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9日）
第一，对现行劳动、工资、奖金制度要作恰如其分的估计。有缺点，要改；有成绩，也应肯定。现行这套制度，在“一五”时期执行情况比较好，以后没有好好执行，也没有及时加以改进，问题积累就越来越多。现行的制度，职工安全感是有的，但缺乏激励作用，调动不起职工的积极性，所以非改不可。
第二，一定要建立正常的升级制度。职工工资必须随同生产的发展，有计划、按比例地增长，这是前提。否则，再好的工资制度也难以收到好的效果。生产决定分配，当然是对的，同时也要看到按劳分配对发展生产、提高效益的作用。分配问题解决不好，职工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也就很难改善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必须进一步研究如何处理好与工资有关的几个比例关系。
第三，赞成工资实行“两级分配”。提法上有不同意见可以研究，但我赞成其实质。“两级分配”，是打破两个“大锅饭”比较可行的办法。既可以做到使宏观上不失去控制，又有利于微观搞活。实行“两级分配”，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浮动。具体同什么经济指标挂钩为好？我认为，还是要抓上缴税利这个“牛鼻子”。上缴税利增长，工资总额按一定比例相应上浮；上缴税利下降，工资总额也按一定比例相应下浮。同时，也要看国家计划规定的其他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否达到了考核要求。二是全国应有一个大体统一的工资标准，各企业可以略有高低，但不能过于悬殊，以免造成被动。三是企业代表国家对职工进行按劳分配，就必须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要考虑企业责任大、权力小、婆婆多的现状。四是工资上的“两级分配”要和经济责任制的两个环节（国家对企业、企业对职工）密切结合起来，全面地、正确地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关系，推动改革的进一步开展，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四，要给企业以用人权。按照实际需要招工，坚持择优录用，不能一面要求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一面把企业不需要的人硬塞进去，这是不公平的。要坚持搞好“双定”，多余的人由企业和社会共同负责安置。不合理地塞给企业的人，企业要有处置权。
第五，把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标准一致起来。现在是双轨制，工人、干部各有一套标准，互不衔接。应变双轨制为单轨制，有些级别也可以交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有利于打破干部和工人的界限，密切干群关系；二是有利于干部能上能下；三是有利于从工人中选拔优秀分子担任企业各级领导干部，避免再出现“以工代干”的矛盾。
在工资制度上，赞成采取“工资分解”方式，规定工资的构成、比例和级差。可分为四部分：（1）基本工资（指保障工资）；（2）职务工资（或岗位津贴）；（3）年功工资（体现工龄、学历）；（4）浮动工资（包括奖金、补贴等）。工资的各个构成都发挥各自不同的职能。
第六，对奖金、补贴制度要作正确估计。应当说，奖金制度起了积极作用，补贴制度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劳动者负责。至于奖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奖金变成了附加工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没有调资的结果，和物价上涨也有关。有的同志说，在这种条件下就靠奖金起作用，不搞点平均主义又怎么办？当然要改，工人和干部也都希望改，把奖金纳入工资中去，他们愿意，因为奖金是可变的，工资才是固定的。但奖金不能一概否定，有些单项奖（如原材料节约奖）要坚持。企业经营好，还应有年终奖。补贴要放在明处，有的可以纳入工资中去。赞成实行多工资、少补贴的办法。
第七，关于“包下来”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使人民有充分就业的机会，人人有参加劳动的权利，这是宪法规定了的。所以笼统地批判“铁饭碗”，我不赞成。“铁”可以破掉，“饭碗”总该还要有。“包下来”体现了国家对人民负责，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是怎么个包法？我主张大包小不包。大包是社会要包，小不包指的是企业不能包。企业要出经济效益，只能按需招聘，择优录用。实行社会大包，就要广开门路，发展集体、个体经济，发展第三产业，要改变就业观念，要把发展多就业门路摆到重要议程上来。要采用多种经济形式，多种就业渠道，多种用工形式。此外，大包还包括社会救济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