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原名 Sigismund Shlomo Freud，犹太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著有《性学三论》《梦的释义》《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者》是用“俄狄浦斯情结”解释文学作品的名篇。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区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种人格：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神经病患者、道德家和罪人。作者对这四种看似矛盾的性格作出心理学的解释，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小说中出现的情节为例，揭示出不同人格的心理学依据，与另两部名著《哈姆雷特》《俄狄浦斯王》相似的是它们都表现了共同的主题——弑父。作者指出，爱父与恨父两种无法调和的矛盾造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矛盾性格和他作品中令人叹为观止的描写，文章还以《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为例分析了性心理在文学作品中的影响。“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的人格里，可以区分出四个方面：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神经病患者，道德家和罪人。一个人怎么会陷入如此令人迷惑的复杂情况里去的呢？
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一点最少受到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低于莎士比亚。《卡拉马卓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小说里关于宗教法庭庭长的描写是世界文学中的高峰之一，其价值之高是难于估量的。可惜，在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个问题面前，精神分析学是无能为力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道德家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一点。如果我们企图把他作为道德家加以高度评价，理由是一个人只有经历了深重的罪恶，才能达到道德的顶峰，我们便忽视了因此而引起的怀疑。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心里一感到诱惑就对这诱惑进行反抗，而决不屈从于它的人。一个人，先是犯了罪，然后又在自己的忏悔中树立高尚的道德准则，这样他就会受到谴责：他使事情对自己变得太容易了。他没有获得道德的实质：自我克制，因为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实际的人类利益。他使人想起大规模迁徒的野蛮人，进行屠杀，又以苦行赎屠杀之罪，直到苦行变成进行屠杀的一种实际手段。“恐怖的伊凡”就是这样干的，的确，向道德的妥协是俄罗斯人典型的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道德上所作的种种努力，最终结果决不是十分光彩的。经过一场使个人本能要求与社会主张调和起来的激烈斗争之后，他最终落到了一种既服从俗权又服从神权，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和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卑微境地——这是那些二、三流的思想家毫不费力就可以达到的境界。这正是这个伟大个性的弱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抛弃了成为人类的导师和救星的机会，而使自己与人类的看守在一起。人类文明的未来对他将没有什么可感谢的。人们也许可以说，因为他的神经疾病，他注定了要以失败告终。他的伟大的智力和他对人类之爱的力量本来可能会向他打开另一条使徒式的生活道路。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个罪人或罪犯，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这种反对并不需要根据对罪犯的世俗判断。这种反对的真正动机很快就变得明显了。罪犯身上一般有两种基本特征：无节制的利己主义和强烈的破坏性冲动。