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是李天岑最近的新作，小说的中心故事是田家与米家两个家族因为利益冲突而导致凶杀的故事，这类故事具有戏剧性、最容易写成通俗小说，但李天岑在写这个故事时着墨更多的还是各级官员是如何处理这两个家族发生的事件的，有的官员不负责任，也有的官员被物质利益所诱惑，由这样的官员来处理，不仅不能解决矛盾，而且使矛盾更加恶化。但仍有负责任的官员，他们能够从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处理事情，从而能够创造出一个和谐积极的结局。在小说的叙述中，李天岑劝诫的良苦用心再鲜明不过了。
也许我应该说说李天岑小说的意义。他坚持一种有目的的小说观，他强调小说的主题和立意，这似乎与现在流行的小说观大不一样。有的人凭此就认为，李天岑的小说还存在着一些欠缺，都是因为他以这种小说观来写小说所造成的；认为以这种小说观写小说是不可能写出好小说来的。我对此并不以为然。首先什么是好小说众说纷纭，李天岑的几部小说出版后都受到欢迎，一再重印，能拥有众多读者的小说不能算好小说吗？我倒希望李天岑不必跟着流行的小说观走，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小说写法。况且，有目的的小说观，也是文学传统中的一脉。古代虽然把小说视为“闲书”，但同样也有人希望小说能够承担起“劝惩教化”的作用。特别是自明代以来，小说家开始大力推崇小说的劝惩教化功能，而且人们也看到了小说在社会教化方面有独特作用。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就说过：“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仁厚释道而更广也。”他把小说的教化作用置于儒释道同等的地位，可见他对小说的教化功能是非常重视的。清代另一位学者焦循说，小说是将“忠孝节义之训，寓于诙谐之中”。他指出了小说的教化不同于儒释道那样直接地说教，而是“寓于诙谐之中”。李天岑的小说观其实是与此相一致的。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批评当下的文学“已经失去了为我们的精神提供信仰的责任和能力，一切心灵之美和深层之美都让位于感官之美和浅层之美”。其实，李天岑的小说观也正是针对这一现实之问题而来的。
对于李天岑来说，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把好看的故事与明确的主题衔接得加天衣无缝。其实，李天岑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探索，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比如《人精》，这应该是写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发家史，但他从主题出发，反而略去了赖四是如何发家的内容，集中笔墨写他的情感史，这不仅使故事更加精练明快，而且也彰显了小说的主题。又如《人道》，他为了达到劝诫的效果，有意设置了杨晓红和马里红两个对比性的人物，杨晓静是劝，马里红是诫，这两个主要人物共同担当着劝诫为官者的责任。尽管马里红在小说中占据了主要分量，但因为有了杨晓静这个人物的反衬和互补，读者就不会单纯把马里红当成一个揭露黑幕的故事来读了，就会理解作者的劝诫意图。又如《人伦》，这本来是一个农村两家争斗的故事，但作者没有完全按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来结构小说，而是随着故事的进展，带出一连串的人物，而通过这些人物的不同表演，传达了作者对官场及社会的期待。这三部小说，尽管作者都赋予了明确的主题，但各有不同的写法，对主题的表现各有不同的方式，足见作者在这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从李天岑的小说中，可以看出他讲故事的本领，他善于抓住一些典型的细节勾画人物，比如《人伦》写了众多的人物，有些人物出来也许仅仅几个场景，但都被作者写得活灵活现。显然，李天岑具有讲故事的实力，他是从故事中提炼出小说的主题，而不是将一个不搭界的主题生硬安到他所要讲的故事中。因此，我们读他的小说，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说教的痕迹。李天岑的写作证明了一点，主题性强并不见得就会伤害文学性。李天岑说过：“一个作家不能为写小说而写小说，写的小说让读者看了能够受益或得到启示，才能对得起读者，因为你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我们的社会其实是非常需要这类小说的。因此，我希望李天岑坚持自己的小说观，并且去探索如何让自己的小说观在写作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发挥，从而写出更多能够“点亮人们心灵的灯”的小说来。
新白话小说
——李天岑的“劝诫”三部曲
梁鸿世俗与民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宋代新型小说文体“平话”时，认为它就是今所谓“白话小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
“白话小说”其实是宋代社会发展，市民阶层兴起的重要象征，也是中国古典文学进入民间、普通百姓生活和心灵的重要标志，由此，中国民间生活逻辑、性格及其道德方式被呈现出来。从宋代的平话，元明的杂剧，再到明清之际的“三言二拍”，“白话小说”逐渐成为展示中国新兴民间生活的大百科全书。
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小说被梁启超赋予了“改良群治”的功能和目标。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了归类、批判，认为它们都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鲁迅也写出了《狂人日记》《故乡》等具有启蒙倾向的现代小说，自此，“娱心”和“劝善”类的“白话小说”被作为思想落后的通俗文学被压抑。与此同时被压抑的还有传统小说的文体方式和中国民间生活逻辑——道德观、生活观和社会观，他们通常被作为“通俗小说”被置于文学史的边缘。但是，这一白话传统仍然在民间延续，并且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读李天岑的《人精》、《人道》、《人伦》（简称“劝诫”三部曲），隐隐感觉作品接续了“白话小说”的传统，以“方言俚语”行文，娱心劝善、讽喻世情、教化民众。虽是“俗文”，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间生活内部的复杂性和被压抑的“地方性”。也是在此意义上，笔者把它命名为“新白话小说”。
