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溘然长逝。如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算起，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40多年，如从1945年中共七大算起，毛泽东思想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有30多年。他的追随者和反对者都承认他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影响的人。一个伟人对社会施加影响，靠的无非是两样东西，一是权力，二是思想。毛泽东在世时有教导国人的权力，他的思想体系改变了几亿人的思维方式，他的语录影响着时代的话语体系。因此，毛泽东时代不会因他的离世而一下子结束，历史的惯性需要一个过程。
毛泽东是在中央高层争夺接班人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离世的。他离开人世时是充满忧虑的，他最担心的，一是怕后来者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怕发生动乱。这是伟人对自己身后事预见性的思考。后来者不管对毛泽东治国方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也不管对毛泽东怀有什么样的情感，都必须面对一个无情的现实，怎样对待毛泽东巨大而沉重的政治遗产。历史已经证明，不同的选择成就了不同的人生。改革初期中国高层复杂局势大都与此有关。
毛泽东逝世已32年，历史在逐渐沉淀。现在人们对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的丰功伟绩的认识比较一致，持异议的人不多，而对他在建国以后功过是非的认识则很不一致，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建国后的17年和“文化大革命”的10年，毛泽东没做什么好事。官方《毛泽东传》的主持者逄先知认为，这完全不符合实际。逄先知：《按照历史决议的精神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载《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是100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巨大、最深远的革命家。他开创的革命道路，扭转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为中华民族的再度振兴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中，第一个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许多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探索需要勇气，毛泽东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
正如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探索和实践的许多治党治国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对我们仍然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
当然，毛泽东在建国后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也要进行总结，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才能更好地前进。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对毛泽东的评价，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在制定历史决议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著名党史学家逄先知认为，这个历史决议的发表，它对于保障我们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事实证明，邓小平确实看得远、看得准，具有历史的眼光和战略的眼光。
毛泽东为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探索从总体上来讲是不成功的，没有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但必须看到，他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取得了重要的经验教训。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2页。1956年以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理论成果。如关于将党和国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有的比较一贯，有的则不够一贯，有的只是一时的天才闪光，有的与错误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虽然未能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但他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全面的崛起，他在这一方面的历史功绩将逐渐显示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研究也在深化。如实承认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给许多对党和国家怀有感情的各界人士造成了严重伤害；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日趋严重，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历史决议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总结还是停留在“宜粗不宜细”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希望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现在看，历史决议对统一各界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似乎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毛泽东时代重大历史问题的议论。
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团结全党初步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原来的历史错误路线，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正道，是起了历史性作用的。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
邓小平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最终评价，把重新评毛泽东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的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也给他本人带来不幸。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这给他的接班人带来的是巨大的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