两者的共同点，并作为它们表现出来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爱的缺乏，对（人类）对象的情感上的欣赏力的缺乏。人们会立即想到这种看法与陀思妥耶夫所基的情况是相矛盾的——他对爱的极大需要和他巨大的爱的能力，这些可以在他夸张的仁慈的表现中见到，这些使他在有权去恨、有权去报复的场合中去爱、去帮助人，例如，在他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和她的情人的关系中就是如此。这样的话，人们一定要问，为什么想要把陀思要耶夫斯基看作一个罪犯呢。答案是来自他选择的素材，他选择的全是暴戾的、杀气腾腾的、充满利己主义欲望的人物，这样就表明了他的内心有着相类似的倾向；答案还来自他生活中的某些事实，像他的赌博嗜好，他的关于强奸过一个少女的事的坦白，这个坦白可能是真的。①如果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相当强烈的破坏本能——这种破坏本能本来很容易使他变成一个罪犯，在他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本能主要针对他自己（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并以受虐狂和罪恶感表现出来。这样来认识，上述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了。然而，他的个性中留有大量施虐狂特征，这些特征在他的容易烦躁，爱受折磨和甚至对他所爱的人不能容忍中表现出来；也在他，作为一个作家，对待读者的方式中表现出来。这样，在小事上他对别人是施虐狂者，而在较大的事情上他对自已是施虐狂者，而事实上他是一个受虐狂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最温和、最仁慈和最乐于助人的人。
我们已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个性中挑选了三个因素，一个是数量的，两个是质量的：他的感情生活的特别的强烈性，他天生反常的本能气质（这种气质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为一个施虐——受虐狂者，或者一个罪犯），和他那无法分析的艺术天才。这个结合可以在不犯神经病的情况下完好地存在着；有的人就是单纯受虐狂而没有神经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能要求和对这些要求的克制力（加上有效的升华方式）之间的力的对比如取得平衡，就必然会使他归入所谓的“本能性格”的一类人物。但是这个情况被同时存在的神经病弄得模糊了，正如我们说过的，神经病在这个情况中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越频繁发作，自我控制的情况就越混乱。因为神经病毕竟仅仅是自我无力进行综合的一种迹象，就是说自我在企图那样做的时候，却已丧失了它的统一性。
严格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病是如何表现的呢？他把自己称作癫痫病人，别人也这样认为。病发作起来很猛烈，伴有丧失意识、肌肉痉挛和随之而来的抑郁状态。这个所谓的癫痫病很可能只是他的神经病的症状，从而必须把它划归为歇斯底里癫痫症，就是说，一种严重的歇斯底里症。这一点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一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癫痫症的病历资料是不完全的和不可靠的；二是我们对癫痫症发作的有关病理状态的了解还不充分。
先来看看第二点。这里没有必要重复完整的癫痫病理学，因为这不会使问题得到决定性的说明。不过也可以谈一点，古老的癫痫症的症状在临床上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疾病伴随着难于预测的、平白无故的痉挛发作。患者的性格会变得烦躁和爱寻衅闹事，所有的精神官能逐渐削弱。但这里概述的图像轮廓并不十分精确。这病发作时来势凶猛，伴随着咬舌头，小便失禁，导致严重自我伤害的危险的癫痫状态，不过也可能使病人处于短时间的意。志。丧。失。，或者一阵突发的晕眩，或者可能使病人在短时间内做事与其性格不符，好象处于无意识的控制之下。这些发作虽然一般说来是纯粹的肉体的原因决定的，这些肉体的原因以一种我们还不理解的方式作用着，不过，可以把它们的第一次发作归因于纯粹精神上的原因（例如，一次恐吓），或者说第一次发作是对另外一些精神刺激所起的反应。尽管典型的智力损伤现象可能在压倒多数的病例中存在，但是，至少在我们知道的一个病例中（赫尔姆霍兹的病例中），疾病并未妨碍他在智力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另外一些可以作出同样断言的病例也许是有争论的，容易受到怀疑的，如同陀思妥耶大斯基的病例）。