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故乡，因为故乡是他成长的地方，是他的父母之邦，是他祖先的长眠之地，也是他将来的归宿（至少是心理上的）。
风土环境对于人的成长的影响，也许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早在中国的上古时期，就出现过这么一种说法：“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之十》）这是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说法：风土环境对于人的成长的影响，就像对于植物生长的影响一样巨大。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故乡的一切都已进入了他的意识乃至潜意识，成为他进一步认识世界的原型，并且是永远摆脱不了的原型。所谓口音、相貌、嗜好、习惯等等的不同，倒还不过是其浅层的表现而已。
人的成长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而故乡总是和父母亲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又称故乡为父母之邦。从父母亲人那儿得到的养育之恩，总是会化为对于故乡的深深的热爱。
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是从小就熟悉的，故乡的人情风俗也都是从小就濡染的，因此人们在故乡感到自己是环境的主人，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安定感和安全感。
在过去，故乡也是祖先们长眠的地方，是人们即将要长眠的地方。这给了人们一种历史延续感与生命延续感，使人们感到自己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无意义的，而是生命之链上的一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
对于故乡的热爱也许是人类共有的感情，但是，大概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那样，对于故乡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如此执着的热爱。“中国人眷恋自己的家园，甚至不认为别处可以发现更好的东西。”埃尔韦·圣·德尼指出：“我将尽力向读者揭示中国大家庭的所有成员身上都具有的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别的任何民族中都没有这么根深蒂固，这就是对家乡的眷恋和思乡的痛苦。”所谓中国人乡土观念特重的说法，指的便是这样一个事实。
大概也没有哪一种诗歌会像中国诗歌那样，思乡之情会成为如此重要的主题。在《诗经》中，诗人们就一再表现对于故乡的思念和对于远行的悲哀，很多诗篇因此而成了千古绝唱，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在楚辞中，诗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四处追寻之后，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招魂》和《大招》在召唤诗人的魂魄归来时所使用的劝诱手段，也无非就是竭力铺陈异乡的恐怖与故乡的美好。可见早在上古时期，思乡之情便已经成了中国诗歌的重要主题。
而且，颇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诗歌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表现：即使理想世界的诱惑，也往往抵不过故乡的召唤。比如在王维和刘禹锡的《桃源行》诗中，那偶尔闯入世外桃源的渔人之所以要离开那里，乃是因为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翻然恐迷乡县处……尘心如垢洗不去”，这是多么富于象征意义的表现！在这种表现背后起作用的，恐怕正是中国诗人自己强烈的乡土观念吧！
同样有意思的是，那些类似王昭君这样的远嫁异域的女性的身世命运，在中国诗人中总是引起怜悯的反应。埃尔韦·圣·德尼曾指出：“若在别国，昭君的身世引起的会是羡慕而不是怜悯。因为她失去的是幽居深宫的悲苦和卑贱，换回的则是王后的宝座和丈夫的厚爱。可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为她的命运悲叹。李白、常建以及其他许多诗人说道：昭君死在远离长安的地方，没再见到家乡！这何异于流放！”
这位法国汉学家似乎不太了解中国古代的生活实际。古代中国与异域的通婚，并不同于欧洲诸王室之间的通婚，因为异域的风土环境往往极为严酷，而其文明程度又远不及中国，而且在生活习惯上也差异甚大。因此并不仅仅是中国诗人，即使是那些远嫁异域的妇女本人，也往往比起在异域的得宠来，宁可要故乡的安宁。比如汉代江都王之女细君远嫁西域乌孙国王昆莫后，便在一首诗歌中唱出了她的不能适应和思乡之情：“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细君的生活年代去王昭君不远，因此王昭君当时的心情也可以此诗类推。
不过，埃尔韦·圣·德尼的看法仍然很有意思，因为他敏锐地洞察到，中国诗人是如何带着强烈的乡土观念，来考虑中国妇女和异域通婚这类问题的。而这也正是中国诗歌的特色之一。
