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几位处于官场核心地位的人物形象，诸如樱山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老院长芮雪青、卫生局局长郗大康、副专员路安韬、地委副书记冉登高、专员龚以群，等等，着墨或多或少，都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他们或多或少被马里红所利用，或者说，怀着不同的心理在马里红的谋官道上帮了忙。比如说，路安韬就因为在高干病房认识了马里红，在南下考察路上有了那么一个不好启齿的夜晚，就被这块“橡皮糖”沾上了，成了马里红升官的一个重要筹码。老院长芮雪青是个很有性格的老干部，他是出于甩包袱的心理力推马里红到地区卫生局当了副局长的；后来，又由于同情被免职的马里红，帮她活动，最后被马里红顶了位置，提前退休。冉登高之所以帮马里红说话，是因为在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身边当秘书的司马凯找了他，而他也需要司马凯为他在省里说话。这样写官场核心各位官员的举止言行，从不同角度来写他们为马里红所利用，就比较有分寸感，也比较真实可信。
李天岑被称为“文章太守”，在繁忙的政务岗位上多年来仍坚持业余创作，成绩斐然。当代文坛的繁荣，不仅要靠专业作家的创作，也要靠像李天岑这样的达到专业水平的业余作者支撑着。对于他们，我表示深深的敬意。
（《文艺报》2010年9月10日第7版）我看《人道》周大新李天岑在做官的同时，对文学始终怀有一份深切的爱意，常在处理政务之余，潜入小说领域默默耕耘。这些年他收获颇丰，先有两部中短篇小说集问世，后有长篇小说《人精》出版，最近又有长篇新作《人道》推出，他的执著与勤奋令我钦佩和感动。我们的生命原本滑行在两个不同的轨道里：他为官，我弄文。两条跑道上的车，却因了对文学的共同热爱和对南阳那块土地的深厚感情而常停靠在一起。
他的新作《人道》，应该算是一部官场小说，但这部小说却并不着意于官场的腐败和男性官员的你争我夺，而是写了一个醉心于做官的名叫马里红的女人在官场上的搏杀经历，写得很有些惊心动魄。官场诱惑男人，同样也诱惑女人，马里红一心想挤进官场，进了官场之后，又为了官位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做人的底线，做女人的底线，做人妻的底线，做朋友的底线，她都可以轻松越过。在她那儿，做事已没有任何禁忌，甚至可以不要友情、不要爱情、不要亲情，可以出卖尊严，自降人格，甘献身体，让官场外的我辈读了之后身上发冷，心里惊怵。可见人在官场若不保持清醒头脑，被异化后会变得多么可耻和可怕。天岑长期在官场历练，看官场中人应该是入木三分，对他们心理的了解当是十分透彻，所以他写起马里红来真乃笔笔见血，直把人心最深处的龌龊都暴露了出来。马里红是天岑写得很成功的一个人物，这个女人是他的新创造，她将和赖四一起，成为天岑对文学人物画廊的新贡献。
天岑有擅讲故事的本领，这一点我们在《人精》那部书里已领教过。在《人道》里，他把马里红求官的故事讲得更加诱人，一个套一个，一波接一波，一浪叠一浪。一些故事的起点，他不动声色；一些故事的节点，他悄埋伏线；一些故事的转折，他突辟新径；一些故事的高潮，他引而不发；一些故事的结尾，他另留意味。故事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小说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小说最初就脱胎于故事，故事是思情的载体，在一定意义上说，故事的讲法决定小说的品位。天岑在此着力，是值得的。
“简洁朴素”原本就是天岑作品的语言特色，在《人道》中，他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去展开叙述。我特别喜欢他的人物对话，那些充满南阳特色的土语对话令我想起了我的故乡，想起了我的父老乡亲。我一直认为，在小说的对话中保留一些土语，对描绘人物和彰显小说的地域特色大有好处，也会增加我们中华民族的词语库存。让自己的人物全说普通话，固然易为读者接受，但也会使作品少些韵味。
这些年，从明星出书，到名人出书，再到领导官员出书，常常被认为是拾人牙慧式的附庸风雅。但天岑出书，却不属于此类。他是真的想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通过文学这个途径，传达给更多的人。天岑写书，是源于他自小对文学的那份爱与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求传世留名，只为圆那童年的梦”。
天岑是个生活中的有心人，生活中经历过的人、事、物，总会时时处处留心留意，且一点一滴积淀在胸中，他经常把文学创作比作“就如一只小兔似的在我心里踢腾，搅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只有打开心灵的门扇让它们跃然纸上方能安生”。在繁忙而又紧张的工作间隙，天岑将自己的情感宣泄与精神寄托交给了文字，近乎痴迷。我深信文字是有灵性的，文字将会把他驮进一个响着天籁之音、有着恒久魅力的艺术园林。