那些癫痫症患者可以给人一个迟钝和发育受到抑制的印象，这种病往往伴有极明显的白痴现象和极严重的大脑缺陷，纵然这些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临床症状。但是，某些程度不同的发作也会发生在一些智力发展良好的人身上，和有着过分的、经常失去控制的情感生活的人身上。难怪在这些情况中，人们发现，认为“癫痫病”单纯是一种临床上的存在已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在一些明显的症状中发现的类似之处好象需要作出机能上的说明。仿佛可以认为人体中有机地存在着一个反常的本能释放机制，它可以作用于相当不同的情况中——既可以作用于严重的组织解体或中毒性疾病所引起的大脑活动障碍的病情中，也可以作用于对精神机能控制不足和精神能量的活动达到临界点的情况中。在这两种情况的后面，我们瞥见了潜在的本能释放机制本身。这种机制不能远离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中毒的来源：古代的医生们把性交说成是一种轻度的癫痫，由此而认识到性行为中释放刺激的癫痫方式的平息和适应。①
这个共有的因素可以被称作“癫痫反应”，无疑也受到神经官能症的支配。这种神经官能症的实质是用肉体的方法排除大量的刺激，这些刺激已无法用精神的方法来对付。所以，癫痫的发作就成了歇斯底里症的一种症状，也就象正常的性释放过程一样。因此，区分官能的癫痫和“情感”癫痫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的实际意义在于：第一种病人是大脑患病，而第二种人是神经患病。在第一种情况中，他的精神生活受到来自外部的不能相容的侵扰，而在第二种情况中，这种纷扰则是他精神生活本身的表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极其可能是属于第二种。严格地说，这还不能得到证明。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把他最初几次发作的症状和后来的几次反复安排到他的精神生活的整个历程中去考察，但在这方面，我们所知甚少。对他癫痫发作的描述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掌握的他的癫痫发作的情况和他的经历之间的关系的材料既不完全，又常常互相矛盾。最有可能的设想是，这种发作远远溯源于他的童年时代，它们开始表现为较为轻微的症状，而并不表现为癫痫症形式，直到他十八岁时的那次惨重的经历——他的父亲被杀②——以后，它们才以癫痫症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在他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他的癫痫症完全停止发作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对我们的说明是相当有利的，但是这和另外一些说法却有矛盾。
《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父亲被害，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父亲的命运之间相当清楚的联系，引起不止一个写他的传记的作者的注意，并引导他们去请教了“某一现代心理学派”。从精神分析学（它的意义就是进行精神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企图了解那个事件中最严重的损伤，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反应看作他的神经病的转折点。但是，如果我着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证实这一看法，我就不得不冒着使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学术语和理论的读者感到困惑难解的风险。
我们有一个可靠的出发点。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几次发作的意义，在他小时候，在“癫痫症”发生很久以前，他就有过几次发作，这些发作具有死亡的意义：它们的先兆是对死亡的恐惧，它们的症状是昏睡、嗜眠。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这病以一种突发的，毫无理由的忧郁形式，一种情感形式首次出现在他的身上，就像他后来告诉他的朋友梭罗维也夫那样，仿佛他当场就要死去似的。实际上，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与真正死亡极为相似的状态。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诉我们，甚至费奥多还相当小的时候，他在睡前常常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他怕他夜里可能会沉睡得象死去了一样，因此他请求一定要将他的葬礼推迟五天举行（参见弗罗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年）。
