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对三晋地区的制度性建构、法术传统有影响，如荀子及其弟子韩非、李斯。战国晚期，流行刑名法术和阴阳五行，儒家与这类学者对话，主要是制度派而不是道德派。子夏不在儒家八派之中，可见八派之说有问题。
言偃，字子游，晚期弟子，小孔子四十五（一说三十五）岁，以有若似圣人，是他提出拥立有子，参加孔门第一次分派的争论，后自立一派。他为武城宰，有弦歌之声（《论语·雍也》），通晓曲礼。《礼记·檀弓》上有他关于舞乐的记载：“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我们在楚简《性自命出》中也读到同样的材料。《礼运》是他的门人所记。据《礼记·礼运》，子游独闻夫子的大同思想。后有颜氏之儒，李零说也可能是言游学派。郭店楚简出，对子游的重视日增。
颛孙师，字子张，陈人（鲁人），小孔子四十八岁，是孔子晚年最年轻的弟子，尚仪表，很帅，很酷（同学有“堂堂乎张也”的评价），言行有些过头，“师也过，商也不及”（《先进》）。他是气度恢宏之人，性情未免浮夸，子夏性情笃实，气度未免狭小。子张与曾子之母同时死，见《檀弓》，亦早逝。
荀子《非十二子》抨击子张、子夏、子游，说三派之贱儒，但未抨击曾子。
《论语》今本所记孔子弟子发表己意之言，曾子凡十三见，子夏凡十二见，子张凡二见，子游凡四见。此四人在同门中年龄最小，为后期弟子的佼佼者。
前期弟子，颜子言仅一见，赞孔子，子贡言凡七见，赞孔子五，己见二。
《显学》篇所说的颜氏之儒、子思氏之儒、孟氏之儒、孙氏之儒、仲良氏之儒、乐正氏之儒。颜氏之儒不可能为颜氏所创。有说“颜”、“言”无别，可能指言偃子游。子思之学行与曾子可以媲美，其体认仲尼之道与曾子略有出入。
从曾氏之儒分出，自立门户。郭店简有《鲁穆公问子思》的专篇，可见其为人为学。《中庸》思想渊源主要出于曾子，其中性与天道等思想，与《易传·系辞》有关。乐正氏为乐正子春，亦曾门俊彦，体道有殊，自成一派。据《檀弓》，曾子临终前，乐正子春坐在其床下，曾子的儿子曾元、曾申坐在曾子脚边。
仲良氏之儒，是仲梁子的学派，他也可能是曾子的学生。一说是陈良，《滕文公上》说他是“楚产”，“北学于中国”之前就“悦周公仲尼之道”，可能受到澹台灭明的影响。澹台灭明居楚，据说有弟子三百人，陈良是其中佼佼者。
宓不齐，字子贱，鲁人，曾为单父宰，《汉志》有《宓子》。
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公开宣称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基本上是受曾子、曾氏之儒的影响。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系是儒学重要的一个发展走向，但不是全部。
孙氏（荀子）之儒。荀子在赵时，初识儒学，后游学于齐，经过长时间探索，才从子弓的路子深入孔子堂奥。他对思孟学派提出挑战，与曾氏之儒主省察的工夫取径不同，对子夏、子游、子张之儒无一好评，派性很强。
孔子前期弟子立派是共时性的，后期弟子立派是历时性的。七十子后学中，有大同小异者，有小同大异者，有并行不悖者，有水火不容者。小同大异，莫如子弓氏之儒与曾氏之儒，其后又衍为孟荀的分别。争论最激烈的是拥有派与反有派之争。指责最严厉的，莫如孙氏之儒之对思孟之儒。这是《显学》
篇没有认识到的。
七十子弟子公孙尼子。《公孙尼子》一书已散佚，只有《乐记》尚有一部分保存在《礼记》之中。《乐记》有一大段文字类似《系辞》，可能来自《系辞》。《乐记》的文字颇为战国晚期以至汉初着作援用，如《荀子》、《吕氏春秋》等。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乐记》抄《荀子·乐论》。《春秋繁露》引公孙尼子养气之论，以“中和”为中心观念，这一观念又见于《易传》和子思的《中庸》，说明公孙尼子同子思一派接近，也反映时代相若。可能《易传》的形成早于子思、公孙尼子，相当于七十子之世，与孔子相近。
《史记》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与《周易》关系密切，《易传》或出其手，或为门弟子所记，成书约与《论语》同时（李学勤）。《中庸》、《荀子》都引《易传》，不是晚出之书。当然当时《易传》的面貌，不一定与今传本完全相同。
前面已说荀子与《易》有关。荀子学易源于臂子弓，楚人，久居楚，其学又传于楚人陆贾、穆生等，战国秦汉之际楚地的《易》学与他有关。帛书《易传》
中的易学家有昭力、缪（即穆，兰陵人）和，都是楚人。帛书易是楚地《易》学的一个流派。
以上提到上博楚简《孔子闲居》，结果上博发表时在第二册定名为《民之父母》。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说，此篇内容见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家语》之《论礼》则包含了《礼记》中《仲尼燕居》与《孔子闲居》的内容。
《民之父母》是子夏与孔子的问答，子夏请教孔子，《诗经·大雅·泂酌》的“岂俤君子，民之父母”，如何才能成为“民之父母”？本篇可见夫子与子夏的关系及夫子的仁政思想。夫子回答：“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至五至以行三亡（无）以皇（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亦谓民之父母矣。”什么叫“五至”？“志之所至者，诗亦至焉；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礼之所至者，乐亦至焉；乐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哀乐相生。君子以正，此之谓五至。”什么叫“三无”？
孔子又答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君子以此皇（横）于天下，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明目而见（视）之，不可得而见（视）也；而得气塞于四海矣，此之谓三无。”
此篇记载孔子激赏子夏：“善哉！商也，将可教诗矣。”我们读《论语》可知，孔子称美子夏的“礼后乎”的问题意识，在“绘事后素”章，讲可以与子夏言诗矣。由“言诗”而“教诗”，可见子夏的长进。以下，此篇反复讨论“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
上博楚简第二册另有《子羔》篇，李零先生认为此与第一册的《孔子诗论》、第二册的《鲁邦大旱》为一篇。《子羔》记述了孔子回答子羔所问尧、舜和禹、契、后稷之事，二帝三王的远古帝王系统。
上博楚简第二册《从政》甲乙篇，强调从政者要重视“五德”（宽、恭、惠、仁、敬），“不宽则无以容百姓，不恭则无以除辱，不惠则无以聚民，不仁则无以行政，不敬则事无成。”涉及政教法治，恭逊忠敬之道。此篇可与《论语》、《礼记》
