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和百姓对商人这个群体存在很重的偏见，从始至终，对他们不待见，不给好脸色。刘邦平定天下后，就明确要求，那些有钱的商人即使再有钱，也不许显摆，不许穿丝绸做的好衣服，不许坐车出行，还要缴纳更多的税收。到了宋代以后，商人们的子弟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连发奋努力、报效祖国的机会都被褫夺了。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不管文章写得如何，但在公开场合，绝不和商人们往来（私下里暗送款曲不算），仿佛和这些人一旦沾边，自己的名誉和前程从此就彻底完蛋，一辈子都无法抬头，八辈子都无法翻身了。老百姓更是以各种方式往这些人身上泼脏水，喜欢把龌龊不堪、让人丢脸的事（比如，男盗女娼、逼死佃农家的女儿之类的事）往这些人身上推。江湖中那些以杀人越货为生的盗匪本来自己已经活得半人半鬼、死了不能入祖坟了，他们也竟然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商人高，很有资格看不起靠劳动和智力求活的商人，比如，宋江经常向兄弟们表达，那些斤斤计较利益得失的商贾行为不是好汉所为，他的意思好像是，从商等同于矮脚虎王英强霸良家妇女的行为，一样让英雄好汉很不齿。
古代中国的商人们就是在极度压抑的生活中活着。按说一个群体都活到这份儿上了，大家还有什么积极性去从事这个行业，早应该绝种了。可是，实际上，商人们尽管活得很憋屈，但从来都没有消亡过。大家嘴上骂、手上打，实际上也就是表达一下对“别人富，自己穷”的不忿之情，商人们要是敲着鼓送来吃喝用度的好东西，没见几个不兴高采烈地跑出来，争着抢着往商人们手里塞钱买东西。皇帝们在公开场合经常宣扬重农抑商的国之大策，可真正执行起来，却是两回事。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大搞重农抑商，但到了秦始皇时期，尽管把孔、卓两家巨贾迁到别处，但到汉初之时，这两家在老本行上依然是我行我素，经商的劲头没有丝毫减退，做派依然威风。在巴蜀的寡妇清继承夫家的庞大产业后，几乎垄断全国丹砂、水银的生产和销售。看来，秦始皇活着的时候，没把这些人怎么样，认真考证起来，甚至都没表达过把这些富可敌国的商人逼到绝路上的意思。即使到了汉初，虽然刘邦对商人发家致富及其摆阔行为不满，但他的儿孙们登台后，对商人却松了绑、解开了镣铐，摆出十足的支持姿态。汉武帝还聘请商人家庭出身的桑弘羊、齐地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冶铁商孔仅来为自己打理全国财政。此后的皇帝们对商业始终抱着极大兴趣，唐玄宗曾对在自己眼前摆阔的商人王元宝说，“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对商人表达了一种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大家相安无事、各取所需和互不眼红的意思。而到了宋朝，来自商业的税收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主流。看看《清明上河图》，大家就知道了，画家张择端站在东京汴梁郊区的虹桥附近，纤毫毕现地展示出商人们快乐发财的表情和鳞次栉比的商铺，可以想象，在东京大相国寺附近的商业繁华区，商业该会发达到何种程度？有空闲时间的人可以想象一下。
种种迹象表明，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也就是说给大家听的，国家从上到下都没怎么太认真。大家都知道，农业生产的附加值实在太低，商业利润又实在太丰厚，那么多国家级的理财专家为皇帝敛财，绝不会放着肥的不杀，去杀瘦的。这么看，硬说古代中国抑制商业发展，就显得很牵强了，最起码在作案动机上就很难成立。不过，国家对商人的态度却绝对是很苛刻的，所谓重农抑商也不是说着玩的。国家对商业态度好，是因为能得到好处；对商人态度差，则是因为在皇帝看来，商人是一帮危险分子。说他们危险，是指这些人对于皇权的稳固产生极大威胁，让皇帝真的很难放下心。
在古代中国，生产力不发达，农业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生产规模小，耕地分布分散，农民们靠自己的一把子力气和上天的脸色，生产自己所需的产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大家的经济活动实际上遵循自然经济法则，也就是丛林法则。如果没人管，必然会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乃至“赢家通吃”的结局。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商人们在融通资财的过程中，赚取巨额利润，只要经商路上不被打劫，不被贪官污吏强取豪夺，自己还足够聪明，很容易变成一个地区甚至全国的富商大户。这些人有钱后，除了置买家财和多娶几个媳妇，还会想着买个官爵，变成有钱又有权的人，然后，再用权去赚取更多的钱和更多的地盘，如果这样类推下去，最厉害的大商人应该有能力当皇帝了。从历史上看，很多经商的人造反，闹出了让皇帝招架不住的大动静，比如，资助，秦始皇他爸当君主的吕不韦，等等。不对这些商人严加管束，皇帝睡觉也不踏实。