我们知道这种死一样的发作的意义和目的。④它们意味着发病者以死者自居，不管是以一个真正死了的人自居，还是以一个还活着的，而主观地希望他死亡的人自居。后一种情况意义更为重大。这个发作就具有惩罚的价值。一个人希望另一个人死去，现在这一个人就。是。那另一个人，他自己死去了。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主张，对一个男孩子来说，那另一个人通常是他的父亲，这种发作（它被称为歇斯底里的发作）是由于希望他可恨的父亲死去而作的一种自我惩罚。
根据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弑父既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一种基本的和原始的罪恶（参见我的《图腾与禁忌》，1912—1913年）。在任何情况中它都是犯罪的主要根源，尽管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唯一的一个根源，研究工作还不能确证犯罪和赎罪需要的精神起源。但是根源不一定只有一个。心理情况是错综复杂的，是需要阐明的。男孩子和他的父亲的关系正如我们所说，是一个“矛盾的”关系。除了企图去掉作为竞争对手的父亲的仇恨之外，对他的某种程度上的温情，一般也是存在的。这两种精神状态结合起来，产生了以父亲自居的心理；男孩子想要处于父亲的地位上，是因为他羡慕父亲，希望能象他父亲一样，也因为他希望能把他赶下去。这时，这全部的发展过程都与一个强有力的障碍相抵触。在某一时候，孩子开始领会，由于除掉作为竞争对手的父亲的企图将会被父亲用阉割来对他进行惩罚。这样，由于对阉割的恐惧——就是说，为了保持他的男性格怔，他便放弃了占用他母亲和除掉他父亲的意念。这个意念于是留存于无意识之中，形成了罪恶感的基础。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叙述的是正常的过程，即所谓“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命运；不过，对它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论述。
当两性同体（bisexuality）的体质因子，在男孩子身上比较强壮地发展起来时，更复杂的情况就出现了。因为男孩子在阉割的威胁下，他偏向女性的倾向已经渐渐变得有力起来，把自己置于他母亲的地位，接替她，作为他父亲爱情的对象。但是对阉割的恐惧也使得这个解决方法成为不可能。男孩子值得，如果他要作为一个女人而被他父亲所爱，他也必须忍受阉割。于是，憎恨父亲和爱恋父亲这两种冲动都遭到了压抑。这里有一个心理上的区别：因为对外。部。的。威胁（阉割）的恐惧而抛弃了憎恨父亲的意念，同时，对父亲的爱恋又被当作了一种内。部。的。本能的威胁，虽然归根结底，它还得溯源于同一个外部的威胁。
对父亲的憎恨所以难于被接受的原因是对父亲的恐惧；阉割无论是作为惩罚，还是作为爱的代价，都是可怕的。在压抑憎恨父亲的意念的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即对惩罚和阉割的直接恐惧，可以被看作是正常的因素；其病因的加剧，好象只随着第二个因素——对女性姿态的恐惧——的增强而发生的。因此，一种强而有力的天生的两性同体的气质便成为神经官能症的一个先决条件或加重病情的原因之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具有这样的一种气质，它以一种实际存在的形式（如同潜伏的同性恋）表现在下述情况里：他生活中男性友谊所占的重要地位，他对他的情敌们的奇怪的柔情态度，以及如他在长篇小说的许多例子中所显示的：他对只能用被压抑的同性恋才得以说明的场面的卓越理解。
我这样对爱恋父亲与憎恨父亲的态度，和这态度在阉割恐惧的影响下所引起的一些变化，作了阐明，在不熟悉精神分析学的读者看来，它们如果是乏味的和难以置信的，那我感到非常抱歉，不过我无法改变这些事实。在我的料想之中，恰恰是这个阉割情结必然会引起人们最普遍的否定。但是我只能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经验已经对这些事情特别给予了证实，并启发我们从中找到解开各种神经官能症的秘密的钥匙。我们必须应用这种经验解开我们这位作家的所谓的“癫痫症”之谜。对我们的意识如此不相容的，正是控制我们无意识的精神生活的那些东西。
