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古人从春秋一直打到战国，动静闹得越来越大，动辄屠城，把杀人放火越来越不当回事。春秋时期，二三万人凑到一块儿打一场，就已经是惊天动地的世界大战，面对面对抗个把月，就被津津乐道地记入皇皇史书，一些人竟然还能趁机被誉为不能世出的名将。可进入战国，像这样规模的战争只会被视为一场局部攻坚战，甚至是一不小心碰到一起的遭遇战，双方死几万人，谁也不好意思表现出如丧考妣，主要是丢不起人。史书上也就寥寥几句，象征性地交代一下，也就是个意思。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各国需要大量四肢健全且最好是孔武有力、技击高超的人上阵搏杀，仅仅依靠所谓贵族和自由民来打仗，显然是不够的。这些人在战国时期任何像点样的战斗中，还不够充当迎着铺天盖地的弩箭搞一个集团冲锋所需要的“炮灰”。
赵国处于四战之地，特别是地形狭长，当头部被别人掐了，腿部好长时间才会反应过来，反之亦然。在战国群雄中其实是个比较倒霉的国家。赵雍（赵武灵王）当家做主之前，像盛产中山狼的中山国这样的小国也敢随着性子提兵来犯，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也经常被打得找不着北，动不动大将就被生擒，一座座城邑眼睁睁地被囫囵个儿吃掉。赵国不得不迅速减肥，处在生死存亡、亡国灭种的当口。赵雍先生恰恰是个天生比较横的人，自视甚高，绝不会容忍被别人活活逼死。为了应付这种有错挨打、没错受气的窝囊局面，他必须选择一个成本较低、效率不错的打仗样式，找到足够规模的给钱就玩儿命、从小就练打仗的精兵。
赵国本身就是胡人满地走、胡服遍地有的国家，北边的代郡和晋阳郡以胡人为主，南边的国都邯郸以中原人为主。因为不是同文同种，两类人经常没完没了地玩政变游戏，搞得国家内忧甚于外患。在这个乱糟糟的时刻，赵雍决定以中原人身份敞开胸襟，诚心诚意地搞起统一战线，在邯郸大张旗鼓地提升胡人的政治地位。他非常喜欢胡人的打仗模式，很看重维持这种部队不需用值很多银子、容易坏、不好驾驭、遇到坑容易翻的战车，一人两匹马，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跑，搞个长途奔袭，都不耽误晚上回去和女友吃夜宵，效率高，还不容易吃亏。最关键的是，这些技术性人才成天就在眼前成群结队地晃悠，就看你如何让人家喜欢你、认同你，觉得跟着你玩儿有好处、有前途。
赵雍是个不怕麻烦也不怕事的君主，力排众议，坚决表示“我们赵国要像胡人一样穿衣和骑马打仗”，这是一个鲜明的政治信号，向所有心存疑虑的胡人抛出了“我爱你们”的玫瑰。赵先生从“面”到“里”都主动表示人家胡人过得好、活得舒坦、以前的生活很有品位，认为管仲所说的“尊王攘夷”是无稽之谈，华夷之间称兄道弟、谈婚论嫁理应是高尚的自由行为，希望胡人兄弟能够不计前嫌，源源不断地来赵国效力挣钱、落地生根。赵国对这些胡人开始了令人咂舌的封官赐爵，令其他中原国家忍不住嘲笑不已，蔑之为“胡服骑射”。
被中原人鄙视了无数年的胡人一下子被这种诚恳而热烈的拥抱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弃暗投明，丢掉原来只会打家劫舍、茹毛饮血的君王，拖家带口投入赵国敞开的怀抱。当然，作为中原人，赵雍先生依然会运用阴柔温良和守规矩、懂礼貌的中原农耕文明，不露声色地教化这些欢天喜地来赵国升官发财的胡人，使他们成为流着胡人的血却像中原人那样听命打仗的精锐战士。毕竟，说心里话，胡人们其实没有赵先生说的那么完美无瑕，那些话仅仅是用来让人感动的，如果谁太认真，最后难免很伤心。
当胡服骑射实行几年之后，赵国明显变肥了，不仅吞了中山国，把楼烦人和林胡人也赶到阴山以北去纳凉。赵国迅速变得人多势大，脾气见长，不管多凶险的群架都敢捋胳膊挽袖去参加，甚至还趾高气扬地替秦国选国君，和地大人多的楚国暗送款曲，相约一起玩死韩、魏、齐。
后来，有些人以为，在搞胡服骑射之前，中原人打仗好像都是拖着宽衣长袍来舞刀弄枪的，而且不会骑马射箭，这当然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就是锄地浇水、烧火做饭，还要小衣襟短打扮，防止被羁绊，更何况去干玩儿命的活！甚至孔子这种文化人还要把射箭作为春秋时期成功人士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玩百步穿杨的中原人、指哪儿打哪儿的中原高人遍地都是，仅在射箭上并不次于任何拍马呼啸的胡人，只是不太精于骑着马射箭而已。
胡服骑射被后来很多喜欢讲大道理的人说成促进民族融合的伟大壮举，那个甚至主动禅让王位、喜欢到处领兵打仗的赵雍也被说成高屋建瓴、超越历史的卓越人物，这其实与后来不得不变成“赵武灵王”的赵雍无关，他不幸也被别人拿来作为总结历史规律的作料。我们其实都清楚，人活着的意义总是被赋予的，价值都是被提炼的，而活着的人总是追逐着最现实的利益、躲避着最残酷的困境，不管是伟大英武、被盖棺论定的赵雍和被贩到匈奴的王昭君，还是我们这些至今依然还不很清楚自己生活处境的平凡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