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已经有了一种临近世纪末的感觉。元旦那天，在日记中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一直说到18、28、38、48、58、68、78，似乎每个年头都意义非凡。
但这一年，在我个人的记忆中，最应该说一说的还是大型纪实性政论片《共和国第三代人》的拍摄。
那是5月里的一天，在海南大学的家里，忽然来了几个人，提着摄影器材，说是受共青团中央的委托，西安电视台让他们几个人(总策划杨元洲、编导陈忠宪、摄影蔺宏、摄影助理任伟)来筹拍一部《共和国第三代人》的大型政论电视纪录片，作为向建国五十周年的献礼节目。
于是开始了对话、讨论，最后基本达成一致：经历的苦难或多磨不一定就是财富，在理想、热情、献身精神后面还有怀疑、困惑和挣脱中的执着，所以更多需要的是思索；于是，他们就拍摄了我上课时的情景：当我问课堂上近两百位大学生们：“今天，5月16日，是个什么日子”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鸿沟，它并不仅限于对这个特殊日子的记忆，这里凝聚着整整一代人在一个被共同的符号所摹写的世界里的共同的情感与渴望，共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
我们被称为“共和国第三代人”，同时也被认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就是说，当共和国成立时，在我们上面还有两代人：开国元勋与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在我的理解中，所谓“一代人”不一定仅限于年龄上的界限，它指的是共同经历的某件“大事”，正是这一“大事”决定或改变了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对我们来说，这里所谓的“大事”，当然就指的是“文革”。
后来，我就收到了这部六集电视片的DVD。赵忠祥解说，从儿童时代一直说到改革开放，“文革”这一阶段主要的被采访者有友渔、学勤、西林、许明、周为民、郭齐勇、胡发云、李明华、宁夏的陈通明和我，包括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总的感觉还不错。可惜后来又不让上中央台了，只好在陕西台播放，据说反响强烈，连播几次。由于各种原因，对这一代人的经历感兴趣的人尽管很多，关于“文革”，后来也看到了不少的纪实性政论片，但由于彼此缺乏交流，只好浪费资源，让整体水平原地踏步：能挖掘的资料就那么多，而理论探讨又无法深入，于是那段历史，也就是我们的生命，也就只能被冻结在那里，让它慢慢死去，然后再被静悄悄地埋葬。
这一年在海南的生活丰富多彩，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这代人多有来往并有着共同语言的，竟大都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人。
4月2日，萌萌的父亲曾卓和牛汉来到海南，大家相谈甚欢，其中的一个话题就是林贤治发表在《黄河》第一期上的关于“胡风集团”的长篇文章，于是就从毛泽东、郭沫若、胡乔木、周扬、林默涵一直说到舒芜，涉及什么是“五四精神”、“鲁迅精神”，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人格、品行是如何出于政治需要而被“手段化”、“工具化”
的，也涉及如何理解个人的忏悔等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那代人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又重现于我们这代人身上。
在我的日记本上，抄录有绿原和曾卓的各一首小诗，今天重读，更是感慨万分：
人淡如菊
绿原
故乡就在我们心里
我们流连忘返于湖边
湖水粼粼，隐约回响起
那支久已失落的
灵魂之鸟的歌
歌浓如酒而
人淡如菊
我遥望
曾卓
当我年轻的时候
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
遥望六十岁，像遥望
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
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
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这一年的夏天，海南特别热，电力不足，加上还没有空调，真是酷暑难当；我是白天读舍勒，晚上看世界杯，尼日利亚和南非分别战胜西班牙和丹麦，大快人心；而阿根廷与英格兰、法国与意大利、巴西与荷兰都是点球决胜，让人热血沸腾。这年10月，我们三人再飞成都，与兴明、荣昌再次聚首，并最后与方正兄、友渔、李杨，加上我们三个，一起去了黄龙和九寨沟，当时那张照片一直压在我书桌的玻璃板下。
那真是一段美好而难忘的经历：“有泪尽洒山野王， 无语话别菜根香”。
1998：陈方正、李杨、徐友渔、萌萌、张志扬和我在黄龙。
这一年，克林顿刚刚在西安南门参加完一个盛大的“入城式典礼”，回去不久就有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拉链门事件”；而俄罗斯的叶利钦也深陷与国家杜马及车臣战争的紧张关系中无法自拔。但这一切，真的与我们有关吗？哪怕到了年底，美英联军开始轰炸伊拉克，我们也依旧置身事外，关心程度甚至远不如在亚运会上中国足球队以0-1输给伊朗。
那种普遍的冷漠乃至麻木，已经在“不讨论”的理论窒息中使人的感知器官近乎痴呆；周围全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欢乐、娱乐，所有的人都把完全可以正当争论的问题变成了玩笑式的窃窃私语。
这一年元月，宣良一家首度来琼，带来了刚刚几个月大的stella，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海口的冬天竟如此之热，小stella昼夜啼哭不止，只好匆匆离去。
在这一年2月6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有耿彪的“回忆录”，里面说“文革”期间我国共给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援助了九十多亿元人民币，阿共有人口两百来万，平均每人四千多元，而且每亩土地还至少援助了四百斤化肥；除此之外，阿还要让他们的每个农业社都能看上我们生产的电视机，而当时的北京、上海尚且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在2000年3月30日的《报刊文摘》上，有曾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马利列所着的《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摘要，里面说1962年，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刘少奇、李先念曾下令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刚刚从加拿大购买的满载小麦的轮船改变方向，支援阿尔巴尼亚。读到这里，我曾泪流满面，因为我依旧记得那一年的惨景，尽管我无法知道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这一年，海南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开学，我主讲“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自那以后一连三届，让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校外的各方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的友情一直维系到今天。
还是这一年的8月，陈希同判刑十六年；十年后的今天，与陈希同地位相当、罪名一样(但数额、性质显然严重得多)，姓氏笔画也完全一样的陈良宇判刑十八年。
10月31日晚电影频道播放的《欲望号街车》就这样横冲直撞地让几乎所有的人都完成了从目瞪口呆到习以为常的转变。
这一年12月初，在海南文昌铜鼓岭的云龙度假村终于开了一个“现象学与语言”的年会，能来的人基本上都来了，祥龙、东明、重庆、伯凡、志林、舒炜等都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借机邀请了我个人的朋友劲松、宪文前来海南，大家终于在海边有了一个团聚、叙旧的机会。
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能想象一种语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