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到今年整整的六十年了，今天，坐下来回忆这六十年的光阴，真像一闪的电光一样，迅疾地划过去了。但是这道电光后的一声惊雷，却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
我从小就爱读文学的书，但这种爱好是我的海天相接、寂寞无伴的环境造成的。我和一般的孩子一样，由喜欢听故事，而开始自己找故事书看。那时给儿童准备的读物很少，我在大人的书架所能够翻到的，也不过是《聊斋》、《三国》、《水浒》、《红楼梦》和一些传奇之类，以后也只是《林译说部》等外国小说的译本，以及《饮冰室文集》和《天讨》等，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在我们那种家庭里，所能看到的书。
六七岁以后，我就到家塾去附学。我说“附学”，因为家塾里的学生，都是比我大好几岁的堂哥哥和表哥哥们，作为一个附学生，我不过是去凑一凑热闹。老师附带着给我讲一点书，用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国文教科书，做的是短小的句子。十一岁以前，曾读完一部《论语》，半部《孟子》，和《左传》、《古文观止》中的几段短篇。但是我的注意力却放在老师对哥哥们的讲书方面，他们写长文章，学做诗，我在旁边滋滋有味地听着，觉得比自己的功课有意思得多。至于我自己读起唐诗、宋词来，那已是十二岁以后的事情了。
我的这些经历，和我那个时代有书可读的孩子差不多少，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以写作为业。“职业”这两个字，我是很早就想到的，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应该就业，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常常痛心地对我讲：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在她哥哥结婚的前夕，家里的长辈们在布置新房，我母亲在旁边高兴地插上一句，说是小桌上是不是可以放一瓶花？她的一位堂伯母就看着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这句话给她的刺激很大。女孩子的手指头，为什么就当不了门闩呢？所以她常常提醒我：“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那时知识女子就业的道路很窄，除了当教师，就是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因此，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
五四运动时期，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一年生，在学生自治会里当个文书。运动起来后，我们的学生自治会也加入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我也成了联合会宣传股之一员，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去大会旁听，写宣传文章等等。从写宣传文章，发表宣传文章开始，这奔腾澎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静夜听来，连凄清悠远的“赛梨的萝卜咧”的叫卖声，以及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锣声，都会引起我的许多感喟。
这时，我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说”。但是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斯人独憔悴》就写的是被顽固的父亲所禁锢，而不能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的苦恼；《秋雨秋风愁煞人》写的是一个有志于服务社会的女青年，中学一毕业，就被迫和一个富家子弟结了婚，过了“少奶奶”的生活，从而断送了她的一生；《庄鸿的姐姐》，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因为当公务员的家长，每月只能从“穷困”的政府那里拿到半薪，又因为这个家庭重男轻女，她就被迫停学，抑郁致死。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我还不会去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写不出来的！
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来的刊物，北京和各省的，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还彼此传阅。看了这些刊物上大、中学生写的东西，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但我终究是大学里的小学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这个笔名，而在《晨报副刊》上登出来的时候，在“冰心”之下，却多了“女士”二字！据说是编辑先生添上的，我打电话去问时，却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
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落后了一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上的。在我左顾右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还跳了一班。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繁星》和《春水》。关于这两本小集子，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大意是：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到《晨报》的《新文艺》栏内去发表。我之所以不称它们为诗，因为我总觉得诗是应该有格律的，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在我重翻这两本集子时，觉得里面还是有几首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涛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等等。
我重新摘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从“五四”时期，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后，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我无论是写小说，写诗，写散文，都因为我那时没有也不可能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生活圈子狭小，创作的泉源很快就干洞了，这也是我在“五四”后的作品，日益稀少的原因。
但是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的。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一九五一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重逢，也都说：“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为新社会服务！”
感谢党的关怀和教育，使我有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有了和工农接触、向工农学习的机会，这中间我还访问了好几个友好的国家和人民……这时我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我引吭高歌，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歌颂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创造我们幸福生活的英雄人民，我描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幸福地生活的新生一代……这些作品多半是用散文的文学形式写下来的。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关于散文》的文章里，曾这样地说过：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不管他写的是“铭”，是“传”，是“记”，是“书”，是“文”，是“言”，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下，迅速地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到无处追寻……要捉住“灵感”，写散文比诗容易多了……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尖利活泼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以上写出了我对于散文这个文学形式的偏爱，和怎样适宜反映我们的沸腾多彩的时代。同时，我有自知之明！我为生活和文学修养所限，使我写不出好诗、好小说、好剧本……我写散文也可以说是逼上了梁山。但是我还是爱上了这个小小的梁山水泊。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从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起，我才重新拿起笔来。也就是这一年，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的、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和锻炼的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新生一代，以汹涌的人潮，巍峨的花山，浩瀚的诗海，来悼念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中流砥柱——敬爱的周总理，来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要求民主与科学，来反对“四人帮”，来杀出一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在党中央领导下，浩浩荡荡的革命人民把万恶的“四人帮”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惊喜交集之中，我感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十年来，参加过“五四”的文艺界朋友，有的已随着时光一同流逝。最近的十几年，经过“四人帮”的雨打风吹，更是所余无几了，但是我想，第二次解放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躬逢其盛，就应该有“志在千里”的精神，借“四五”运动的强劲东风，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四人帮”粉碎了，日月重光，在党所指引的四个现代化的长征路上，也还需要我们这些老兵。我一直是喜爱儿童的，年纪越大，越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孩子们说说。因为这次的新的长征，远之，受着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严重影响；近之，受着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征途决不是平坦而容易的！作为他们忠诚的朋友，我想用书信的散文形式，把我自己的经验教训，和现在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想法看法，对二十一世纪四个现代化的执行者谈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引起他们的注意和讨论，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近将来的写作的计划和方向。
从“五四”到今天，正好是一个“甲子”。“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四五”运动的汹涌怒涛又把我“推”向了新的长征！生命不息，挥笔不已！
1979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