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10日）
根据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与澳大利亚澳中贸易合作委员会的协议，今年6月21日至24日，第二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在澳首都堪培拉举行。我带领中方代表团（其中20名厂长、经理）出席了这次会议。澳方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企业、金融、法律和学术界的代表62人。赵紫阳总理特地为会议发了贺电，澳政府副总理鲍恩亲自出席并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这对讨论会的圆满成功都是有力的支持和促进。在为时四天的讨论会中，中澳双方代表就“中国当前改革的形势和方针”、“中国的开放城市与开放政策”、“走向2000年的中国”，以及“澳对内对外政策与情况”、“澳中关系与前景”、“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产品如何适应市场需要”等等问题，分别采取大会报告、专题介绍、分组讨论、对口企业洽谈业务等形式，开展广泛、热烈的讨论。通过会内会外的活动，双方相互增进了了解，洽谈了部分合作业务，尤其重要的是为今后两国进一步开展经济技术贸易往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方代表团在会议前后还访问了澳几个沿海城市，我和马洪同志被邀请作为澳政府的客人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
通过第二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和代表团在澳的访问，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澳国内对发展与中国的贸易有强烈愿望，特别是紫阳、耀邦同志先后访澳，在澳大利亚形成了“中国热”，这种愿望正在明显增长。
澳外交部向我代表团介绍情况时，表示澳过去与英、美经济关系居于首位，但近些年来有所下降，而为亚太地区所补偿。因此，现在澳把重点转向亚太。目前澳大利亚的15个出口国中，11个位于亚太地区；进口方面，亚太地区也占2/3.澳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与其三大外交目标（保证澳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发展经济以促进人民福利；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在当前西方市场日益饱和，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澳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在西方市场竞争中，已力不从心，因此渴望在我国寻找新的市场。澳教育界人士也作此表示。澳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华格尔教授看到我分别与美、加、日、联邦德国合作举办了培训中心，也希望该学院与我有关省、市合作，为我培训管理干部提供经验、教师。澳对为国外培训留学生有许多优厚的条件，提供的奖学金也多。建议我国在与澳政府会谈时，可以提请澳为我培训更多的留学生。
日本在澳留学生，由于他们接触面广、情况熟悉、信息灵通，不少人学习结束后被聘为日本驻澳公司代表，为开拓日澳之间的贸易，发挥了良好作用。这一做法也值得我们考虑。
第二，为便于中外企业及时找到合适的洽谈合作对象，迫切需要有一些能为双方提供具有权威性信息与咨询的机构。
这次访澳期间，不少澳商向我反映，他们虽有和我开展贸易、进行合作的迫切要求，但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有的客商说，有时中方十多个厂家都去找他，不知究竟谁是最合适的洽谈对象。
这样的呼声，在我们和美国、西欧、日本企业的接触中，也经常可以听到。这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一些外国大企业，它们通过在我国设立办事机构，可以就地了解情况，矛盾还不太突出。但对国外众多中小企业来说，光靠它们自己的力量就难以做到。因此，为了便于我国企业在国外找到合适的合作对象，并为外国中小企业和我合作提供方便，我们拥护赵紫阳同志最近访问联邦德国时对国内所作的指示，由国家经委负责归口对国外中小企业的经济技术合作，设立对外中小企业合作领导委员会，这个机构应该为国内外企业开展合作提供有一定权威性的信息与咨询。
第三，澳十分重视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他们有些经验值得借鉴。
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在澳大利亚到处可以察觉到。澳政府认为，靠政府制定有关政策与对策还不够，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注意这一影响及其发展。澳自70年代末开始，每年在全国举行一次“信息技术周”。各种学术团体与民间组织通力合作，对信息技术，主要是对计算机的应用，通过举办各种通俗易懂的和雅俗共赏的讲座、展览会，提供各种咨询服务，散发大量宣传资料及专题材料，进行大规模科普工作，以引起广大群众的注意与兴趣，自觉学习新知识、运用新技术。
第四，要重视海外华人的作用，注意进一步落实华侨政策。
这次我们接触到不少在澳华侨与澳籍华人，他们跻身工商、教育、卫生、法律各界，其中有不少人居于高位并有相当声望。这些海外华人都有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的心愿与热情，很多人与国内也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联系，但他们对我国现行政策，特别是对华侨政策，还了解得不够和不及时，甚至仍有某些疑虑。有的华人反映，中央的华侨政策在有些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实，有人广东的祖产至今尚未归还，回到故乡无立足之地。我们除应注意加强对他们的宣传工作以外，尤其要注意对他们在国内亲属和原有房产的政策落实，用事实来消除他们的疑虑。
第五，要积极推动和组织我国的企业家走向世界。
我们组织来自不同行业的厂长、经理参加这次国际活动，对于他们学会两套本领，开拓两个市场，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与实践。对于这一点，我们的企业代表感受很深。要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就必须培养一大批能走向世界的干部队伍。当前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形势瞬息万变，不深入其间是难以及时掌握实际情况并作出正确反应的。日本各公司在澳悉尼市驻有3000名代表，而我国少数城市和公司的驻悉尼代表总共才20人。澳达吉蒂羊毛厂国际贸易部经理向我提出：“我们很不了解，为什么中国要通过日本的中间商购买澳羊毛？”这是一个切中我国外贸体制弊端的重要问题。我国每年从澳进口羊毛3万余吨，价值约为1.5亿美元。过去一直是委托日本商人居间购买，吃亏不少。建议今后改为用毛的工业部门派专家到澳组成买毛公司，直接购买。
从这次讨论会和访澳情况看，组织和推动我国企业的厂长、经理直接与外国同行接触，了解人家的想法、做法及交往方式，“知己知彼”取得第一手信息，十分必要。我们应该放手让一些有条件的企业更多地与外国企业直接接触，使我们的企业家开阔眼界、增长才干。为此，需要给一些有条件的企业直接对外的自主权，并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领导人掌握好外语，这是对外交往必不可缺的工具。
第六，要进一步狠抓提高出口商品质量，积极改进包装装潢，严格信守合同交货期限，努力加强广告宣传。
我们在讨论会和访问过程中看到，澳方的厂商鉴于中澳贸易中国逆差甚大，对增加进口中国货物持积极态度，但对我方出口商品质量低劣，包装很差，又不按期交货，而且不重视广告宣传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是澳方增加进口中国货的一大障碍。这些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应当积极改进。
鉴于这两年的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都取得了积极成果，这样的活动也对我开展与外商经济技术合作，锻炼我们自己的企业负责人有利，因此，经双方发起单位初步商定，1986年6月，在澳霍克总理再次访华期间，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将继续在北京举行。我们将及早进行准备工作，把第三次讨论会开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