由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如此的强烈，因而那些表现思乡之情主题的诗歌，往往会引起中国读者最深切的感动，受到他们最持久的喜爱。有一位日本汉学家曾作过一个小小的调查，他要他所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只举一首他们所喜爱的唐诗，结果几乎所有人都举出了李白那首著名的思乡之诗《静夜思》。可见即使在现代游子们的心目中，故乡也仍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表现思乡之情的诗歌也仍然是他们的最爱。这种现象，在其他诗歌传统中大概是不多见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具有如此强烈的乡土观念呢？为什么表现思乡之情会成为中国诗歌的重要主题呢？一些法国汉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也包括中国诗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处奔波，“于是离别之情便油然而生，作诗怀乡便成为文人之间的普遍现象”。“离别是中国诗歌常用的题材之一，它和领土的辽阔和部队的远征有关系。因而那种重返家园的题材和离别的题材颇为相似，不论是解甲的士兵，还是退休的官员，最后都要重归恬静的故乡。”的确，离别是引起思乡之情的最常见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在其他民族中，离别并未引起如此强烈的感伤呢？为什么在其他诗歌中，离别并未受到如此频繁的表现呢？反过来不也可以认为，对于离别的特殊敏感，不正是思乡之情过于强烈的产物吗？
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也许蕴藏着中国文化的奥秘之一。解开这个奥秘，也许就能加深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不过我们还是打算放弃对于谜底的寻求，只想来看看在思乡之情的表现方面，中国诗人贡献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智慧。
远行不如归
在汉代古歌中，有一首奇特的诗：“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此诗奇就奇在它似乎只说结论，而不说原因，从而产生了一种当头棒喝般的强烈效果。其实，它所要告诉我们的，正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风土环境对人影响甚大这一点。什么土种什么庄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诗人认为这是非常明白、不用多说的简单道理。
然而大多数中国诗人却愿意把客游生活的体验说得更明确一些。他们首先告诉我们，客游生活有种种的不便，饥饿寒冷是家常便饭。“连翩游客子，于冬服凉衣。去家千余里，一身常渴饥。”（古别诗）“遥遥征驾远，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闺卧，行子夜中饭。野风吹草木，行子心肠断。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鲍照《代东门行》）古代的旅行条件远不如今天，其种种艰难困苦是不难想象的。
不过，中国诗歌中表现客游生活最出色的地方，还不仅在于表现客游生活的种种不便，而是表现客游生活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种种微妙影响。
比如，凡是有过客游生活经历的人，大都曾体验过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和自尊心的挫伤。古诗《艳歌行》曾描写过这方面的一个戏剧性场面：“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 。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游子的衣服破了，好心的女主人代为缝补，却受到了男主人的猜忌，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对本来就缺乏家庭温暖的游子来说，又产生了一重新的心理压力，最后发出了“远行不如归”的沉痛叹息。在曹丕《杂诗》其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说法：“客子常畏人！”这种自尊心的挫伤和寄人篱下的感觉，是远比饥饿寒冷更让游子们感到痛苦的。
还有客游生活身不由己的不安定感，也是中国诗人所敏锐地感受到的。曹丕曾把河中行舟比作客游生活，因为它们都是身不由己地到处飘流的：“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善哉行》）这个比喻当然也可以倒过来看，它形象地表现了客游生活乃是一种失去自主性和安定感的生活。
还有常与客游生活相伴随的那种孤独寂寞之感，也总是侵袭着游子们的心灵。在中国诗歌中，这种心理的表现常常会凝缩成为动人的警句，比如崔涂《除夜有怀》诗的“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马戴《灞上秋居》诗的“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杜牧《旅宿》诗的“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都写出了游子天涯孤旅的寂寞孤独之情，常令具有同样经历的读者感动不已。
故乡是与异乡相对比而存在的。只有身处异乡，才会产生思乡之情；只有体验了异乡的种种不便，才会回想起故乡的种种好处。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深深眷恋和热爱故乡的人，才会对异乡的一切产生敏锐的感受。从上述种种对于客游生活的微妙心理的表现中，不正可以看出中国诗人对于故乡的眷恋和热爱吗？同时，不也正是因为他们眷恋和热爱故乡，才会对客游生活的种种体验作出如此微妙的反应吗？
