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户”王大墩花了三千块钱在村东的小河上造了一座可以通过汽车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便民桥。
这家伙咋舍得花这么大的本钱？自打他开始修桥人们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有人说：“钱多啦，锁在箱子里直叫唤。”也有人说：“怕人们害红眼病，给你们个糖豆儿嘬嘬。”还有人说：“他想买个‘活雷锋’当当哩。”
这些瞎呱呱的人多半还是嫉妒二十多年前王大墩在这条小河上弄到个花老婆。那是那年冬天河上那架独木桥被人盗走后，王大墩常常到河上去背老年人过河，一连背了两个老头。正巧赶上开展学雷锋活动，大队团支部把他的事迹报告公社团委，公社团委又把他的事迹报告县团委。没过几天，县团委书记领着报社、电台记者来采访，又是给他照相，又是请他谈学雷锋的体会。没过几天，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照片，电台上广播了他的事迹，他一下子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这还不算，十多里外的桃花溪有一位长得红红白白的大姑娘跑来了，连一双袜子也不要买，就嫁给了他。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好事又临门了。
这天早晨，天还不亮，村支书就来敲王大墩的门，说夜里县委宣传部打来电话，今天上午地区报社要来一位记者采访，并要照相，请做好准备。
王大墩一听，睡不着了，坐在床头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
他的妻子竹喜凤也陪着他坐在床头。她不时瞄丈夫一眼，美滋滋地笑笑。这位当年长得红红白白的大姑娘如今笑的时候脸上起纹了。她知道男人是在思忖如何答记者问，没吭声往厨房烧鸡蛋茶去了。
“傻了？”竹喜凤端着一碗鸡蛋茶走进来，见男人还枯皱着脸在沉思，这么责怪了一句。虽然是责怪，话音却含有蜜似的。她把鸡蛋茶往他手里递着说：“吃吧，吃完了赶快去镇上理理发。别叫乡下这剃头匠剃了。”
王大墩接过碗，放在床头柜上，望着妻子说：“镇上的理发店八点钟才上班。”
“那就还找王跛子剃。”竹喜凤又补充一句，“别剃和尚头，和尚头登到报纸上可难看。”
“管它难看不难看，现在又不图叫哪个大姑娘相中了。”王大墩这才微笑一下。
竹喜凤斜他一眼：“嘴贱！”接下去又说，“当年也没看中你的长相，只不过……”她怕儿女们听见，没再往下说。
王大墩的长相的确不怎么样，个子矮而粗，像个桥墩似的，因此人送外号“大墩”。竹喜凤当年不是羡慕他登了报纸上了电台，绝对不会便宜他。
两口儿叮当几句，大墩就找王跛子去了。他一出门，就听见村头巷尾的人们在议论。有的说：“王大墩又要上报纸了。”有的说：“我早猜他是想上报纸哩。”也有人反驳：“不能这样说，给你登到《人民日报》上，叫你花三千块钱修座桥，你干不干？”总之，众说纷纭，有褒有贬。王大墩听见全当没听见，在村里转悠一圈，没到王跛子家就折了回来。他对妻子撒个谎，说王跛子看闺女没回来。
竹喜凤一想，有了，西院凤子男人是个大胡子，有保险刀。她去借了过来，放到大墩手里：“先把脸刮刮也行。”
“我不会使这玩意。”大墩毫无兴趣。
竹喜凤又好气又好笑，眼翻翻他：“笨死你啦。”尽管她知道男人是装傻，还是耐着性子教他如何安装保险刀。
王大墩仍坐那儿，一动不动。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
“你今个儿发啥愣哩？记者说来就来了。”竹喜凤看太阳光已射到屋里，一瞅钟表，七点多了，有点急。
顿好一会儿，大墩开腔了：“这个相不照。”
“咋？”
“一照，村里人会说咱修路是图名哩。”
“你那张嘴是屁股？”女人变脸失色地甩过来一句。
从来不怕老婆的王大墩这阵子似乎怕了。他那张嘴像用混凝土给糊住了，半个字也吐不出来。原因是他当初给女人许有愿。
去年一年，他一家老小编竹器，大墩还挨村挨户收竹器，运到湖北、陕西去贩卖。竹喜凤除了编竹器，还喂鸡子，养蝎子，搞食用菌，黑不是黑明不是明地踢腾一年，弄了五千多块钱。竹喜凤想用这笔钱造一座当今时髦的下三上二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红砖楼房。大墩想用这笔钱在河上造桥。妻子不同意，说：“儿子眼看大了，三两年要娶媳妇。”大墩说：“咱一年就能抓它几千块，房子晚一年盖也不迟。”竹喜凤想想又说：“房子早一年盖晚一年盖问题也不大，但这三千块是自己血汗气力换来的，用于义务修桥，我舍不得。”大墩继续劝她：“钱算个啥，人在世上主要是图个名。先有名，后有利，有名就有利，钱再多，也没个好名声值钱。”他还说，“只要好名声张扬出去，还怕没有大姑娘跑来做儿媳妇？”到最后他又说，“桥造好时，在桥上刻上‘王大庆、竹喜凤造于一九八五年三月’的字。这桥千年不朽，万年不烂，咱两口的名字百代流传。”
竹喜凤听到这话，“吞儿”一笑：“你瞎喷。”
