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密斯的中国观提出严肃批评的第三位中国学人是周宁。周宁先生是厦门大学教授。我先是在网上读到《“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２００８年春天所读），这篇探讨“国民性批判”问题的重要文章长达三万多字，读来深感佩服。我于是寻找作者周宁先生的其他文字，终于找到他的专着《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这部七十多万字的着作分为上下两册，２００６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中说，１９９６年早春，他对于西方世界如何理解和描述中国、为什么如此理解和描述中国发生兴趣，并下决心弄个明白。他一头钻进这个问题长达十年时间，其间编注了数百万字的研究资料，写过好几本相关论题的着作。《天朝遥远》是这个持续十年的研究工程的总结性成果，是一部角度新颖、思想厚重、材料充实、说理透彻的沉甸甸的着作。《“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是《天朝遥远》思想的浓缩，《天朝遥远》则是《“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
的学术的展开。
周宁的研究广博宏大，不只是国民性问题，更不只是史密斯的着作问题，而是在中西交流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梳理西方人建构中国形象的过程、历史环境、文化动机。他的研究成果是对“文化自觉”时代的重要贡献，值得学术界予以充分重视。当然，实际上他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文化界、思想界的足够关注。无论是长文《“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还是专着《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都不像刘禾、冯骥才的文字那样遭遇比较热烈的批评或者称赞。然而周宁才是对于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殖民主义背景进行过最为深刻、系统的梳理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的研究是对刘禾、冯骥才等人的思考的深入化和系统化。
周宁从《阿Ｑ正传》与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精神联系，所看到的不只是一位东方思想家受到一位西方传教士的个人性的影响和启示，而且进一步看到了那位西方传教士背后更加深远的、更加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意义的话语系统。只要我们接受了这个话语系统，那么，我们的整个文化思想可能都会不自觉地复制他者的主题、价值、立场、意象乃至语汇。所以，周宁指出：“《阿Ｑ正传》与《中国人的性格》的关系问题，不仅限于文本与文本之间，更重要的是文本与特定话语的联系。因为个别文本的写作总是在话语体制中进行的……明恩溥有关中国的国民性的论述，是西方一个多世纪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终结，《中国人的性格》中的许多看法，不仅在明恩溥同时代人的着述中可以看到，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的赫尔德、孟德斯鸠。鲁迅、陈独秀、梁启超代表的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思想来源也不仅限于明恩溥或黑格尔。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已由多种文本共同构成一个话语系统，有其自身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评判体系、意象和词汇以及修辞传统。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是在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
中国的国民性批判问题，是一个“外生性”问题。按照鲁迅的表述，“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国民性批判的目的，就在于改变这种一无所有的文化状况，寻找振作精神的途径和契机。
在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精神背景下，如何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除了认同西方的评价和指导，几乎没有资源寻找其他可能性。于是，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传统，很自然地“作为一种知识霸权支配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批判”。
这种建立在武力征服的权威地位之上的知识霸权，极大地规范着、制约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认知模式和体验模式。“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话语霸权体现在思维模式与观念主题两个方面。前者为中西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国民性批判是在与西方文化对比下讨论中国的国民性的；后者为被西方所假定、界定、否定的，种种固定的所谓中国人的特征或与历史分离的抽象的‘本质’，如奴性、愚昧、懒惰、麻木、懦弱……这些所谓的特征或东方性本质，是西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本虚构，它并不意味着真理而只是一种表述。西方在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系统，随着西学东渐与现代化思潮进入中国知识界，在中国的现代化思潮无意识层次上行使着知识与学术、文化与道德权力。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国民性批判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格局与西方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原型中进行，西方话语的力量不仅表现在这场批判与改造的思潮的思维方式与范畴中，甚至表现在其基本动机与目的上。”
周宁没有进一步讨论“其基本动机与目的”究竟为何，我这里可以借用梁启超的一席话作为旁证。１８９０年，也就是梁启超在展开中国国民性研究之前，他就在《论中国之将强》开篇说，西方列强想征服东方国家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国家政治如何腐败，纲纪如何紊乱，官吏如何渎职。西方列强想奴役一个人种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人种性格如何野蛮犷悍，教化如何堕落黑暗，风俗如何腐化糜烂。在这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全世界的仁慈之士都想施之以拯救之恩，蛮横之士都想趁机征服之、奴役之、改造之。梁启超对于西方的“东方学”阴谋具有如此犀利和清醒的认识，可是后来却不得不利用这种资源进行所谓“国民性研究”，实在是被“被枪炮打败”得过于彻底了。正因为梁启超对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怀有清醒，所以他的国民性批判一直保持着文明尊严和文化尊严，这是他不同于五四一代知识精英之处。
在对西方的建构“东方学”话语体系的历程进行了大致的梳理之后，周宁总结性地指出：