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旅行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诸如飘泊感、孤独感、寄人篱下感等等，仍然会不时地萦绕在现代游子们的心头。因而以上对于客游生活的微妙心理的表现，也许仍能给现代游子们以种种启示和感触吧！
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国人的思乡之情在平时就已经很强烈，而尤其是到了传统节日，他们的思乡之情便会加倍强烈。这是因为在中国，许多传统节日，比如新年、元宵、中秋、重阳，都是应该和家人一起度过的。因而人们总是在传统节日回到故乡，与亲人们团聚，享受天伦之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人们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乡过节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比平时加倍思念亲人和故乡。中国诗人对于这种心理，具有异常敏锐的感受，也作过非常动人的表现。
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的新年（现在的春节），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对于那些新年不能回乡的人来说，一个人独自在外度过新年，便成了真正的痛苦。那格外强烈的思乡之情，便像冬日的北风一般，分外锐利地划过他们的心头。于是从他们切身的体验之中，便孕育出了一些动人的诗篇或诗句。“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刘长卿《新年作》）“那堪正飘泊，明日岁华新。”（崔涂《除夜有怀》）“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高适《除夜作》）都表现了那在新年时变得尤为强烈的思乡之情带给诗人的锐利感受和浓重感伤，并从这种感受与感伤中产生了诗歌打动人心的力量。
北朝诗人薛道衡之所以能以其《人日思归》诗获得一贯看不起北朝诗人的南朝诗人的叹服，无疑是因为诗中蕴含的强烈的思乡之情已经深深地打动了南朝诗人的心灵：“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中国人的新年要过了元宵才算完全结束，所以人日也可以看作是新年的一部分。诗中所表达的新年思乡之情，原本是不分南北、为所有的人所共有的，而诗的构思又是如此巧妙，难怪会受到南朝诗人的叹服了。
把中国人每逢佳节特别思念亲人和故乡的感情表现得最为典型凝炼的，应该是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了吧：“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做这首诗时的王维还是一个翩翩少年，人生初次经历的客游生活给予他那稚嫩的心灵以新鲜而又锐利的刺激，孕育出了这首表达了中国人的心声、反映了中国人的心理的千古绝唱。
其实，不仅是对于古代的中国人，而且是对于现代的中国人，不仅是对于中国人，而且是对于其他国家的人，这首诗及其他中国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人生体验，无疑都应是非常熟悉的东西。因为这种体验原本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而为所有的人所共有的，比如当一个西方人不能回家度过圣诞节时，或者当一个日本人不能回乡度过盂兰盆节时。不过正是中国诗人，才把人类所共有的、而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的这种思乡之情，表现得那么震撼人心和优美动人。
日暮乡关何处是
中国诗人以其敏锐的感受发现，除了佳节这些特定的日子以外，人们在秋天和黄昏时分，最容易触发思乡之情。
先说秋天。比如有一首汉代古歌唱道：“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诗人一开始只说秋风使他忧愁，到后面我们才知道他是因为思念家乡，才感到秋风使他忧愁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秋风萧萧，才诱发了他的思乡之情的。
类似的表现在中国诗歌中很多。如曹丕的《燕歌行》换了一个角度，从对方写起：“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为淹留寄他方？”在家之人看到秋天来临，便替在外的游子着想，认为这应是游子最容易产生思乡之情的时候，可是却不明白游子为何还继续淹留他乡。曹丕《杂诗》的“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也是写秋天的容易诱发思乡之情的。王赞的《杂诗》则将人们在秋天容易起思乡之情，与动物在秋天容易起归心相提并论：“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人情怀故乡，客鸟思故林。”也就是说，诗人认为到了秋天，连动物都有了归心，更何况是人呢？
说起来，在一年四季中，秋天乃是万物开始休息的季节，植物落叶，动物归林。而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也许也还保留着这种动物的本能，因而人们在秋天特别地想回到故乡。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最后说：“在春天容易别离，在春天，幸福的人也会被吸引到远方去。”秋天正是与之相对照的。