但是，到此为止，我所说的还没有能详细阐述压抑俄狄浦斯情结中憎恨父亲所产生的结果。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新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以父亲自居的心理最终为它自己在自我中取得了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它被容纳于自我，但却又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与自我的其他内容相对立中存在着。我们给它取名为“超我”，并把继承父亲影响这最重要的功能归于它。如果父亲是严厉、粗暴和凶狠的，那么“超我”就从他那里接过这些品性，并且在它与自我的关系中，那被认为已受压抑的被动状态又重新恢复了。超我变成了施虐狂的超我，自我最终以女性的被动方式变成了受虐狂的自我。一种对于惩罚的巨大需求在自我中发展着，这种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命运的牺牲品，又在某种程度上从超我的虐待中寻求满足（就是说在罪恶感中寻求满足）。因为任何一种惩罚，归根结底都是阉割，所以，也是原来对父亲的被动状态的恢复。甚至命运，作为最后的手段，也只不过是父亲后来的投影而已。
良心形成的正常过程与这里叙述的反常过程一定是相似的。我还不能成功地在这两者之间划出一条适当的界线。我们将看到，在这里，大部分结果是由于被压抑的女性的顺从成分。另外，不管这个使儿子惧怕的父亲是否特别粗暴，这作为一个附加因素，一定也是很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正是这样，我们可以从他显著的罪恶感的事实和他生活中受虐狂的行为追溯到一种特别强烈的女性成分。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一个天生具有特别强烈的两性同体的素质的人，他能够特别有力地防止自己依靠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这种两性同体的特性，是我们业已认识了的他的性格的补充。他早年的死一样的发作的症状，可以理解为他的自我中的以父亲自居的作用，这个自居作用作为一个惩罚被超我所允许。“你为了成为你的父亲而企图杀他。现在，你就。是。你的父亲，但却是一个死了的父亲。”这就是歇斯底里症状的正常机制。再进一步：“现在，你的父亲正要杀你。”对于自我，死亡的症状是男性愿望和幻想的一种满足，是一种受虐狂的满足；对于超我，它是一种惩罚的满足，是一种施虐狂的满足。自我和超我，两者都行使了父亲的作用。
总之，主体和客体（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尽管还保留着它的内容，却被改变为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这犹如一个新的舞台上的一套新布景。这些来自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反应，如果现实不进一步给它们养料，就可能会消失。但是父亲的那些性格仍保持着老样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它逐年在退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父亲的憎恨和他要可恶的父亲死去的愿望仍然保持着。如果现实满足了这些被压抑的愿望，那是很危险的，幻想变成了现实，所有的防御措施都要随着加强。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作便表现出癫痫的特征，无疑，它们仍然表明作为惩罚的、以父亲自居的作用，但是，它们变得可怕了，就象他父亲的可怕的死亡一样。至于这些发作还吸收了哪些内容，特别是性的内容，我们就无法推知了。
有一件事情十分明显：在癫痫发作的先兆中，要经历一阵极度的狂喜。这很可能是在听到死亡的消息时所感到的胜利和解脱的喜悦，紧接着的是一种更加残酷的惩罚。这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在原始游牧部落中，杀了他们的父亲的兄弟们反复于胜利和哀痛，即节日般的欢乐和哀悼之中。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在图腾的进餐仪式中①。我们如果证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在西伯利亚不曾发作过这一事实，那么这就能证明了发作是对他的惩罚这一观点。当他受到其他方式的惩罚时，他便不再需要发作了。但是，这事不能得到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组织对受惩罚的需要，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完好地度过了痛苦和屈辱的年月。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政治犯是不公平的，对此他本人也一定明白，但是他接受了卑鄙的父亲——沙皇给予的这个不应有的惩罚，作为他反对生父的罪过所应得的惩罚的替代。他得到了他父亲的代理人——沙皇的惩罚，而不是自我惩罚。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施行惩罚在心理学上的正当理由。事实是，一大群罪犯渴望被惩罚。他们的超我要求惩罚，这样，就免去了自己对自己惩罚的必要了②。
