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芒提是个基库尤小男孩，是我的一个佃农家的儿子。我那时和佃农家的小孩们都很熟，因为他们都在农场上为我做工，常在我家周围的草地上放羊，而且坚信这里总会有什么趣事发生。卡芒提在遇到我之前肯定已经在农场上住了好些年，我猜他一定过着某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病兽离群索居。
那一天，我骑马穿过农场平原，第一次遇见他，他正在那里放牧族人的羊群。他是你见过的最可怜的小东西，头很大，身子却出奇地瘦小，手肘和膝盖都像木棍上的树瘤一样突出，两条腿从大腿到脚后跟都长满了烂疮。在平原上，他看起来格外渺小，这让你异常震撼，这么多的苦难竟可以集中在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身上。我停下来对他说话，他没有回答，而且好像没看到我。在他呆板却棱角分明、疲倦又无限容忍的脸庞上，一双眼睛没有一丝神采，像死人眼一样暗淡。他看上去活不了多久了，你都能预见到秃鹫们—它们从来都在平原上的死亡附近—高高地在他头顶上方苍白发热的空气里盘旋。我叫他第二天来我家一趟，那样我可以试试给他治病。
对农场的人来说，大多数早晨，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我是个医生。就像所有大庸医一样，我有一大圈病人，那时每天至少有两个病人等在我家门口，多的时候有十来个。
对于意料之外的事情，基库尤人能够自我调节来适应。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白人不同。大多数白人在奋力避开命运的未知和突袭。黑人顺应天命，他一辈子都在命运女神的股掌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就是他的归宿，是草棚里熟悉的黑暗，是塑造他根系的模子。他以巨大的平和面对生命中的一切变数。我相信，黑人在他的主人或医生，或是他的神身上，最渴望也最看重的特质，就是想象力。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偏好，在非洲和阿拉伯人的心中，阿巴斯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是最理想的统治者；没人能预期他接下来的行为，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会出现在哪儿。当非洲人说起神的性格时，他们会像在谈论《一千零一夜》，或者像在讲《约伯书》的最后几章，震慑他们的是同一种特质—想象力的无边魔力。
我自认为我作为医生深受欢迎，名声在外，其实多亏了佃农们的这种性格特征。我初来非洲时，和一个德国大科学家同坐一条船，他带了超过一百只小白鼠和荷兰猪上船，这是他第二十三次试验昏睡病的疗法。他告诉我，他和土著病人间的最大障碍根本不是他们缺乏勇气—面对疼痛或大手术时，他们通常不流露一丝畏惧，而是他们极度厌恶规律的重复治疗和系统的整体疗程。德国大医生无法理解这一点。但当我自己开始了解土著后，他们的这种特性成为我最为欣赏的特性之一。他们拥有真正的勇气：对危险的纯粹爱好。这是创造物对造物主宣读命运的真实回应—当苍穹发语时，大地隆隆回响。我有时会想，他们发自内心对我们的恐惧，其实是恐惧我们的故意卖弄。落在一个呆子手里，他们死不瞑目。
我的病人在屋外平整的游廊里等候。他们蹲在这里—猛烈咳嗽、流着眼泪的男人身形枯槁，斗殴的瘦高个年轻人顶着熊猫眼和肿嘴唇，还有带着病儿的母亲们，那些孩子钩在她们的脖子上，就像枯萎的花朵。我经常要治疗严重的烧伤，因为基库尤人晚上睡在他们草棚里的火堆旁，燃烧的木堆或炭块会倒塌，可能烫到他们身上。有时我的药品库存用完了，会发现蜂蜜倒是治疗烧伤的好药膏。游廊的气氛生机勃勃又高度刺激，像是欧洲的赌场。我出来的时候，活跃不绝的低语会戛然而止，沉默中孕育着无限可能，魔力时刻即将来临。他们通常等我亲自来挑选第一个病人。
我对行医知之甚少，就是急救课程里学的那点皮毛。我的神医名声因为几次侥幸的治愈而传播开来，却不会因为犯下的灾难性错误而被人诟病。
