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家说，不能光说大话，出水才看两腿泥，你们得立一个军令状，谁拉全镇的后腿，我就掂你支部书记“这挂弦子”！青石沟支部书记史敬先赌咒说：“要是收不上来，就不是熊做的！”
镇里搞了三天一评比，五天一站队，把村干部逼得嗷嗷叫，到第十天头上，各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只有小桐河、西关两个村仍然拽蛋，落后了一大截。联想我到任后，组织的“教育集资、民工建勤、夏粮征购”这三大战役，西关村没有一次顺利完成任务，我就在心里给这个软蛋支部书记方明伟画上了一个道子，恨恨地想，遇着机会，非把这小子拿下来不可！
在征收统筹提留的过程中，日积月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冒了出来，哪个村都出现了一些“难缠户”、“钉子户”，他们以种种借口抵制交款。有的是因为宅基地没有安置好，有的是因为计划生育处理太过分，有的是因为上年结算不清楚，有的是办乡镇企业占了地，有的是开了矿，周边的土地没有复耕……反正理由很多，每天都有几个老大难村的群众到镇里上访告状，哭哭啼啼，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一般的反映干部作风粗暴的，处事不公的，贪污多占集体便宜的，还多少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纯粹是无理取闹。
石盘沟村的苏国华反映的问题极为可笑，他说，还是在生产队那年月，有一次队里少给他分了一箩头红薯，这件事他上访了十来年，也没有一个干部给予解决，早晚不解决，要钱没门儿！老子不要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交给这些坑害百姓的干部！信访办牛主任给我说，这小子，年年都是以此为理由抵制交款。这家伙是个“养人专业户”，与他的又瘦又小的女人当超生游击队，串了大半个中国，生了五个孩子回到村里，孩子是不生了，就是穷得叮当响，别说交钱，一到冬季，还得吃政府救济。吃归吃，从来不承情，不骂共产党，光骂村干部，是一个典型的“滚刀肉”。
兰家河村一个三十郎当岁的妇女，反映的问题更为奇特，她写了一个顺口溜，既状告村主任马恩义，又告了县人大副主任丁文强，因为文强是马恩义的外甥，因此就上挂下联了。告状信的题目是“还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内容是“山高皇帝远，强占耕地没人管；马恩义，占耕地，他的势力在县里；大队不管小队怕，他的势力在县人大；县人大有个丁文强，一家早已是商品粮；不管百姓管他舅，顿顿都吃红烧肉……”
这个女人第一次到机关，先往我屋里钻。只见她上头扑面，嬉皮笑脸，描眉抹口红，镶着金皮的两个门牙，一闪一闪的，两只眼睛睃来睃去。我让她坐下好好说话，她却把水蛇腰拧成麻花，一点也不安生，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货，叫人恶心。于是，我就叫来通信员小马，叫他带这个破鞋女人找其他领导。尽管副镇长郑东方没有分管信访工作，因为小马一向和东方要好，有事没事好钻到东方屋里嬉闹，所以一顺腿就把这个女人给领去了。
后来，东方给我说：“日他个妈呀，这个女人不得了，黏上我了，几乎天天来找我。开始还规矩一些，这几次一进我屋里，就敞开怀，不管不顾地露出白生生、长着黑乎乎疙瘩的两个大蜜蜜儿，拉着我的毛巾在里边擦汗……”
我说：“东方老弟，你看得很清嘛，养眼不？”
东方苦笑着说：“毬，咋不惹眼，看得我头皮发炸，所以我就害怕了。”
我说：“怕啥，你只要不存心搞她，她也吃不了你。还是反映文强跟他舅的？”
“不光是文强跟他舅，后来连支部书记也告上了，说支部书记给她写爱情信，信上说：‘不见你想你，见了你就想肏你……’”
我一听这么肉麻，就对东方说：“这可不得了，她是想让你肏她哩。”
东方呸了一口说：“脱光了摆到那里，也用脚夹个瓦碴盖着。不说这些恶心人的话，书记老兄，她这样缠我，你说咋办才好？”
我说：“看来你不敢再管下去了，你把她交给法庭，用法律手段解决。”
于是，她又来了以后，东方叫来法庭庭长李和尚，叫他把人领走，这女人一步一回头地说：“郑镇长啊，法庭解决不了我还找你！”
谁知到了法庭，和尚把她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干警耿兆平调查审理，老耿到兰家河村了解了几次情况后，又闹出了大笑话：过堂后，李庭长判她输理，她当庭大吵大闹，闹得和尚一时火起，说她咆哮公堂，把她铐在了法庭院里的一棵槐树上，这女人抱着树，边哭边骂：“耿兆平啊耿兆平，你肏了俺还判老娘我没理！你的良心叫狗吃了……”可是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上镇里闹过。
上访就像吸毒，容易上瘾，只要一开始向上边“讨要说法”，就刹不住脚步。果子峪村的吴太和石盘沟的孙国禄，是两个上访老户，也在其间兴风作浪。
吴太说，我反映的是老问题，就是曲广远书记当政期间，逼我们种烟，收我们违约金的问题。你们当领导的睁眼看看，这是我搜集的中央政策，交上来的钱不退给我们，一辈子也甭想叫老子交一分钱。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很叫人挠头皮，那时候收上来的钱，早已发了干部、教师工资，吃过饭拉过屎，上哪里去退？再说要退，就要给全镇百姓都退，百十万元，除了开个印票子机器，上哪里也弄不来了，好在老百姓知道窑里倒不出柴来，并没有跟着他们起哄闹事，就一个吴太已经叫人大伤脑筋了。我们找来他在县里当计委副主任、在孟坪乡当副乡长的两个叔叔做他的工作，算是基本平息下来，只是不交粮款，拿他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他撇下自己老婆，把村里一个黄花闺女拐跑了，几年没有敢进家，自此不再闹事。
另一个孙国禄，已经六十开外，外号叫“狼”。几十年来，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村里只要是当干部的，没有他不啃的，发展到后来，又咬到了镇里的一把手头上。这老东西的几个儿子都烦他，没有人管他，让他一个人过日子，经常有这顿没那顿的。此时，他并没有反映更多的问题，跟吴太一样，反映的也是种烟违约金。只不过他说，曲广远书记急着当县长，当初给他了一个承诺，说只要他不闹事儿，镇里赔他两千元。曲书记拍拍屁股走了，说话不算数，他就是要找现任领导兑现，如果不给钱，他就要上县里，掂着“锅排”找他去。
孙国禄反映的情况，处理起来依然棘手。没办法，我让信访办也把他引向法庭。李和尚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说是曲广远书记私下给他许的愿，还不让他出去乱说，“干喃一嘴面”就是了。由于有了盼头，他就答应不给曲书记难堪，考核期间不再到政府来闹。谁知等了几天，当他来镇上找曲书记要钱时，曲书记已经变成了曲县长，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对此非常愤恨，说当官的都是骗人的家伙，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从此，在村里一边抵制上边安排的所有工作，抵赖“五粮三款”，一边经常到镇里要钱。
说来也怪，在法庭叫他拿出曲书记给他证据的当晚，也不知谁在夜里把他痛打了一顿，很长一个时期，卧床不起。儿子们边管他边骂他，要他收心。派出所去调查情况，找不出打他的那些人，最后不了了之。他自己是否洗心革面，无从考证，只是从此脱离了上访队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从这两个人身上，我多少体会出一点广远兄让我对他那段历史“负责”的意味来。后来，其他事态的新发展，使我更加明白这个要求的意味幽远而深长。
正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