他知道她是同意了，也笑笑说：“半点也不瞎喷。”
事情就这样定了。二月动工，三月造成。
通车那天，竹喜凤到桥上一看，根本没刻王大庆、竹喜凤造桥的字。她火了，一把抓住王大墩拉回家，拧着他的耳朵质问：“你为啥骗人？为啥骗人？”
大墩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我想想，名字刻在桥上，不如刻在人们的心上。如果刻在桥上，人们也许会骂咱图名哩。其实不刻名字，谁也知道是咱们造的桥。再说，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说不定啥时候传到报社，报纸上一登，还要名扬全国哩。”
喜凤想想也是，“吞儿”一笑：“你瞎喷。”
大墩知道又说通了她，笑笑说：“半点儿也不瞎喷。”
打那天后，妻子就天天盼记者来。今天记者果然来了，他说不照相，她当然不会依。
“女人们是头发长，见识短，不能依她。”王大墩在心里这么说，“要是依了她，怕我一辈子在乡亲们面前也直不起腰。”他转而又想，“恐怕说服她也难哪。”
“戴上吧。”竹喜凤把一顶军绿帽子扔给他说，“现在劳动模范不时兴头上裹白毛巾了。”
“大热天，谁还戴帽子。”大墩极不情愿地说。
“当兵的不是一年四季都戴着。”竹喜凤戗他道。
村支书又跑来说，县委宣传部刚打来电话，说记者已坐吉普车从县城出发了，请他做好准备，不要远离。
王大墩格外惆怅了，坐着不动。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
见他衣服不换，胡子不刮，竹喜凤又气又急，伸手摘掉他嘴上噙的纸烟，骂道：“你个癞孙，你是想啥哩？”
王大墩伸手从地上捡起那半截子烟，噙到嘴上，吸，一股劲地吸。
真恨死人。竹喜凤气得真想上去拧他：“你到底还想啥哩？”
“我在想，这次咋叫记者把报道写得生动。”大墩慢吞吞地开腔了。
“记者会妙笔生花。”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那你打算咋样给记者说？”
“我想从偷桥人说起。”
“偷桥人？”
“嗯。”大墩说，“你也许清楚，也许不清楚。二十多年前，这条小河上有一架独木桥，后来被人偷了。偷桥的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俺俩好得如同一个人。在我娶媳妇以前，也就是在你嫁来以前，俺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里。”
竹喜凤撇撇嘴。
“我那朋友，他是个孝子。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天，他爹死了，尸首放了七天还没有埋葬，因为没有棺材。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要烧木炭，把树木砍光了，拳头那么粗的就砍了，木材也烧光了，别说想做一口棺材，给小学生做个小黑板都犯难哩。我那朋友想，爹是个木匠，一辈子给人做棺材，自己临死却没有棺材。他越想心里越难过，越想越不忍心就那么把爹软填了，哪怕是能找到一块薄板盖住他的脸，不使黄土眯住他的眼睛也好。他找遍了，找不到。他生邪念了，想到了河上的独木小桥。偷桥，这是缺德的，他知道。不偷，又拿什么遮爹的脸？偷？不偷？他心里一直斗争到半夜，终于下决心了。他拎一把斧子，往河上走去。当他举起斧子要砍桥时，心里又冒出那个念头：缺德。他又一想，事情逼到这一步，还管什么缺德不缺德。他心一横，把桥砍了。他慌慌张张把桥板扛回家，慌慌张张刷一层沥青，趁天不亮，慌慌张张把爹埋了。”
“他也算个孝子。可也算缺德。”竹喜凤插嘴道。
大墩接着说：“后来，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他砍桥的那天夜里，东庄一位老汉从北山担柴回来，他不知道河上没了桥，一脚蹬空，跌到河里，淹了好长时间才爬出来，连饿带冻，回家后害了重病，没几天就死了。”
“噫，真吓人哩。”
“我那朋友听说后害怕极了，难过极了，后悔极了。他觉得自己成了罪人。好长时间，他见人都不敢说话。后来．他要赎罪，见老年人过河，就连忙跑去背。每当这时候，他脊背上的老年人总是不住口地骂偷桥人。人家骂道：‘日他娘，偷去给他老子做棺材哩。’他也跟着骂：‘日他娘。’人家骂：‘这偷桥的是大姑娘养的。’他也跟着骂：‘不是他娘生的。’”
……
“骂他不亏。”过了一会儿，妻子叹口气，“唉，也怪难为情的。”
“后来，这事儿惊动了上级，记者找他采访。问他：‘你为什么要背老年人过河？’他当然不敢说是自己偷了桥，若说实话，肯定要挨斗争，说不定还有坐班房的危险。”王大墩说到这儿顿住了。
“那他咋回答哩？”竹喜凤追问。
“他只得编造说：‘我想起了雷锋。’后来，他就被当作学雷锋的典型登报了。你看，他偷了桥，还又骗取了荣誉，这还不算，他还骗了个大闺女……”
竹喜凤这时才如大梦初醒，惊奇地瞪着一双眼睛：“王大墩，是你……”她是第一次喊男人的外号。
男人两眼扑闪扑闪地，没再说话。外面响起了吉普车的喇叭声，记者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