（《文艺报》2010年7月21日第6版）我读《人道》二月河我曾经说过，一般来说，做官会将文人做坏了，文才很高的人，一做官就不行了，这是一种现象。官做得好，文章也写得好的人，历史上不多。天岑是官，也是作家，官当得不错，作家也当得不错，他对作家这个身份很珍惜，几十年来一直痴迷于创作，很让人佩服。
这部《人道》，真实体现了官场里边的人对社会对人生的感受，为这个精彩纷呈的时代又添了一道光彩，让人们从中体会出许多，悟出许多。小说写的是官场，但又不是纯粹的官场小说。书中的主人公我们似曾相识，但又颇感新鲜。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天岑又为文学画廊描绘了新人物，新角色。无疑，书中的马里红是一朵“恶之花”，她利用一切手段，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法，处心积虑地挤进官场，她的谈吐、心计、阴谋都让读者头皮发麻。在如今的官场上，这样的女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存在，因为产生这类人物的土壤还在。
但天岑这部小说的重点还不止于此。他还塑造了杨晓静这样一个善的典型。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是一个温润如玉的人物。杨晓静的诞生，是作者构建真善美心灵家园的结晶。她无意做官，是时代把她推到了领导岗位。既当了官就要为老百姓做事，这是杨晓静的为人、为官之道。这样的人物，是令人信服的。
和《人精》相比，这部小说在人物描写上显得更加厚重、敦实。人物众多，但各有特色。场景从城里到乡里，从小城市到省会的中心城市，人物成长和活动的环境五彩缤纷。一些小人物也写出了个性，比如那个会看相的“一脸嘴”，就非常有特色。
再说语言。说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天岑的小说语言平实中见奇崛，是纯正的小说语言。似陈年老酒，雅淡纯正，但却有后劲儿，氤氲流香，耐读，耐饮，耐人寻味。
总之，这是一部可读可品的小说，是南阳作家群的新成果，其创作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南阳日报·社会早刊》2010年7月1日C3版）
也许官场并非传说中的那样可怕
梁鸿当代文坛官场小说很流行，在小说家的笔下，要么，以一种漫画化和夸张化的笔调去写“官场”，官场黑暗、丑陋，是被绝对否定的对象，从文学上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化”，把复杂的存在简化为符号与平面的存在；要么，就是简单弘扬主旋律的作品。《人道》对官场的基调也是批判的、揭露的，但却是对生活本身的体验、把握与反思之后去写作的。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官场并非完全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阴暗、那样可怕”，也因此，《人道》中的官场充满人性化，有黑暗、有交易，但并不绝对化，他们只是一个大的网络中的一群人，也想尽可能保证公正、公平，因此，才有对杨晓静的竭力举荐，因为他们看到了杨身上的良知与公正。在作者充分理解的视角下，冉登高、路安韬、郗大康才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特的文学“官场”人物，写出了杨晓静这样既有业务，热爱民众，有一种淡泊之心，同时，又竭力在官位上做出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的官员。尤其是杨晓静，作者写得非常节制，没有高大全化，她也会巴结领导，如为领导义务出诊，在和马里红斗争的过程中，她也不得不使用手段。但同时，她始终是一位好医生，把医德看作自己基本的良知，不怕麻烦，不怕劳苦，把患者的利益看得最高。我想，在中国，这样的官员应该有很多。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拔高这一群官员，没有替他们开脱。这对于一般作者而言，很容易做到，但对于一个长期位于官职的作者来说，无疑包含着深刻的“自我”批判。在面对马里红这样的官迷和钻营者时，路安韬等为了保全自己，甚至只是为了把“麻烦”推掉，都没有坚持原则，最终让马里红步步为营，获得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伤害了杨晓静这样正直的人，同时，也把公正、正义给丢掉了，而后者，对于掌管权力的人恰恰又是最重要的。