每一个熟悉歇斯底里症状所表现的复杂变化的人都将理解，不从这一点着手，就无法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发作的意义③。我们能够假设它们的最初含义，在后来增加的许多内容中仍然保持不变，这就够了。我们能够很有把握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摆脱过由弑父意图而产生的罪恶感的影响。罪恶感决定了他在另外两个范围里的态度，这两个范围在与父亲的关系中是决定的因素：他对他卑鄙的父亲——沙皇——是彻底效忠的，这个沙皇曾经同他一起在现。实。生活中演出过杀人的喜剧，他的发作以戏剧的形式那么频繁地表现为杀人。这里忏悔占了上风。另外在宗教范围里，他保持着较大的自由：根据显然可靠的记述，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信仰宗教和无神论之间徘徊。他的巨大的才智，使他不可能忽视宗教信仰导致的智力上的难题。通过个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概括，他希望找到一条出路，并且从对基督理念的亵渎中解脱出来，他甚至希望用他所受到的苦难作为扮演基督似的角色的资格。如果说他基本上没有获得什么自由，而变成了一个反对者，那是因为忤逆罪——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类之中，宗教感情赖以建立的忤逆罪在他身上达到了超个人的强度，甚至他那巨大的才智对此也无能为力。写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受到指责，说我们放弃了公正的分析，而以宗派的特定的世界观来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保守主义者会支持宗教法庭庭长，而对陀恩妥耶夫斯基作出与我们不同的审判。这种异议是正当的；人们只能为他开脱，种种迹象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是受他的神经病引起的智力上的变化所限制的。
很难说是由于巧合，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土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都表现了同一主题——弑父。而且，在这三部作品中，弑父的动机都是为了争夺女人，这一点也十分清楚。
确实，表现最直接的是取材于希腊传说的戏剧《俄狄浦斯王》中的描写。剧中仍然是主人公自己犯罪。但是在诗的处理上不可能不加以柔化和掩饰。直率地承认弑父的意图，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所得出的，不经过分祈的准备，几乎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希腊戏剧保留了这种犯罪行为，同时还巧妙地设计了主人公的无意识动机，而得以把必不可少的缓和以受乖戾的命运所强迫的形式放到现实中去。主人公的犯罪行为是无意识的，显然并没有受到女人的影响；但是，这后一点是在这样的情况中被注意到了：主人公只有在他对那个象征着他父亲的恶人重新采取行动之后，才能占有母后。在他的罪行被揭露和被自己意识到以后，主人公并不企图用命运强迫的人为的权宜之计来为自己开脱。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受到了惩罚，好象这些是完全有意识的罪行，这就我们的理智来说，肯定是不公正的，但是在心理学上却是完全正确的。
在英国这个戏剧中，表现就比较间接了。主人公自己并不犯罪，是别人犯的罪。对于这个人来说，并不是弑父。因此，被禁止的争夺女人的动机并不需要掩饰。而且，由于我们了解了他人的罪行对主人公的影响，我们透过折光就看见了主人公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应该为亲人报仇，但奇怪得很，他发现自己不能这样做。我们知道这是他的罪恶感麻痹了他，但是，这种罪恶感以一种与神经官能症的过程完全一致的方式转变为他不能履行他的职责的感觉。这表明，主人公感到他的罪恶是一个超个人的罪恶。他蔑视他人，并不亚于藐视自己：“按照每个人的身份去招待他，谁能不挨鞭子呢？”