与秋天一样，黄昏也容易诱发人们的思乡之情，这一点也为中国诗人所敏锐地感受到了。在谢朓的诗歌中，表现这类主题的诗歌便很多。如《侍宴西堂落日望乡》联句诗的“漠漠轻云晚，飒飒高树秋。乡山不可望，兰卮且献酬”，《落日怅望》诗的“已伤慕归客，复思离居者”，《冬日晚郡事隙》诗的“已惕慕归心，复伤千里目”，《和何议曹郊游》诗其二的“江皋倦游客，薄暮怀归者”，等等，都表现了黄昏时分容易诱发思乡之情的主题。在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诗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中，类似的感受也得到了极富感伤色彩的表现。
本来，在一日的循环中，黄昏时分也是万物开始休息的时候，百鸟归巢，众兽入洞，同时也是人应该回家的时候。在这种时候，自然容易产生浓厚的思乡之情。早在《诗经》的《王风·君子于役》里，便已表现了在“鸡栖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黄昏时分，居家者对于不归者的思念之情。尽管表现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所表达的情绪则是一致的。
中国诗人就这样敏锐地感受到了秋天与黄昏在诱发人们的思乡之情方面的特殊作用，并在诗歌中巧妙地作了表现。中国诗人认为，人生是自然的一部分，即在思乡之情这个方面，他们也发现了人生与自然的微妙联系与共鸣。
明月何时照我还
在中国诗歌中，月亮与思乡之情有着特殊的关系。正如苏轼所说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水调歌头》），月亮的圆缺，往往被中国诗人看作是人的离合的象征。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人事和物理很容易互相沟通，月亮与思乡之情的关系便正是如此。
在梁武帝的《边戍》诗中，月亮象征着团聚的愿望：“秋月出中天，远近无偏异。共照一光辉，各怀离别思。”尽管人们远离故乡，远离亲人，但是，诗人认为普照大地的月光，却把人们与故乡、与亲人联系在了一起。表现类似构思的诗歌还有很多，比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望月怀远》），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白居易的“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等等，都表现了月亮在游子之间或游子与故乡之间所起的象征性联结作用。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诗人看见月亮，就容易想起故乡，因为月亮原本是既照着游子，也照着故乡的。诗人满怀思乡之情的心灵，便自然容易乘着月光的翅膀，飞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李白的《静夜思》诗，正因为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心理，而成为千百年来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绝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埃尔韦·圣·德尼认为：“此诗的不足之处在于需要详细解释……解释得少点而又让人悟出更多的意思实在很困难。”这大概是对于法国读者而言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他们只要看到了“月光”和“故乡”这两个词，便不需要任何解释就能理解一切了。
而且，从埃尔韦·圣·德尼的解释来看：“这首诗谈的是一位在明月夜醒来的游子。他起初以为天亮了，出发的时候到了。于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位法国汉学家也许终于还是没有搞清楚李白这首诗的全部含义，也就是没有搞清楚月亮与思乡之情之间的联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明白，月亮与思乡之情的这种联系，也许确实是中国诗人的“独得之秘”。
王安石有一首《泊船瓜洲》诗，人们对其中的第三句非常称道，却往往忽视了同样值得称道的第四句：“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一首表现思乡之情的诗歌，因为春天已经来到江南，所以诗人更急于回去。诗人表现思乡之情的手法非常独特，他认为他的回乡应该有明月相伴随。不过，如果明白了如上所述的月亮和思乡之情的联系，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诗人这么想的原因了。同样，我们对卢纶的“万里归心对月明”（《晚次鄂州》），也会获得一种新的感受。
石川忠久指出：“在西洋，月亮似乎被看作是不祥之物……那里也没有赏月的习惯；但在东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月亮却都是人的朋友。”我们今天对于月亮的美丽，对于月亮的象征性，对于月亮与思乡之情的联系，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每到中秋之夜，便与家人一起，吃着月饼，望着美丽的满月，享受着团聚的快乐。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是中国诗人的诗心，使月亮变得美丽，使月亮象征团圆，使月亮与思乡之情联系在一起的。
近乡情更怯