“俗”者，“常”也。因一代代传承，变成了风俗、习惯，变成了规矩，也变成了日常生活和这一生存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些民间俗话不只是对现实和经验的描述，也是中国生活的基本逻辑起点和情感起点。所谓“世俗”、“人情”和“命运”，就是指因这些观念而产生的生活实体。宋代、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白话小说”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市民生活的长卷。它是繁复的风俗画，家长里短、愚男怀春，娇妻偷情、贪财失命等等，结局也大多是“因果报应”、“扬善惩恶”，中国典型的“大团圆”结尾。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一种道德观，它们包含着中国人对原始正义的期待和独特认知。
作为一位民间作家，李天岑没有受过文学史的科班训练，没有系统地接受过西方文学理论的驯化，他的文学营养来自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经验，来自于民间艺术的熏陶。“劝诫”三部曲以中国世情和民间逻辑描述中国生活，它们是当代农村生活的风俗画。这一风俗画包括两部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乡村和政治结构模式的乡村。农村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里面包含着一整套中国民间的道德秩序、行为方式和人情世故，它没有市井生活物质的享乐和温软的一面，却多了大地的广阔、复杂和多样性。“因果报应”“知足常乐”“中庸之道”、“天道秩序”等等，作为一种精神观念和道德观念约束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是他们产生悲欢离合的主要原因。它是民生，也是民情。另一方面，作为政治组织的乡村，因为有基层政治的存在，权力及由权力产生的种种矛盾、纷争、欲望也成为乡村生活的重要部分。
《人精》民间企业家赖四的发家、败家和最后超脱可谓是一部精彩的民间大戏。小说描述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变迁，作者对生活内部的逻辑和伦理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洞察力，“传统”在小说中不只是跳出的某种抽象的道理，而是具体的事件和性格。赖四最后的醒悟，他对妻子的忏悔、对乡亲的回馈及创造新生活的愿望并非是他吸纳了现代的人文精神，而恰恰是他回到了中国最基本的道德：行善和节制。在《人伦》中，米兰兰和田捍卫，这两个因为家族之事而在官场成为对头的人，在迷惑、迷失和痛苦之时（也是道德与欲望冲突之时），会不约而同地去找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张五爷。张五爷是传统伦理观念和民间神秘文化的代言人，通达、智慧、善良，他告诉他们，人要学会“退让”，不要“欺人”，“欺人是祸，饶人是福。天眼昭昭，报应甚速。谛听吾言，神钦鬼伏。”“元始天王授给太上高圣君《中极戒》共三百大戒，其中就讲，和睦亲邻，禁止斗殴，反对词讼；《道德经》中也讲戒纷争，《太上洞玄灵宝法身制论》称，‘入为道性，以忍辱为上，礼之为用，唯和为贵；入道之法，宜忌纷争’。”这些话今天听来似乎有点腐朽，有点落后，但是，它们却能够为人性赢得那温暖而有益的一片开阔地。
困难、挣扎、软弱、迷失、救赎，等等，无论作家描述的是何种生活，这都是小说的基本命题，也是人类精神存在的基本母题。中国民间生活不是沉默的，也不是漆黑一团没有光亮的，它在不断寻求向上的空间。从另一层面来讲，中国原始的道德观仍具有它的生命活力，它能够吸纳、净化人生和人性，能够使一个族群精神和内部结构保持的基本平衡。正是因为这样的地方性、民间性，李天岑的小说和中国古典小说之间有了一层直接的传承关系。
在李天岑的小说中，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现代精神之间有很大的共通性，一直被启蒙等各种现代性话语压抑的“地方性”、“本土性”、“传统道德”等概念充分展示了它们内在的生命力和活力。无可否认，中国的民间生活正在失去自己的地方性，许多道德观念都被作为“落后的”和“腐朽的”而被抛弃掉，“地方性”所具有的负性的层面都被不断放大直至失去它应有的价值，而那些被捡拾起来的也多以碎片的方式存在，无法统合民族生活。文学的任务不是加入这一“全球化”的批判和抛弃之中，而是重新“招魂”，让地上的生活重新活起来，让我们感受到它们的光彩和内部的空间。
劝诫与宽恕
“劝善”被鲁迅及一代作家认为是“俗”文学的体现，也恰恰说明了现代小说试图避免这些具有神秘主义特点的中国性格。很多论者都有这样的观点，白话小说的“劝诫”不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尤其是，它不属于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它鲜有批判性和否定性，而多了妥协性特点。
李天岑总是旗帜鲜明地宣称《人精》、《人道》、《人伦》是“劝诫小说”。从《人精》的“劝善”、《人道》的“劝道”到《人伦》的“劝心”，他希望通过他的写作“教人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让那些沉迷在商场、官场的人从欲望、贪婪和权力中拔脱出来，保持良心的清白。作家刘震云称《人伦》为“醒世书”，批评家雷达认为李天岑的笔法有“劝谕讽喻意味”，阎纲则从中找到了鲁迅所言“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的影子。
其实，“劝诫”的功能和价值不在于它批判的有多深，而在于它对人性的弱点和丑恶的宽宥，这是“劝诫”最重要的思维起源，同时，它也反映出作者对传统道德的自我净化功能所具有的信心。
“劝诫”三部曲集中描述了当代社会中身处商场和官场的人。在这两个“场”里，人性特别容易迷失。在《人精》中，作者展示了他对世情非常通透的理解，对人的缺点不是决绝的否定和放弃，而是给予充分的理解。有宽恕，有讽刺，也有悲悯。所以，《人精》有“活”气，充满生活气息和“人”的气息，作者的宽容及宽阔的理解力使得小说诙谐、幽默，草根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坚韧性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