俄国的这部长篇小说在同一个方向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其中犯杀人罪的也是另外一个人。但是，这另一个人像主人公德米特里一样，与被杀的人有父子关系：在这另一个人的情况中，情杀的动机是公认的；他是主人公的弟弟，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自己身上的疾病——癫痫症归在他身上，仿佛他在设法表白，他身上的癫痫症就是一种弑父行为。还有，在审判中的辩护词里，有一个对心理学的有名的嘲笑——说它是一把“两用小刀”。这里是一个高明的伪装，为了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事物的观点的更深一层的意思，我们只好把它倒过来看。并不是心理学该受到嘲笑，该受到嘲笑是法庭的审讯程序。谁犯了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心理学只想了解谁渴望这样做，谁在事情完成以后感到高兴②。由于这个理由，所有的兄弟——除了阿廖沙这个当作反衬的人物以外，都同样有罪，都是冲动的肉欲主义者，玩世不恭的怀疑论者和癫痫症罪犯。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有一个场面特别鲜明。在佐西马神父与德米特里谈话时，他发现德米特里准备弑父，于是就跪倒在德米特里的脚下。这不可能意味着表示赞赏，而肯定意味着，圣徒正在抵制卑视和憎恶凶手的诱惑，并且由于这个理由，在凶手面前表示谦卑。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罪犯的同情是无止境的，它远远超出那些不幸的家伙可能要求得到的怜悯，它使我们想起了“敬畏”，过去，人们正是怀着这种“敬畏”对待癫痫病人与神经病人的。一个罪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几乎就是一个救世主。罪犯自己承担了罪责，这个罪责原应由别人来承担。因为他已经杀人了，别人也就不再有任何杀人的需要了；这个别人一定要感激他，因为没有他，别人只好自己去杀人。这不单单是仁慈的怜悯，而是一个基于类似杀人冲动基础上的自居作用——实际上，是一个稍微变化了的自恋。（这样说，我们不是在对这个仁慈的伦理学价值提出质疑。）这也许是相当普遍的对别人仁慈同情的机制，人们很容易在受罪恶支配的小说家身上觉察到这个机制。无疑，这个因自居作用而引起的同情心是决定陀思妥耶夫斯选择题材的重要因素。他首先涉及的是一般的犯罪（他的动机是自我主义的）和政治犯罪、宗教犯罪；直到他的晚年，他才回头写最基本的罪行——弑父，并在他的一部艺术作品中用它来完成他的坦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稿和他妻子的日记的发表，使我们对他一生中的一段插曲——他在德国时如何沉迷于疯狂的赌博（见弗罗·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有了清楚的认识，人们都把赌博看作肯定是他的病态激情的发作。这里不乏对这个招人谴责的、又毫无价值的行为的文过饰非。正象神经病人身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罪恶感以债务负担的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可以借口说，他希望在赌桌上赢钱，这样就能回俄国而不被债权人逮起来。但是，这只是一个借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清楚的，他认识到并坦率地承认了这个事实。他知道他主要是为赌博而赌博。①。他凭冲动作出的荒诞行为的所有细节，都显示出这一点，还显示了另外更多的情况。他不肯罢休，除非输掉了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赌博也是自我惩罚的一个方式。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年轻的妻子发誓，或者用他的名誉许下诺言说他不再去赌博了，或者在哪一天不再赌博了；但是，结果正如他妻子所说，他总是失信。当他输到他和她处于极其拮据的境地，他便从中获得续发性病理上的满足。事后，他在她的面前责骂和羞辱自己，要她蔑视他，让她感到自己嫁给这样一个惯犯而伤心。当他这样卸掉了他良心上的负担后，第二天，他又会重新开始这一切。他的年轻妻子习惯了这种循环，因为她注意到一件事提供了挽救的真正希望：他的文学写作，当他们失去了所有的钱，典当了他们最后的东西，他的写作就会进行得十分出色。当然，她并不理解其间的联系。当他的罪恶感由于他加在自己身上的惩罚而得到满足，那加在他写作上的限制就变得不那么严厉了，于是他就让自己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几步。②
