异人”的时候，对“常士”的考核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曹叡和卢毓的对话，引发了后人的讨论，那就是说了N遍的“任人”还是“任法”。
说到“任人”还是“任法”，现代很多人会赞成“任法”，搞法治不搞人治，这个观念在今天应该说是普遍接受的。但不论在国家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制度派”往往不占主流，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文明和制度文化。从我个人的直接经验看，且不说国家的治理，就是一个公司，当它的老板在大规模整肃内部，频繁颁布管理文件，对他的干部严加考核的时候，往往也是这个公司创业精神委靡、市场竞争力下降的时候。制度和法制是工业文明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中国到今天，整体而言，还是个农业国家，虽然工业GDP超过了农业。
对条文的厌恶，对程序的抗拒，投机取巧的文化性格，都在阻碍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都在阻碍中国企业成为靠制度运行的企业。最要命的是，总是领导人和老板自己率先破坏制度，超越制度之上的特权，它是人格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