要是我可以保证每个病例都药到病除，说不定这圈病人会渐渐散去？那样的我会建立一种专业威信—这里确实有一个从沃拉伊亚来的能干医生。但他们还会不会相信神与我同在？因为他们见识过大旱的年份，夜晚平原上的狮子，孩子独自在家时周围的花豹，无名地方飞来田地、途经之处不留一草一叶的大群蝗虫，这一切都让他们了解神。他们也体味过蝗群飞经玉米田却没有停留时那不可思议的美妙时光，或是某年的春雨来得早而充沛，让所有的田地和平原开满花朵，馈赠他们丰渥收成的喜悦时日，他们也了解这样的神。所以当关乎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时，这个很有能耐的沃拉伊亚医生恐怕终究只能是个外人。
让我惊喜的是，卡芒提真的在我们初遇的次日清晨出现在我家门口。在场还有其他三四个病人，他在他们后面，站得笔直，脸色依旧像个死人。看来归根结底，他对生命还是有些依恋的，并且下定决心做最后尝试留住它。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证明了自己是个卓越的病人。他谨遵我要求的时间过来，一点不差，而且当我告诉他是隔两天还是三天复诊时，他对时间很注意，这在土著里不常见。他用某种斯多葛学派的坚忍来耐受我对脓疮的艰难治疗，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病人。他的方方面面都足以让我把他树立成其他病人的楷模，但我没这么做，因为他同时也带给我精神上的极大不安。
难得我能遇上这么一个小野兽，一个极度与世隔绝的人类，而且他带着一种坚定而致命的放弃，彻底拒绝周遭所有生命。我问话，他才回答，但从不主动蹦一个字，也从不看我。他没有怜悯心，当其他病童被清洗包扎时，他带着一丝轻蔑的耻笑，从不为他们的眼泪所动，也从来不看他们。他无意与周遭世界有一丁点的接触，因为他所了解的接触全部太过残忍。面对疼痛时，他的灵魂拥有一种古老勇士的不屈。再糟糕的东西也不会让他惊讶，他的整个生命和人生观都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
这一切显得庄重古典，让人想起普罗米修斯宣告的信念：“疼痛组成了我，仇恨成就了你。如今你撕裂我：我不在乎。”以及，“嘿，放马过来吧。既然你是无所不能的。”但当这一切发生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会让人不舒服，让你灰心丧气。我想，上帝面对这么个小人的这种态度时，又会怎么想？
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拿正眼看我，主动和我说话的场景。那时我们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而我已经放弃了第一种治疗方式，正在尝试新方法—一种我从书里查到的热药膏。因为我急着把这件事做得彻底些，结果把药膏调得太烫了，我把药膏敷在他腿上轻轻拍打时，卡芒提开口了：“穆萨布。”他说完，狠狠瞪了我一眼。当土著对白人女人说话时，他们用这个印度词语，但他们的发音有点变化，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洲口音的词，带了种断词的口气。现在这个词语从卡芒提的口中发出，是一声求救，也是一声警告，像是一个忠实好友在阻拦你做某件有失身份的事情。我后来回顾这件事时燃起了信心。我有医生的抱负，而且也很抱歉把药膏调得那么烫，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这是野孩子和我之间第一缕理解的曙光。这个一辈子都在受苦的人，他除了苦难别无他想，却没想到苦难会来自于我。
虽然我一直在医他，他的病却并没好转。很长一段时间我坚持给他的病腿清洗包扎，但这个病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他有时会好一点，接着脓疮又在新的地方爆发。到最后我决定带他去苏格兰教区的医院。
我这次的决定要他命了，而且很可能触动了卡芒提—他不愿去医院，但他被自己的人生和人生观羁绊，无法反对任何事情。当我开车带他去教区，把他送进医院大楼时，他在全然陌生和神秘的环境里战栗了。
苏格兰长老会教区和法国罗马天主教会都是我的邻居，一个在农场西北十二英里外，比我们高出五百英尺；一个在农场以东十公里，地势更加平坦，比我们低五百英尺。我本身对教会并不亲近，但和两边的关系都还不错，而且对他们彼此之间长期的敌对状态有些惋惜。
法国神父是我最好的朋友。星期天的早晨，我常和法拉一起骑马过去听弥撒，一是因为想说说法语，二是因为骑马去教会的这段路很宜人。有很长一段路从森林部的老篱笆农场里穿过，合欢树带劲的清新松香在早晨闻起来甜美喜人。
