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满清朝廷的武装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囯”，并于1853年攻下金陵（今南京），定都于此，号称天京。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大部分是明末清初由广东迁入广西的客家人的后裔。客家人，是指原籍中原的汉族，历经五次的大规模南迁，在南方各省形成的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人大量迁入广西东南地区，进一步激化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矛盾。清朝前期，广西人口迅速增加，而耕地面积则所增无几，以致人均耕地面积由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的４０．８８亩下降到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年的１．６２亩。土地上的尖锐对立，加上本地人对语言习俗与自己不同的客家人所抱的本能的排斥心态，广西东南地区的尖锐社会矛盾便以土客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最终发展为大规模的土客械斗。土客大规模械斗，正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洪秀全对基督教本身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没有领会它的精华，学了点皮毛，便将这个皮毛跟中国传统的民间迷信以及落后的中世纪思想结合起来，改变为非驴非马的一个宗教。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皇权专制、等级制度全面走向恶性发展。他自称是受皇上帝差遣下凡的“天下万国真主”，确立了封建等级制与君主世袭制。与历代封建皇帝一样，洪秀全本人也以“朕”自称，臣民遇见天王必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不仅天王世袭，各王也都世袭，从高官到基层官员如两司马也世袭，打破了以往封建统治者只袭爵位不袭职位的惯例。到了后期，洪秀全不顾汹汹群情，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后来最高权势者为了敛财，干脆大规模甩卖王爵封号。结果，后来总共封了2700多位“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自天王以下，王与各级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腐化，刚刚入城一个月，敌人威胁还未解除，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天王府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向外扩展十里，每天征用万余民工，拆毁民房万余间。由于建材不够，还把明故宫拆了拿去建他的天王府。宫中珍宝无数，在外征战的太平军将领一直源源不断将各种奇珍异宝运到天王府。天王有88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东王府也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竟超过了天王府。直到后期，大兴土木之风一直未息，如忠王李秀成驻在苏州，一直与敌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之毫华也令人叹止，据说仅次于天王府，直到苏州城破前夕仍一直动工，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都惊叹“真如神仙窟”、“平生所未见之境也”。其他各王都纷纷修造自己的王府，而驻在外地诸王在天京又都另建有王府，如李秀成、陈玉成在天京建有豪华王府。南京城1864年被清军攻破时，所剩军民不足十五万，而天王府后宫佳丽就有两万。
太平天国的神权统治还渗透到每个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每逢礼拜之日，百姓必须前往参加，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则予以杖责。三次无故不到者，则斩首示众。规定凡不拜皇上帝、崇拜“邪神”以及每七天不能虔诚礼拜、颂扬皇上帝恩德者，均属违犯“天条”。而犯天条者，轻则杖枷，重则斩首，甚至处以诸如“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
与领导人的严重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平天国在所占地区实行的却是一种近于严酷的统治管理，其特点是把军事化组织管理模式推广到民间、社会，其社会结构是以军事组织为核心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一元化。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武职官员。由于土地归公，所以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自留口粮外，一切都要上缴，甚至农民的生活也要受到监督和支配。这种政策遭到农民强烈抵制，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在所控城市，太平天国更是强令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家庭。如进入武昌后，就把居民按性别、年龄分馆居住，开始以10人为一馆，后来以25人为一馆，有专人管理。定都天京后，完全废除私有制，也是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同居，居民原来的财物全部没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经商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圣库，商业实际被完全废除。女馆则不分年龄，在监管之下参加各种诸如抬砖运瓦、收割拾柴一类的劳动，善女红者则编入锦绣营。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都听见，以防说“私房话”。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兵营”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遭到各式各样的抵抗，生产受到破坏，物质极度匮乏，粮荒日益严重。为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实行，执政者只能用重典施严刑，把苛刑重罚作为治国基本手段，结果是滥施刑罚，人人自危。
