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在武汉、海口、西安、南京之间来回穿梭，办调动、补手续、装修新居、参加第一届现象学年会，与友渔等人一起酝酿有关“文革谱系”的系列论着，讨论现代性困境，关注后现代理论，一切的一切都在匆忙中化作过眼烟云。但有两部电影和一部电视连续剧是不能不提的，这就是《凤凰琴》和《蝴蝶君》，前者使人悲哀，后者让人恶心；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9·18大案纪实》，关于发生在开封的一起文物盗窃案。这似乎是第一部引人注意而且是由公安人员亲自主演的连续剧，所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据报道，一个名叫沈太福的长城机电公司的总裁被处决了，同时也给国家科委的一个名叫李效时的副主任判刑二十年，似乎是为了刹住某种正在愈演愈烈的官商勾结、贪污腐化的“时代逆流”，起到杀一儆百的功效，但显然，正如电影《诱僧》中的“陈冲”再也不是过去的“小花”了一样，某种被金钱引诱着的力量也势不可挡地冲决了人们的心理防线——这是一条自古以来就建筑在对伦理共同体的美好诉求上的心理防线，它的脆弱性与伪善性终于使得全社会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无所适从。
这一年，应该为我们所有人永远牢记的是大火中的哀号与哭救，是可怕的凶残与无助中的毁灭。
1994：志扬、萌萌和我迁居海南
这一年的4月22日，在新闻联播中终于公布了关于千岛湖杀人案的调查：三名年仅二十来岁的农民用猎枪、斧头把“海瑞号”游船上的近三十名台湾游客洗劫一空，然后再把他们全都驱赶到舱底，一把火将所有人全部烧死。
这几乎是一起惨绝人寰的惊天大案，但真正让人悲哀的，还是国人的漠然与无语。
苏联、东欧巨变，海湾战争，波黑的塞族正在与穆斯林交战，北约的轰炸，美国战斗机在伊拉克边界击落两架载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直升机，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似乎与我们的老百姓无关；就是有关，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能说些什么。
以后，死人的事就经常化了，几个、几十个、几百个……这一年的12月10号，星期六，晚十时，好友世忠打来电话，说克拉玛依发生了天大的惨祸：几百名克拉玛依市最优秀的中小学生在“中苏友谊馆”举行纪念“12·9”的文艺演出，结果失火，几百个孩子都被活活烧死在里面。他简单向我描述了一下惨祸经过，说他正在处理遗留问题，声音已经完全嘶哑，音调极其悲哀，不停说着“太惨了！太惨了！”
我真的被惊呆了，说不出一句话，双手颤抖，一夜无眠。
又是大火！眼前火光冲天，有台湾人的哀求，有孩子们的哭喊，有远在海峡对岸和戈壁深处的亲人们、特别是母亲们孤苦无助的泪水；这一切，发生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但也就发生在我们心上。
问题是：不会再有当年舒婷那样的诗句了——可是，七十二个人被淹灭的呼吁
在铅字之间
曲曲折折地穿行
终于通过麦克风
撞响了正义的回音壁
……
“钟声为谁而鸣？”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说：“海明威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取自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它还有这样一段卷首题词：‘没有一个人能像一个小岛那样独自存在；每一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陆地的一部分；倘若海浪冲走了一座岸边的悬崖，欧罗巴便会变小，倘若冲走一块海岬或毁掉你的朋友的房子，情况也是一样，每一个人的死亡也会使我变小，因为我和全人类是一个整体，所以你永远别问，钟声为谁而鸣，它是为你而鸣的。”
钟声其实在为我们自己而鸣。
十多年后，我来到千岛湖，在游船的船头，眺望远方，碧波荡漾，我曾想与船老大或身边的人交谈一下这些往事，但看到没有人有兴趣，只好一个人默默地在心中为那些死去的台湾人的亡灵祷告，愿他们原谅这原本美丽而又无辜的湖水。再后来，我又在网上看到一首《中国孩子》歌词和《南方都市报》对歌词作者周云蓬的采访，下面就是采访时的一段对话：
南都：《中国孩子》这首歌让很多人感到震撼。但有人评价说，你周云蓬也是中国的孩子啊，你怎么叫人“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周：我这个歌不是想让人们觉得：你生在中国，你就没办法了、你就是不幸。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样写，只是一个修辞的问题。如果有人这么觉得，这歌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写这首歌，首先是我很爱这个生存的空间和环境，可以是那种由爱生恨。如果说不爱中国，我就没有必要写，没有必要这么愤怒了。我想说的是：从大人的角度，你对孩子、对那些受苦难的孩子，你心里应该有一些忏悔。
南都：有一种说法：《中国孩子》能广泛流传，有社会背景，2007年充斥着矿难和黑窑奴悲剧。这首歌代表了音乐的良心。
周：我也留意过网上其他一些关于《中国孩子》的评论。比方说，不喜欢的人说这首歌是投大众所好，有投机性。
如果大家都记得克拉玛依大火烧死几百个孩子的事，而且都很愤怒，那我是投其所好，那我也愿意投，我觉得中国也非常进步，也不会有那么多围观看客见死不救。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投谁所好呢？！
如果有人听了《中国孩子》这首歌，能稍微去看看那些惨痛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能达到这个社会意义就不错了。
周的观点，我赞同。这些话，也正是我想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