当人们经过长期的飘泊，终于又将重返日夜思念的故乡时，他们的心里无疑是充满着喜悦的。比如当杜甫听说官军已经收复河南河北时，便为能“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而狂喜不已。但是，中国诗人更为细腻的地方，却在于发现人们在重返故乡时，不仅会有由衷的喜悦，而且还会有隐隐的不安。正是这种隐隐的不安与由衷的喜悦混杂着的感情，使重返故乡成为一件心理复杂的事情。
比如李频的《渡汉江》诗，便表现了这种复杂的心理：“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照例越是接近故乡，人们便应该越是感到喜悦，可是为什么诗人却说“近乡情更怯”呢？从第一第二句来看，也许是因为诗人久未收到家书，因而不知道家里是否一切平安，所以才感到心情有点紧张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此诗所表现的心情，就有点接近于刘琨《扶风歌》的“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的心情了。要知道，古代的邮政并不像今天这般发达，如果发生了战乱，那情况就更为糟糕了。如杜牧《旅宿》诗的“家书到隔年”，戴复古《夜宿田家》诗的“乡书十寄九不达”，杜甫《春望》诗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月夜忆舍弟》诗的“寄书长不达”等等，都反映了这种状况。当人们在长期得不到家书的情况下重返故乡时，他们的心头难免会浮上片片不安和狐疑的阴翳的。
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即使我们知道故乡的家人一切平安，只要我们确实远离过故乡一阵子，那么当我们重返故乡时，也总会有某种不安的阴翳在心头隐隐萦绕的。这种不安的阴翳很难说一定是出于某种担心，而大都仅仅是由于久别重返本身造成的。推想起来，这大概是由于一种因久别而产生的违和感在起作用吧？因为我们重返故乡时看故乡的眼光，已与离开故乡前看故乡的眼光不同。在离开故乡期间，我们也许久已习惯于异乡的风物了，这自然使我们的眼光发生了变化。当用这已经变化了的眼光来重看故乡时，自然会感到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这就会引起心理上既喜悦又不安的复杂反应。在李频的上面这首诗中，也许正包含着这种因素吧？因为诗人毕竟是在异乡“经冬复历春”地度过了好长时间以后重返故乡的。
在贺知章的著名的《回乡偶书》诗中，诗人似乎也含蓄地表达了类似的重返阔别多时的故乡时的复杂心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少小”与“老大”的对比，暗示了诗人离开故乡的时间之漫长；不改的“乡音”，象征了诗人始终不衰的思乡之情；儿童的发问，表面上是一种带有喜剧色彩的反讽，即这些故乡的后来者们竟然不认识这位故乡的老前辈，但在实际上，却是象征性地表现了故乡对于诗人所感到的违和感，也暗示了诗人对于故乡所感到的违和感。因此，这首诗在表面的幽默之下，潜藏着诗人淡淡的伤感。
就像这样，伴随游子还乡的，不仅有“明月”，还有“月影”。这就是为什么重返阔别多时的故乡，总会让人感到心旌摇摇的原因。还记得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From the New World）交响曲中乡愁摇曳的第二乐章吗？那悠扬伤感的旋律，不也正是传达了人们在重返故乡时这种“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的复杂感受吗？不仅由衷的喜悦是出于对故乡的热爱，那隐隐的不安在根底上其实也同样是出于对故乡的热爱。中国诗人以其灵敏的感觉，捕捉到了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并用极为日常亲切的语言，将它巧妙地表现了出来，以致我们今天读到这样的诗歌时，还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怦然心动。
却望并州是故乡
故乡之所以使人们感到亲切，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因为故乡是和人们至少是最初的生命旅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长期客居之地，也会因其与人们的另一部分生命旅程的密切联系，而被看作是“第二故乡”。所谓“第二”，并不仅仅是序数词的第二之意，它也意味着与“唯一”相对的“其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人们除了生于斯、长于斯并将老于斯的故乡之外，常常还会对长期客居之地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不喜欢到喜欢，从没有感情到有感情，产生一种“第二故乡”的感觉。尤其是当人们离开这一长期客居之地时，这种“第二故乡”的感觉便会明显地被他们注意到，一如当人们离开故乡时，便会产生强烈的思乡之情一样。
贾岛的《渡桑乾》诗，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感觉。贾岛曾在并州（今太原）客居十年，此后又转到比并州更北的地方。在并州的十年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早先的居住地咸阳（即长安）；可是当他一旦离开客居十年的并州转向另一个新的陌生的地方时，他的心中忽然又涌起了对于并州的思念之情：“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贾岛在诗中表现了这样一种为人们所熟知的日常经验：人们对于一个长期客居之地的感情，往往是通过离开这个地方的契机才得以感受到的（其实，对于故乡的感情，也同样是在离开故乡以后才会变得清晰强烈的。在这一点上，远离长期客居之地与远离故乡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在感受到对于长期客居之地的感情之前，其实它早已在那里悄悄地滋长着了。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他在并州时日夜思念的咸阳（长安），其实也不是他真正的故乡，而是早于并州的另一个长期客居之地。因为他的祖籍是范阳（今北京），他的少年时代也是在范阳度过的。可见他类似的对并州的感情，早已对咸阳产生过了。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他在又一次长期客居后离开那个并州以后的新的地方时，他同样也会对那个地方产生感情，视之为又一故乡的。
