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终因最后查明在胆总管处有三粒石子卡住胆汁流通而住院，接着就是手术，手术失败，重来，在医院住了一百多天；最后让从北京来的一位名叫张宝善的医生给我做了胆道镜手术，把最后残留在胆总管处的一粒石子排掉，算是最终解决了折磨我将近三年的这三粒石子。
整个过程充满了滑稽、荒诞，莫名其妙的浪漫与黑色幽默，就如我的那本书的书名一样。其间的血与泪，只有自己知道。
从1989年9月初到10月底，从听到“胆道镜”到实际上领教了它的作用，期间真是充满了失望、孤独与寂寞；而唯一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的，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回忆。那时总在想，无论鲁迅再失望、再孤独、再厌恶，但总不能上去打人耳光。我们在“文化大革命”
时却越过了这个界限，那不是在扞卫某种学说，也不是把耳光打在某个阶级脸上。它就是在打某个具体的人的脸上，而打人，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某种状态，为了证明自己更进步、更勇敢。
那么现在，我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呢？
这一年的一开始，就是此起彼伏的“气功热”：到处有人传授、有人宣传、有人介绍；气功大师们轮番登场，个个身手不凡，各种各样的发功形式几乎包治百病。我由于胃疼(其实是胆总管结石)，也被热心的朋友拉着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但每次都忍俊不禁，在众皆闭目养神、气沉丹田时偷偷斜视他人，而且总想发笑，最后只好归结为“心不诚，功不灵”，无果而终。
关于那些日子里的所闻所见，我已在我的《沉默的视野》一书中有了详尽描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一年4月，志扬、萌萌、肖帆、晓芒和我五个人一起爬华山，在西峰顶，气象站的人脚踏发电，我们围坐在那里看胡耀邦的追悼大会；然后在陕西师大参加一个与文化有关的讨论会，我发表了关于“上帝何以成为一个问题”的报告，志扬讲了“上帝与虚无”的问题，从中已见我想找到某个借以安顿自身的“实在”，而志扬则坚定将其“偶在化”的不同趋向。后来，我在医院死去活来，把新出的《人生天地间》送给志扬时，题写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当我们偷偷追求完美时，唯你看到了残缺”；在送给萌萌的书上，题写的是“如此不停歇地走下去，是追求前面，还是惧怕后面？抑或就只是对当下的遮掩？”
十五年后，志扬把他的《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送给我时，书的扉页上写的是“西学界像支溃败逃跑的军队，要到哪一个人停下来，这支溃逃的军队才算停下来呢？ 总得有人一个一个地停下来吧……”。
他决心停在自己的“偶在”上：“停在”本身就是一种“偶在”。
而我，似乎一直像在病中似的想寻找到一种方式，使我能够“tolivea bove my pro blems”(超出于我的困难之上或之外)，问题只在于“how”(如何，怎样)。
此文的标题是一本英文书的书名，作者是Oral Roberts(奥若·罗伯茨)，该书于1974年在美国出版。
这是一位美国朋友海伦小姐回国前送给我，也是我在住院期间一直在读的一本书；它虽然讲的是基督教，但所涉及的却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并想获得某种解答的普遍性问题。
但我毕竟不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成不了一个基督徒，就如我在练气功时“心不诚”一样，对宗教，我也做不到心诚——也许，和我还未到那一步有关。
我看这些书，主要是把基督教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加以研究的，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哲学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需要“消解”、“超越”或“摆脱”(这些意思都包含在“above”这个英文单词中)的问题。
特别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书中第68页关于他参观红场列宁墓时的一段描写。书中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不远的地方就是列宁去世的房子，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几个月，房子里的一切原封不动，一切就如他去世时的样子。那里放着一本他正在阅读的书，也许人们会吃惊这竟然是一本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书——列宁生前曾说过他不信这一切。
书打开并放置在那里。由于这是一本英文书，而大部分俄国人又不懂英文，所以他们就这样看着这本书，微笑着从书旁走过。
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本关于基督的书。他们把列宁作为去世的共产主义的领袖来加以崇敬，却不知道他们正在走过他的这本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书。
列宁死时紧握仇恨的拳头。
耶稣死时张开爱的双手并愈合每个人的创伤。)
我没有去过俄罗斯，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就是确有这样一本列宁正在看的关于基督教的书，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正如我在读他的书并不说明我信从基督教一样。
但，当历史揭过了这一页，当柏林墙倒塌，昂纳克、日夫科夫相继下台，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当中国足球队先后败于阿联酋、卡塔尔，而且都是先进一球，在最后三分钟或五分钟被对方连进两球，终于失去进军世界杯的最后机会，而全国却鸦雀无声、表现出空前的冷漠与寂静时，我真的想到了“耶稣死时张开爱的双手并愈合每个人的创伤”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