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方案，简而言之，不抛弃古代教育制度中固有的教育资源，同时将西学全面引进教育资源之中。这种思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步一步明确下来的。自从魏源时代以来，每一代精英人物在制定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时，无不提倡将西学纳入到中国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之中。就像变法一样，“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征诸历史，梁启超的科举改革主张，在清末得到了部分实现。清王朝在“大势相迫”的情形下，态度一直处于“变”与“不变”之间，因而他们的境遇也一直徘徊于“变之权操诸己”和“变之权让诸人”之间。１９０５年，清王朝终于废除了科举制，这项改革的实施离《变法通议》的诞生仅仅九年，庶几接近梁启超所提出的“上策”。可是，单纯的教育改革无法挽救清王朝的衰朽和灭亡，没有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变革相配套，孤立的教育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力，也许只会导致负面效果。甚至不妨这样猜测，１９０５年废除科举制，说不定是促成清王朝１９１１年彻底崩溃的因素之一。
民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在清王朝废除科举制的基础上又跨出一大步。蔡元培代表政府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尽奉西学，尽去中学，这比梁启超走得更远。同时，蔡元培的教育改造，与梁启超的教育变革思想有着血缘关系那样牢固的历史联系，这一点我们不可忽视。对于清王朝来说，因为他们在包括教育变革在内的各项变革上，长期以来过于畏缩不前，终于出现“变之权让诸人”的形势，最后走向了覆亡的悲惨结局。也许，这也是促成蔡元培和民国政府进行如此彻底的教育变革的警示性动力。
京师同文馆及教会学校中西并重的课程设置
虽然蔡元培的教育改造方案甚为彻底，但是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１８６１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１８６２年，奕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１８６３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
“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从１８７６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１８９６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晋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Ｉｔｉｓａｃａｔ。”“Ｉｓｉｔａｒａｔ？”
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Ｉｔｉｓａｃａｔ了，是ＤｅｒＭａｎｎ，ＤａｓＷｅｉｂ，ＤａｓＫｉｎｄ。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Ｎ去进了Ｋ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１８３９年，这比１８６２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１８３９年建于澳门，１８４２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１８７７年５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