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也创造着他周围的环境，二者的关系乃是非常微妙的。熟悉与陌生，故乡与异乡，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在某些情况下，故乡可以变成异乡（比如当一个长期客居异乡的游子回到一个完全变化了的故乡时，或当故乡变得像古诗《十五从军征》里老兵的家乡那样什么亲人都没有时），而异乡也可以变成故乡（比如当一个人长期客居某地并已完全融入其中时）。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停地迁徙，而故乡的概念却永远存在的原因。这种人心的奥秘，为中国诗人敏锐地感觉到了，并优美地表现了出来。
不知何处是他乡
中国诗人之所以反复表现他们的思乡之情，正说明他们常常是处于置身异乡的旅行之中的。他们之所以四处旅行，其原因也许信如保尔·戴密微所说的：“那时中国的文人主要是出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原因，总是要在这个疆土广袤的王国里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犹如古代罗马的官员们那样。因此，这种离别就在友人们的心头产生了一种沉重的压抑感。”但是也有一些诗人，他们倒是真正喜欢旅行，而他们喜欢旅行的理由之一，就是能在旅行中通过置身于异乡而不断追求人生的新鲜感受。故乡有故乡的安全感、安定感、亲切感和熟悉感，但是它不会带来新的感受、新的刺激、新的境界和新的追求。为了人生的不断充实与更新，离开故乡投入异乡是完全必要的。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许多诗人不断地告别故乡出门旅行。
李白便是一个这样的诗人，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他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感受刺激，捕捉诗意，从而创作出了许多反映各地风光的美丽诗篇。对于李白的这种旅行癖好，松浦友久分析其原因道：“真正打动李白的心，诱使他不间断地投入旅行生活，还有其内在的原因，那就是他要努力使自己永远处于‘置身异乡’的体会之中。‘置身异乡’，才可以使他在不断变化的未知环境中打开心灵的大门。新的土地，新的风俗，新的人间关系；就在这样的变化中，培养广泛的兴趣，萌发深切的关心，他宁愿使自己的一生永远处于这种不断的追求之中。”
而且，更进一步说，也只有在置身异乡的旅行之中，人们才会加深对于故乡的感情。而一个喜欢旅行的人，也往往同时又是热爱故乡的人。松浦友久分析李白的心理道：“把一生投入旅行生活中的过程，也就是永远把故乡强烈地作为故乡意识于头脑中的过程。一个一生也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当然也就永远无法理解，潮水般猛烈涌来的乡愁。‘故乡’这个词不正是作为‘异乡’、‘他乡’的对比才有生命的吗？把一生交付于旅行，正是作为一个诗人的李白，为了能够使自己永远处于吟咏乡愁的立场上，而自行选定的道路。”
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李白既是一个最喜欢置身异乡的旅行生活的诗人，又是一个最擅于表现思乡之情的诗人。最有名的表现思乡之情的诗歌《静夜思》之出诸李白之手，也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在李白的意识深处，总是一边向往着新鲜的地方，一边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当他写“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作》）时，不是既感受到了异乡的人情物产之可爱，同时又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毕竟是置身于异乡吗？在“不知何处是他乡”中，正交织着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感情。当他写“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时，他不是也一面为宣城的美丽风物所感动，一面又为思乡之情所萦绕吗？最有象征意义的是《古风》其二十二，诗人在发了一通“感物动我心，缅然含归情”的思乡之情之后，还是“挥涕且复去，恻怆何时平”，继续怀着思乡之情，踏上了他那永无尽头的旅程。
中国诗人就这样向我们揭示了故乡与异乡、居家与旅行的辩证关系：只有身处异乡，才会意识到故乡；只有身在旅途，才能获得新的感受。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人才既成了一个最热爱故乡的民族，又成了一个世界各地都有他们足迹的民族。在这种保守与进取的对立统一中，蕴含着中国人乡土观的智慧：旅途在他们的脚下，故乡在他们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