另一个原因是，在以郡县制为基本行政管理架构的古代中国，如果那些“不惜挤扁头”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是很有钱的商人的后代，这些人一旦当官，皇帝会想，在家庭熏陶下，这些人搂钱的手法比自己还高明，他开的“公司”还咋挣钱？所以，商人子弟不能当官，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的通例。再说了，有钱的商人子弟肯定比农家子弟从小受的教育好，一般而言，他们一旦铆足劲学习，登入官场的机遇比农家子弟要高得多。在广大农村地区，那些爱学习的孩子肯定不服气。由于长期落榜，这些读过书的人一旦扎入困苦的农民和衣食无着的流民之中，摇着鹅毛扇，还指不定要闹出多大的波澜，那个叫吴用的乡村知识分子和李自成的大谋士牛金星都是很好的例子。
当然，商人们不受皇帝喜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从秦汉开始，皇帝总是想着法子、变着花样搞专制独裁，经过比较后，皇帝们发现，守着本乡本土过生活的农民见识比较少，还喜欢群居，群落之间分布也不集中，皇帝编瞎话，只要能骗住群落的当家人，役使这些人，即使很过分，这些人也不容易发现，即使发现了，反抗的力量也不容易积聚起来，对皇帝的专制独裁结下的果子也不得不强忍着咽下去。而对商人们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直经商且没有破产的商人们必然要经常走街串巷，这些人见识多，和人沟通多，掏点钱，形成互助互利的利益联盟（如商会），并不是件难事。对于来自皇权的厚颜无耻剥削，这些人表示出不满，可就不是停留在发发牢骚的低层次水平了。
大家都是从商的，锱铢必较是职业素养，脑子灵光是必备能力，爱财如命是天生品性。皇帝想忽悠他们，割他们的肉，扒他们的皮，他们的疼痛感比那些没钱的人更敏感，也就更容易叫疼反抗。这时候，大家凑到一起，掏钱买武器，悬赏和煽动起个把民变和罢市之类群众性业余活动，也是很容易的。可这样一弄，皇帝也就糗大了。日本侵华期间，来自大阪的第4师团遇到要打恶仗时，兵士们会接二连三地申请病假，出征前，互相祝福的是“保命第一”，而不是说些“为天皇尽忠”之类不要命的狠话。后来中国军队也知道“第4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平时很愿意和他们谋面，见面后，即使以前总是被日军追着打的，这时候求战情绪也被激发得无比高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软蛋”部队，正是因为大阪是商人集聚的地区，对天皇那套教唆人干坏事的说法从来都没当回事，他们的独立意识和护食精神很强。虽然这帮人为“大东亚共荣圈”打仗消极怠工，但从历史上看，天皇一旦对大阪商人横征暴敛，这帮人反抗起来也是相当不怕死的。明朝末年，因为皇帝派太监来搜刮民财，东南的工商从业者也没少和这些皇权的狗腿动手打架。商人不好被专制，皇帝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的，古已有之。
一般而言，皇帝们尽量把商人们赶到自己可以控制的区域内，让他们尽情发财，然后自己抽税，至于这个区域有多大，这要由当时的皇权控制能力，或者说生产力来决定。同时，为了方便起见，皇帝们也会亲自“下场子”，开铺经商。比如，汉武帝推行那套国家计划经济，其核心就是各级政府利用武装力量，代表皇权经商。但是，这么做，被抢走挣钱机会且有心眼儿的商人们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会主动买通官府，形成官商手挽手地勾结起来，合力鲸吞皇帝财物的局面，国家经商的最后结局总是很惨的——大官僚、大商人肥得流油了，没成色的小商人、小农户却一个个倾家荡产。惨到一定程度后，皇帝也感到危机重重。这时候，他总是自认为，平时没少高喊重视农民的温饱和幸福，这些贪官和恶商也没少对农民们敲骨吸髓，农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站出来，和他一起打烂那些大官僚、大恶商的屁股。但他忘了，“重农”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好控制，其结果也是农民最终承担大部分劳役和贡赋。这些老实耐压的农民并不是没痛感，最多是不敏感，或者说忍痛能力相对强，他们其实也对皇帝无休止的欺负早已不耐烦。一般这时候，这些人仅剩的土地也都被大官僚、大商人兼并走了。在这种惨景下，数不胜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商人不得不或者自愿地加入汹涌的流民队伍，正在盘算着把皇帝、大官僚、大恶商们“一勺烩”呢。这时候，皇帝觍着脸来鼓动他们，这些人就会用拳头回答：“老大，您早干吗去了？晚啦。”此后，大家该做什么事，就不用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