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语精英层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则标志着大众舆论层面的完成。１９世纪西方在中国人身上观察到各种特点，其描述复杂、混乱，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作用不是使西方视野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够轻松地把握中国人的性格，而是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了。《中国人的性格》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结束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在明恩溥归结的中国人的２６种特征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似乎清晰了，可以把握了。
周宁将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纳入西方建构现代性和殖民统治的宏阔历史背景中予以理解和描述，这是对《中国人气质》的准确定位，这种定位对于我们把握《中国人气质》的立场、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人气质》在西方社会广受欢迎的原因，都有切实的帮助。
中国学界对刘禾、冯骥才、周宁的反批评
上述刘禾、冯骥才、周宁三位学人，是这一代学人中对建构现代性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甚至邪恶因素怀有清醒认识、对《中国人气质》所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文化怀有批判倾向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国精英群体关注国民性问题、执着于国民性批判一百余年之后，刘禾、冯骥才、周宁及其学说的出现或者是历史的一个拐点，它预示着中国人已经可以摆脱西方人所建构和描述的形象的羁绊，而是企图尝试自己描述自己、自己清理自己。就此而言，梁启超、鲁迅等人开启了一个借助他者的眼光来批评自己的时代，新一代学人刘禾、冯骥才、周宁等则在试图扭转这种历史趋势，致力于开启一个将中国放在世界格局中，经由自己的比较、研究，运用自己的立场、视角和资源来评析自己、判断自己的时代。
然而，刘禾他们“扭转这种历史趋势”的企图，很难得到同时代学人的呼应，相反，他们受到了山呼海啸般的批评和责难。刘禾那篇文章发表以后，成百的学人蜂拥而上，对她的观点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攻击。刘禾观点在学术界的孤立境遇、异端形象以及所承受的妖魔化压力，其程度似乎超过了五四一代打倒孔家店时的遭遇。
打倒孔家店时，大概国人已经颇感传统文化确实无法指导我们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枪炮下找出一条振兴之路，对它所生的失望与腹诽已经越来越多。所以，对于陈独秀、鲁迅、吴虞的激烈言论，纵使不能认可，也多少有点同情。所以，《新青年》诞生时，并未受到围攻，以至于编辑部同仁耐不住寂寞，不得不以双簧的方式，演出一场攻击和反攻击的假象。
可是，当刘禾提出国民性批判的殖民主义背景和东方主义色彩问题时，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依然处于五四以来建构的全盘西化话语体系中，全盘西化的前提就是义无反顾的“自我东方化”，全盘西化的结果必定是将“自我东方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相关记忆全部抹去，永远不想提及。其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铁屋子里的酣睡”。刘禾对于包括国民性批判运动在内的“自我东方化”历史过程的反省，终于再一次重现了“铁屋里的呐喊”的历史境遇。有人说人是文化动物，每一种文化繁荣到极点时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所以也可以说人是意识形态动物。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承载者，更是意识形态的体现者。他们比普通人更加意识形态化，更加缺乏现实感，更加缺乏面对现实和事实的愿望和能力，因为意识形态是他们最漂亮、最与世隔绝的外衣。普通人一面生活在过去的意识形态中，一面还生活在由日常生活所构成的现实中。知识分子则永远生活在过去所生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
对刘禾的观点予以批评的文章，我看过不少。那些批评者所持守的立场、所运用的资源，跟前两代学人相比十分接近，基本上没有新的发展。大多数批评都是局限在五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与真实的现实世界和真实的问题少有干系。
当然，其中也有值得肯定的探讨。一种较为认真的批评意见认为：五四前后的国民性批判固然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方学具有渊源关系，内容也多有重叠，但是，中国的国民性批判主要是一个内生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而发起的民族自新运动，这场运动不只是吸纳了西方的文化资源，也有足够多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发挥作用，所以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这种将现代性问题与殖民和后殖民理论剥离开来的思路，虽然难免无视当代人文学科的大背景之嫌疑，但是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追究的问题：如果没有西方殖民者的介入，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敞开胸怀向他者学习？是不是也需要提出限制君权、扩展民权的政治要求？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产业革命，引导制造业、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了这些目的而进行一场包括国民性批判在内的思想文化运动，就不能说是多余的。江苏社科院的学者王学均先生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他在一篇批评刘禾的文章中指出：
而“国民性改造”就其具体指谓而言也就是用科学来“开民智”，用民主、自由来“新民德”。这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为什么在追求科学、民主时总是与“国民性改造”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它的产生是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旨在反帝反封建而唤起民众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文明”，体现了中国自身的现实性和现实需要。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儒文化传统中的诸如“民性”、“人心风俗”、“气质”诸观念以及“移风易俗”、“变化气质”便汇聚到“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这些词汇中，与对科学、民主的追求一道，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基本观念词，或者说是“话语”，并非刘禾仅凭望文生义而指谓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建构”的“神话”。
王学均对于国民性批判的理解具有合理性，而他对刘禾的批评却未必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他把刘禾的学说描述为“望文生义”，显然没有领会刘禾观点的文化背景及其与当下中国之“现实性和现实需要”的深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