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要戴着一顶帽子，几乎春夏秋冬都要戴。那是一顶灰蓝色毡帽，带着一个帽檐儿，虽然很显破旧，但周周正正的，并且很干净。农忙时候，尤其是夏天或者秋天，他偶尔也要戴一顶斗笠，我们这个地方管它叫席夹子，主要用来遮阳，也可以挡雨。那斗笠上，常常要夹一只黄澄澄的蹬倒山回来。那小虫是蚂蚱中的力士，有着肥硕粗壮的两条腿，力大无比，于是乎就叫了蹬倒山。但父亲戴那顶灰蓝色毡帽的时候要多一些。
我戴帽子的时候，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将帽子弄得周正，利索，从不歪戴，尤其帽檐最有讲究，高低要适度，高了，就显出宽宽的额头，有了一股子傻相；若是低了，就挡住了眼睛的视线。我觉得父亲那样的戴法很值得效法，它能让一个人显得庄重，成熟，也显得干净利索。村里几个人的戴帽，我是顶看不起，歪歪斜斜朝头上那么一扣，嘴巴上还要叼上一根烟，怎么看怎么像电视上的汉奸头子模样。
父亲的戴帽，一直是我的榜样。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在镇上买了楼房，结婚生子。那时候，我的母亲早已去世，父亲也已经老了。
父亲偶尔会来镇上我的家，看望他的孙子。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夏天的午后，天气闷热难耐，我的几个同事正在我的客厅里啃着西瓜闲聊。就听到了轻微的敲门声。开始没有在意，继而又响，我去开门。是父亲。他进到屋子里来后，样子显得有些窘迫，灰塌塌的一个瘦弱身躯，并且头上依旧戴着那顶灰蓝色的毡帽。我分明听见同事发出轻微的啊的一声，好像还说了句“大热的天……”。那分明是说父亲在大热的天，居然还要戴着一顶帽子。我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忽然就对那顶毡帽感到了反感，虽然那顶帽子依然是周正，利索，并且也很干净，可它居然深深刺痛了我的神经。我的脸不由地拉了下来。
我低声但很严厉地说：“还戴个帽子干什么？！”
父亲更加窘迫了，诺诺地说道：“干活，太脏，呵。”他举了举手，大概是打算取下帽子来，可最终没有取。别别扭扭地呆了一中午，就讪讪地离去了。
后来，过了好久，父亲又来了一次，那时候已经是浅秋时节，天气依然炎热。父亲居然依然戴着那顶毡帽。我当场就数落起他来，说：“这么热的天戴个帽子干什么？”
父亲似乎忽然想起什么，手举了举打算取下来，却又放下了。打那之后，父亲一直没有来。我知道，他自己在村里鼓捣那几分地，偶尔还应了邻居的请，去帮天工什么的。父亲是一个石匠，母亲去世之后虽然没有专门去做，但也零星做点石匠活的。
这段时间，家属院里忙碌了起来，高高装起了两架塔吊，同时有三幢楼房动工。工地上工人们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我见他们在用饭的时候，就围蹲在一起，灰塌塌地一圈人，伸了筷子去一口大锅里捞大锅菜，就着馒头吃饭。那大锅菜里清汤寡水的不见几个油花，可他们一口馒头一口菜，偶尔来口榨菜，一个个吃得特别香甜。我路过他们身边时候，还听到他们吧嗒吧嗒咀嚼的响声。忽然，我一下注意到，那些灰塌塌的建筑工人，几乎每个人都戴着一顶帽子，尤其那些筛沙的，运水泥的工人，他们的脸上，领上，都沾满着沙土和水泥粉末，甚至在眼睫毛上也灰灰的一层。原来，他们戴一顶帽，是用来遮挡这沙土水泥，遮挡这繁重生活的浮尘和苦涩岁月的侵蚀。父亲的头上的毡帽，也是如此的吧。我忽然觉得心里一酸，眼眶里有泪水开始打转。父亲啊，我却那么无知地指责您！我已经疏远甚至远离了土地了吗？可我知道，我的骨子里流淌着的依然是农民的血液！可是什么让我变得这么虚伪而冷漠？
我开始对父亲心存愧疚。我暗暗发誓，父亲再来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再指责他的毡帽。我应该为那顶毡帽而感到感动和自豪。我应该像小时候一样，对父亲的帽子心存敬畏。
秋天快过去的时候，天气还是热得一塌糊涂。
父亲来了。
父亲进门的时候，我第一眼就去寻找他头上的帽子，我心里急切盼望着他能戴着那顶帽。可是，这一回他的头上并没有戴帽。他的已经花白的头发服帖地卧伏在那里。我几乎有一点失望了。
父亲大概是因为没有戴帽子，这一回没有以往的窘迫，和他的小孙子开心地逗玩了一中午，就说了句：“回去。你三叔盖屋。”
于是，父亲就出了门。
我看见父亲出门后，从门口楼梯的扶手上取下一顶帽子戴到了头上去，头也没有回，说：“关门吧。”
我就关了门。我是迅速关上的门，我怕我的眼泪落在父亲的眼皮底下，让他看见。
我疾步赶到窗口，透过玻璃，看见下楼去的父亲，正经过那一群正在盖楼的工人身边，他们好多也戴着那样的帽子，灰塌塌地忙个不停。
此刻，我已经泪眼模糊，分不清哪一个是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