太平天国提出的理想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承认要有一个至高无上、公正无私、洞察一切的“上主”来“分配”这种“公正、平等”，实际却是造成了更不公正更不平等，因为“主权者”不受任何监督制约，有权任意“运用”圣库的公共财产，这必然要走向腐败。在那种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兵营”式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用品都完全依赖权力者分配，因此没有任何自由，社会没有活力，更没有创造性，而且，军事化社会的等级更加鲜明、森严。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往往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
比腐败更可怕的是内讧。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权力之争终于爆发，发展到血洗天京的地步。结果最终演变为起义六王仅剩洪秀全一人。“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成为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到最后“太平天国”灭亡前夕，忠王李秀成组织起的13王60万大军，救援危机的天京。竟然对阵46天，居然未把饥病交加的２万湘军打退。可见这个“太平的天国”不败也是到了天理不容的时候了。
洪秀全拒绝接受任何中国传统文化。太平军所到之处，孔庙、佛寺全部摧毁。中国数千年书籍更是扫荡殆尽。取而代之，是宣扬自己思想的《天条书》、《天父诗》。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天朝田亩制度》它不仅内容与“打土豪分田地”无关，而且当时就流传极少，可以说只是一份天朝“内部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不但并未实行，而且秘而不宣。当时清朝情报部门根据天朝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进行搜集，结果其他书都不难找，就是不见这本今人捧为天朝头号“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洪仁玕提出的一个现代化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资政新篇》提出的现代化方案不可能得到施行。最终太平天国没有造成任何的进步，反而让社会倒退了。
公元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天平天国不久便一起灭亡，共历时十余年，全国损失人口过亿。
上帝教独尊上帝的宗教教义同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大相抵触，不利于吸引、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加入反清斗争的行列。太平天国是依靠宗教性的煽惑来发动民众，归根到底只是临时兴起，因此缺乏好的内容和基础。上帝教宣扬上帝具有“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主宰性，曾动员、鼓舞了千百万群众为创建“地上天国”而斗争。但这种宗教信仰毕竟无知和愚昧，它抹杀了人的作用，麻醉了人们的思想，使太平天国领导人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天京事变后的广大太平军将士的宗教信仰受到了严重伤害，洪秀全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口号和政策团结内部、重振人心，而是进一步脱离广大太平军将士，越发沉溺于宗教迷信。
当时西方在中国内战中是中立的，但是西方人作为个人去当雇佣军则两边都有，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无论是西方各国国内、在华侨民、教士、外交官、军人还是租界舆论，都存在着亲清朝还是亲天朝两种意见的争论。但总的来讲是亲清朝的倾向日益占优势。清朝一方的洋人雇佣军远比太平天国一方的多，作用也大。
经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清廷在大吃苦头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些近代国际关系规则。而太平天国的观念还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把这些外国人当作天王的藩属，以为是来称臣朝贡的，于是要求人家行跪拜等为臣之礼。一方面，天朝并无主权观念，甚至不知道外国兵舰在自己的江河上行驶是要征得自己批准的；另一方面，天朝又不能像《北京条约》后的清朝那样，保护外国商人在华利益。因此不少外商宁可与清朝打交道。这与太平天国是否“爱国”其实没多大关系，而天朝的“西化”，对此也毫无帮助。而就制度来说，外国商人要在中国做生意，他们虽是基督徒，但资本主义却是一个世俗化的制度，宗教狂热的天朝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庞大的修道院，这未必如清帝国虽非资本主义、但却世俗得多的制度更合乎他们的需要——说穿了就是做买卖的需要。因此无论就利益而言还是就制度而言，西方最后都宁愿选择与清朝合作，就不奇怪了。
在太平天国期间，同样为着解决国内矛盾，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几乎也在同时进行着一场内战，即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北方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方的蓄奴及其它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而对于成千上万南方士兵则都在投降后凭誓释放，除武器弹药和给养作为战利品全部移交，骡马、牲口等都可带回家去耕种土地，并给断粮已久的南方军队送去了两万多份口粮。
这种宽大处理方法，使美国迅速弥缝了战争的创伤，缓解了国内矛盾，从而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在中国，则是清政府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对于太平天国实施了野蛮的镇压和杀戮政策。战后中国的民生更为凋敝，民族社会矛盾不但未能解决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复杂，也使以后的中国更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不安与纷争中。
起初当马克思得知大清国的南方省份发生了“革命”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然而仅仅过了12年，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未灭亡，马克思就在《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