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做过作家梦。也许年轻时候的追求会成为一生的追求，所以，这些年尽管很少动笔，这个梦始终在做着。不过，现在作家已不像当年追求时那样神秘，一则因为作家多了，仅南阳籍的中国作协会员就有十来位，省级作家协会的会员就有几十位；二则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人们的注意力都在经济上，对文学并不像过去那样看重。可是，我仍然做着这个梦，工作之余还是想写点东西。记得一次孩子们问我：“你能不能写成为二月河？”我明白那意思是说写不成大“家”就不必劳心费神了，又不是靠这生存。我笑了笑说：“我肯定是写不成为二月河了，三月河也不会。”实话说，我觉得孩子们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如今当作家写不到二月河那份儿上也就那么回事。可我收不了这个心，原因有三：一是2003年中国作家协会吸收我入会。我想，一个人加入一个组织，不仅要享受权利而且要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尽公民的义务，中国共产党党员要尽党员的义务，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要尽作家的义务，是作家就得有作品，没作品就欠了读者的账。二是生活中的那些人物总活跃在我心里，不把他们写出来，他们就如一只小兔似的在我心里踢腾，搅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赖四这个人物就足足折腾了我六七年，只有打开心灵的门扇让他们跃然纸上方能安生。三是“南阳作家群”的朋友们，一些了解我的同志，曾经读过我的作品的文学青年，总是鼓励我，期待着我有新作问世，我不能辜负他们。
我之所以能在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得益于南阳的氛围和环境，南阳这地方有个作家群，不少领导和专家、学者都说值得研究。依我之见，其主要成因有四：一是南阳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二是文学创作总有几个带头人，有面旗帜，过去是乔典运，现在是二月河。三是作家们团结友爱、相互鼓励，无论谁发表作品大家都高兴，不是“文人相轻”。四是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我所知道的几任地、市委书记和专员、市长都是“明君”，都对作家们的创作给予极大的关爱和支持，都为培养“南阳作家群”倾注了不少心血。倘若南阳没有这样好的环境，南阳的文学事业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兴旺和繁荣，我也不可能有这样一批作品问世。
我能有这本集子问世，得益于生活。丰富的工作经历使我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多余的介绍》、《笑》、《黑大叔笑了》都是我早年在公社机关（现在的乡政府）工作时所写下的作品；《鹅卵石》、《蔡科长派车记》、《刘正县》都是我在县直机关工作时熟悉的“人物”；《月牙弯弯》、《秋娃》、《绿色的田野》是我从事共青团工作时写下的作品；《喜悦》则是我从事组织工作时写下的作品；《那夜·那灯·那女人》、《找不回的感觉》则是近年来一些朋友闲聊时总是谈些怀旧的事而激发了我的灵感。如果没有生活，就不会有这些作品。我忠于生活，尊重生活，感谢生活。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源于生活，但我不敢说他们“高于生活”，大都是让他们带着生活中的“原型”与读者见面（说是生活中的原型，并不是说他就是谁，那样就误会了），我从不为他们粉饰、化装，如《赖四偷婚》中的赖四、《粉碎的玉镯》中的程之辉，本来也不想让他们以现在的面目与读者见面，也想把他们化了装或是“改造”后再让登场，但觉得那样又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这些“人物”；如果不让他们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出现，他可能就不是赖四，而是赖三、赖五了，程之辉也不是程之辉了。后来还是想起了乔典运老师的一句话，“写作凭的是感情感悟，理智不得”，才觉得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智去“创造”他们。我这人，平时爱看别人的作品，但不注意研究别人的作品。我从不考虑雷同不雷同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创作就像生孩子一样，只要是自己生出来的，就肯定不会跟别人“雷同”，即是同一母亲生的“双胞胎”，仔细看也有不同之处。大同小不同，这是我的自信。
关于书名，二月河先生建议用《赖四偷婚》。他说，这篇应算代表作，且“卖点”也好，其他朋友也都这样认为。但我有自己的想法，还是决定用《找不回的感觉》作书名，恕我违命了。
此为记。
200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