相会通，又可以与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相比较。
《为吏之道》也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篇章，类似的文章在王家台秦简中也有一篇。
上博楚简第三册《仲弓》篇很有意思，记载了孔子与仲弓（冉雍）的对话。上博资料大大丰富了孔子与孔门弟子的思想内容。此篇记载冉雍为季桓子的家宰，请教孔子一些问题。孔子答曰“夫祭，至敬之……本也，所以立生也，不可不慎也。夫丧下至爱之卒也，所以成死也，不可不慎也；夫行，循华效……”在回答“为政何先”的提问时，孔子说：“昔三代之明王，有四海之内，犹徕……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者，赦过举罪，政之始也。”此篇可与《论语》中《子路》、《颜渊》等篇记载的孔子与冉雍的对话相比照，更为丰富。如“老老慈幼”，不见于《论语》。
第三节四个发展阶段
有关儒学发展史的分期，见仁见智。我的看法是，儒学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儒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形成的有特色的儒家思想系统或社会人生观念，都是因应中国社会内部的需要而产生的。儒家或儒学有其一以贯之的常道，但也有因时而异、与时偕行的变道，这种变化发展主要源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需要，源于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的调适，同时它也是回应外部社会文化挑战的结果。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先秦是儒学的创立期，汉至唐代是儒学的扩大期，宋至清代是儒学的重建与再扩大期，清末鸦片战争以降直至今天是儒学的蛰伏期，也是进一步重建与扩大的准备期。儒学即将迎来第五期，即现代之大发展期。
这四个阶段的文化背景各不一样。第一时期（先秦）是中华人文价值理性的奠基期，是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与周边不同族群的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初步形成了中华多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体。第二时期（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华多民族及其文化融合体的确立期，中华制度文明的建构已相当成熟的时期，与周边各民族及外域文化扩大交流的时期，也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思想、哲学、艺术、宗教不断融合的时期。第三时期（宋元明清）是士庶二元社会结构解体，文明在全社会下移、推开的时期，世俗化的时期，也是进一步消化印度佛学并重振中国文化及儒学的主体性的时期。此一时期的道学（或理学）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体现，它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区和国家都得到深化与发展。第四时期（清末至今）是西欧与美国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时期，也是东西文化、思想、哲学、宗教碰撞、交融的时期，中国文化及儒学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并蛰伏的时期，是消化西方文化及学术，再建中国文化及儒学之主体性的准备或过渡的时期。
这四个阶段儒学的代表性人物、成果各不相同。在多样化的学术成就中，具有根源性、原创性的、标志性的人物（或典籍），略举例如下：第一阶段有《六经》与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荀子。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除汉至唐代的经师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不一一列举外，有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刘歆、桓谭、班彪、王充、班固、张衡、王符、荀悦、仲长统、何晏、郭象、皇侃、徐干、刘劭、王肃、阮籍、傅玄、王弼、欧阳建、杨泉、刘徽、郭璞、何承天、刘勰、钟嵘、贾思勰、颜之推、孔颖达、崔憬、贾公彦、陆德明、颜师古、王通、刘知几、杜佑、韩愈、李翱、刘禹锡、柳宗元等。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有：范仲淹、孙复、胡瑗、石介、欧阳修、李觏、邵雍、周敦颐、刘敞、司马光、张载、王安石、沈括、程颢、程颐、苏轼、吕大临、谢良佐、杨时、邵伯温、朱震、郑樵、胡宏、杨万里、朱熹及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新传统、张栻、薛季宣、蔡元定、吕祖谦、陈傅良、陆九渊、杨简、陈亮、叶适、黄干、陈淳、秦九韶、许衡、黄震、金履祥、文天祥、刘因、吴澄、马端临、薛瑄、陈献章、罗钦顺、湛若水、王守仁、王廷相、王艮、杨慎、王畿、罗洪先、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时珍、李贽、吕坤、顾宪成、周汝登、高攀龙、徐光启、刘宗周、孙奇逢、宋应星、朱之瑜、傅山、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毛奇龄、朱彝尊、陆陇其、唐甄、万斯大、颜元、熊赐履、阎若璩、李光地、李塨、方苞、江永、惠栋、全祖望、袁枚、卢文弨、庄存与、戴震、纪昀、赵翼、钱大昕、段玉裁、章学诚、汪中、洪亮吉、江藩、焦循、阮元、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第四阶段中外诸思潮相互激荡，出现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俞樾、张之洞、王先谦、郑观应、黄遵宪、孙诒让、皮锡瑞、廖平、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马一浮、刘师培、吴承仕、熊十力、黄侃、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贺麟、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