一个赌徒早已埋葬了的童年的哪一部分变成了他的赌博沉迷的因素呢？回答可以毫无困难地从我们的一位年轻作家的一个故事中推测出来。斯蒂芬·茨威格，他偶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过研究（1920），在他的包括三个短篇小说的集子题为《感情的混乱》（1929）中收入了一篇题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小说。这个篇幅不大的杰作表面上显然只想表现一个漫不经心的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造物，她甚至连自己都感到惊讶：一个出乎意料的机遇会驱使她走到什么地步。但是这个故事所讲的远远超出了这些。如果对它进行一个精神分析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它叙述了（毫无辩护的意图）一件相当不同的事，一件带有普遍的人性的事，或者毋宁说男性的事。这个解释是这么清楚以致人们难以拒绝。这是艺术创作的本质特征，——作者是我的好友，在我问他的时候，他向我保证：我对他所作的解释，跟他的知识和他的意图都是格格不入的，尽管作品叙述中采用的一些细节似乎有意为这个隐藏的秘密提供了一条线索。
在这篇小说中，一个上了年纪的贵妇人向作者讲述了她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经历。她还年轻的时候就作了寡妇，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但儿子们不再需要她了。在她四十二岁那年，那时她在生活中已无所追求。在一次毫无目的的旅行中，她偶然来到了蒙特·卡罗赌场。这个地方给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这些印象中，她很快就被一双手迷住了。这双手似乎极其真诚和强烈地显露了不幸的赌徒的全部感情。这双手是属于一位漂亮的年轻人的，而作家仿佛出于无心使他的年龄与叙述者的大儿子同龄。他在赌输了所有的东西以后，陷入绝望的深渊，怀着到卡西诺花园去结束他毫无希望的生活的明显意图离开了赌场。一种莫名其妙的怜悯感驱使她跟踪他，用尽各种努力来挽救他。他原以为她是当地常见的纠缠不休的一类女人，于是企图摆脱她，但是她不离开他，并且发现自己身不由已地、极其自然地到了他的旅馆房间，最后还和他同床。这个即兴的爱情之夜后，她强求这位年轻人——他现在显然已经平静下来——庄严发誓他从今以后将永远不再赌博，然后她给他一笔回家的旅费，约好出发前在车站上会面。这时，她已经对他开始感到一种极大的柔情，她准备牺牲她的一切来占有他，她决定和他一起走而不和他分离。但是，各种意外的事情耽误了她，因此她没有赶上火车。她怀着对离去的年轻人的思念，再一次来到赌场时，她大为吃惊，她又一次见到了那双曾激起她同情的手：这个不讲信义的年轻人又回到了赌场。她提醒他他所立下的誓言，但是他沉迷于他的赌博激情中，竟骂她是扫帚星，叫她滚开，并把她曾想用来挽救他的钱抛给了她。她在深深的耻辱中匆匆离去，后来她知道，她没能使他免于自杀的结局。
当然，这个娓娓动听的、动机纯真的小说自身是完美的，也确实深深地打动了读者。但是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小说的创造基本上是建立在青春期充满希望的幻想上的，实际上不少人有意识地记住这幻想的，这种幻想体现了孩子的希望：他的母亲应亲自使他懂得性生活，免得他受到手淫引起的可怕伤害（为数众多的关于挽救主题的创造性作品都有同样的起因）。手淫这一“恶习”被赌瘾代替了；①强调手的热烈的动作暴露了这一由来。确实，赌博的爱好是过去手淫的对等物，“playing”是托儿所里实际上称呼用手玩弄生殖器的行为的词汇。那种不可抵抗的诱惑本质，那种严肃的保证永不再犯却又做不到的决心，那种麻木不仁的快乐和他正在毁掉自己（自杀）的不道德的行为——所有这些因素都毫无变化地保留在手淫为赌博所替代的过程中。是的，茨威格的故事是由母亲，而不是由儿子讲出来的。这必定会使儿子乐意地想道：“如果我的母亲知道手淫对我意味着什么样的危险，她当然会允许我在她身上发泄我所有的温情而把我从危险中救出来。”母亲与妓女等同起来——在故事中，年轻人把她看作妓女——与上述幻想有关。它使难于接触的妇女变为容易按触了。与幻想相伴随的不道德的行为带来了故事的不幸结局。注意一下作者赋予小说的外观，是如何企图掩饰它的精神分析的含义，也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女人的性生活是否受突然发生的、神秘的冲动所支配，这是大有疑问的。而精神分析学却揭示了这个女人做出令人惊讶的行为的充分动机，这个女人曾一直避开爱情。为了忠实于她死去了的丈夫，她警觉地抵御所有类似的引诱；但是——这里，儿子的幻想是正确的——作为母亲，她却不能逃避完全无意识地把爱情转移到儿子的身上，命运在这无法抵抗的地方抓住了她。
如果对赌博的沉迷，连同破除这一恶习的不成功的努力和它所提供的自我惩罚的机会是手淫冲动的重复，我们对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占有如此之大的地位就不应感到惊奇了。总之，我们发现儿童早期和青春期自我性满足，在所有的严重的神经病例中起着作用；至于关于努力压抑这种自我性满足和对父亲的恐惧之间的关系，人们已知道得这样清楚，以致毋需赘述了。②
（选自《弗洛伊德论美文选》，[澳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张唤民译，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