罗马天主教会不管在哪里都能保持氛围，这真让人叹服。神父们在本地会众的帮助下，自己设计并建造了教堂，他们理应为它骄傲。这是一座精美的灰色大教堂，上面建有钟楼，下面是露台和楼梯。它矗立在一片广阔的庭院里，就坐落在他们的咖啡种植园正中，它是殖民地最老的教堂，而且管理有方。庭院的另两边是有拱廊的食堂和修道院小楼，学校和磨坊在下游的河边，要想走教堂的骑道，你得骑马踱过一座拱桥。这座桥全部用灰色石头打造，当你骑马过桥后，眼见它在背景中那么工整动人，就像是横跨在瑞士南部或是意大利北部的某座桥。
弥撒结束后，友善的神父在教堂门口耐心等我，邀请我穿过庭院去宽敞凉快的食堂里喝上一杯。我在那儿听他们讲话，他们对殖民地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远到最犄角旮旯的地方都了如指掌，真是神奇；他们也会用某种甜蜜和蔼的对话来客套，从你这儿套取你可能掌握的任何消息，就像一小群闹哄哄、毛茸茸的棕色蜜蜂—因为他们都留着浓密的大胡子，为了花蜜死死地叮在花朵上。他们虽然看似对殖民地生活很感兴趣，但还是按老样子维持着自己的法式流放生活，耐心而喜悦地敬重着某种神秘自然的高级力量。你觉得，要不是这种未知的神力把他们留在这儿，他们根本不会留下，也不会有着高高钟楼的灰色石头教堂，也不会有拱廊、学校，或是整洁的种植园和教区其他建筑。当他们传达完解救的福音后，就会留下殖民地的一切自生自灭，像蜜蜂一样急不可耐地杀回巴黎。
我去教堂和食堂的时候，法拉总会牵着两匹小马。在回农场的路上，他会察觉到我的喜悦—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从不碰酒精，但他把弥撒和红酒视作我信仰中的两项规定仪式。
法国神父们有时骑摩托车来农场，留下来吃午饭，他们给我讲法国作家拉·封丹的寓言，并给我关于咖啡种植园的金玉良言。
我不太了解苏格兰教会。那里有极好的视野，能看到周边所有的基库尤村庄，但即便如此，教区还是给我一种“盲”的印象，好像它本身对什么都熟视无睹。苏格兰长老会努力让土著穿上欧式服装，我觉得这怎么说都对土著没什么好处。但他们教区有一家很好的医院，我在非洲期间，亚瑟医生—一位仁慈而聪明的主治医生，是医院的负责人。他们救了农场上很多人的命。
他们把卡芒提留在苏格兰教区整整三个月，其间我见过他一次。我骑马去基库尤火车站时会路过教区，这里有一段路紧邻医院的空地。我瞥见卡芒提在那里，他一个人，离康复期的其他病人有一段距离。这时候他已经好多了，能跑了。他一看见我就跑到栅栏旁，跟着我一直跑到路的尽头。他继续在栅栏的另一侧小跑，像是你骑马经过牧场时吸引的一匹小马驹，他一直盯着我的马，但一言不发。跑到医院广场的死角后，他不得不停下来，我继续骑行，回头看到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头仰得老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完全就是一头小马驹的神情。我向他挥了几次手，一开始他完全没反应，然后突然间像个泵枪一样高高地举直了手臂，但他就举了那么一次。
卡芒提在复活节的星期天早晨回到我家，交给我一封医院的信，信上宣称他好多了，他们觉得他已经完全康复。他肯定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因为在我读信的时候，他一直专注地盯着我的脸，却不肯参与讨论，他脑子里打着更大的算盘。卡芒提一向有种镇定自若，或者说矜持的骄傲，但这一次，他竟因为强忍住的欢喜而神采奕奕。
所有土著都强烈地热爱戏剧效果。为了给我一个惊喜，卡芒提把他的腿缠上了旧绷带，一直缠到膝盖。他显然看出了这一刻意义重大，不是因为自己运气不错能够康复，而是想无私地把这快乐传达给我。他很可能仍记得我因为治疗的屡屡失败而心烦意乱，而且也知道医院治疗的效果惊人。随着他慢慢地把从大腿到脚后跟的绷带拆除，下面露出了完整光滑的双腿，只有一点灰色疤痕依稀可见。
极其平静地见证了我的惊喜后，卡芒提宣布了一条更震撼的消息—他现在是个基督教徒了。“我和你一样。”他说。他补充说觉得我应该给他一卢比，因为耶稣在那天复活。
他跑回自己的家探望。他的妈妈是个寡妇，住得离农场有点远。我后来从她那里听说，卡芒提那天破天荒地向妈妈敞开了心扉，说到对那些陌生人的印象，以及他在医院里是如何接受治疗的。但他去过妈妈的草棚后就回我这里来了，好像理所应当地觉得，自己就属于这里。此后他开始服侍我，直到我离开这个国家—大概十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