作者称《人道》为“官场边沿小说”，一个县城医院，科级单位，在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几乎是最低的，的确是“边沿”，但是，其典型性却并不亚于“省委书记”，也正因其小，正具有普遍性和启发性。在《人道》中，除了有地区专员、卫生局长、医院院长这些官员组成的生态链之外，还写了围绕这一生态链更为卑微然而却残酷的存在。郝明、周可可等，他们唯链条是命，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为了讨取领导的欢心，进入序列，不惜丧失人格，如郝明绞尽脑汁地算计、平衡，周可可替马里红写揭发信，特别是郝明为家属楼装防盗门的细节，把一个最低级小官僚的心理写得非常真实、可信、深入。在读完之后，你并不只是厌恶，而是有一种悲剧感，也反映出中国权力机制对人性的伤害。
《人道》的整体风格既厚重，把整个官场的生态、整个权力机制的运作形态给写了出来，大人物、小人物、小小人物，他们一个个的心理状态、行为，他们所面临的境遇写得非常真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同时又很轻灵，作者在处理人物关系时，在语言的使用上，很智慧，很巧妙。杨晓静与马里红一庄一谐，算命先生与先富来一神一鬼，既有辛辣的讽刺与揭露，同时，流行段子、歇后语、方言的运用又使得小说充满谐趣。这些特点都使得《人道》成为一部值得阅读并让人思考的当代小说。
（《中国图书商报》2010年9月28日第4版）
以劝诫匡扶世道人心
胡军李天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官员作家”，他曾任南阳市副市长、中共南阳市委副书记，现任南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批文学作品。最近，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新作《人道》。8月14日，中国作协创研部、河南省作协、河南文艺出版社、中共南阳市委宣传部在京共同举办了这部作品的研讨会。
在《人道》的腰封上印着“上架建议：官场小说”的字样，读过此书的人们会发现，这部作品虽然不乏表现官场的一些内容，却明显区别于类型化的官场小说，触及的是“官场边沿”，然而这边沿却一点儿也不简单，处在官场边沿的人想挤进官场的核心，便造成了官场的复杂。这也是与会者的一致看法。大家在研讨中说，《人道》是一部贴近生活、文学性较强而富有人性哲理的作品，沿袭作者擅讲故事、注重细节的创作风格，以医疗改革、医德医风整顿为背景，着力塑造了两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正是在两位女主人公身上，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价值判断，张扬了热心为民行医、医德高尚的真善美，鞭挞了一心沉醉于做官、不顾病人死活的假恶丑。作为一位“官员作家”，李天岑却不在意直接书写“官场”。时下一些“官场小说”常以夸张、极端的方式写所谓“官场”上的问题并加以放大，更多是以揭露、谴责的态度反映问题的严重性，意在使人警醒。《人道》没有回避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却显现了作者意在劝诫的良苦用心。作品是想用反面人物的悲剧性结局，让人感悟要收敛起那些被官本位思想膨胀起来的私欲之心，不止于揭露，更体现出对世事人心更深层次的思考。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尤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与性格挖掘上准确到位。一正一反的两位女主人公少有概念化痕迹，在进退、攻守、善恶、刚柔的性格矛盾演化中，演绎出的一场场人道较量，显得形象鲜明、真实可信，符合生活逻辑，富于生活质感。
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主持。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洪波，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李佩甫，中共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姚进忠，河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陈杰出席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还有雷达、南丁、周大新、何镇邦、何西来、彭学明、何向阳、王必胜、柳建伟、孟繁华、贺绍俊、吴义勤、张陵、朱晖、胡殷红、李师东、石一宁、李建军、梁鸿等。
（《文艺报》2010年8月20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