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
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我们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精神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使之成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资源。
２１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全球化是经济、贸易、科技的一体化、趋同化。但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更不等于美国化。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文化一元化。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和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经验表明，全球化、现代化绝不只是西方民主制度与理性价值的普遍化。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已经对西方启蒙理性和以功利、权利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社会提出了深刻检讨。而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负面，也鲜明地提示了西方的制度和理念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中国固然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与模式，自己的特殊性；而且，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
面对西方文化铺天盖地地席卷域内和西方宗教的无孔不入地渗透，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新时代的全球化的挑战，启示我们要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伦理共识。如果没有民族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化”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冲“散”掉。如果没有伦理共识，也形成不了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因为法治的背后有着信念信仰和伦理共识的支撑。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权力拜物教和特权思想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毒瘤，吞噬着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成果，也吞噬着人们善良的伦理道德观念。
面对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挑战，中华民族如何在不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基础上，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并昂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新时代的挑战，呼唤着弘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共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共有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我们就会丧失精神支柱，乃至丧失中华民族。
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间有着张力。民族精神，相对强调民族的殊异性和本民族特征的延绵性、连续性；时代精神，则相对强调人类的普遍性和社会历史的阶段性。然而，两者之间又有其统一性。任何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民族，其民族精神都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或者说是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一个与时俱进的民族，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或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前现代文明已毫无作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数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系统、信念信仰、终极关怀、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这些东西固然随时更化，不断变迁，但是，仍然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据。中国文化从来就是多元多样的。儒家、道家、墨家及诸子百家，道教、佛教及中华各民族历史上的各种文化及诸流派，作为文化资源都是瑰宝，在今天都有同等的价值与意义。我们非常尊重这些文化资源。当然，术业有专攻。
儒学不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华夏族群的精神形态，是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文化的结晶，蕴含了东亚各民族的民族性格、终极信念、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而儒家之所以能够在秦汉以后的社会成为一个主导的思想，这与儒家既能传承传统的典章制度又善于趋时更新、因革损益，是分不开的。所以，儒家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集中的代表，又因其“与时俱进”的品格而具有时代的特性，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儒家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尤其是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作为族群的意识与心理，儒家文化在今天仍是活着的。
儒家文化的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是自封的。儒家本来就是平民之学，是王官之学下移到民间的产物。在礼坏乐崩的时代，春秋末期孔子兴办私学，承担上古三代的文化传承的使命。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通过选择，在诸子百家中逐渐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儒家思想比较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满足了“内裕民生，外服四夷”的社会心理，适应了承平时期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儒家讲礼乐伦理教化，虽在实行时会打一些折扣，但大体上与民众的稳定和平、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社会要繁荣发展，秩序化、和谐化是基本的要求。礼教使社会秩序化，乐教使社会和谐化。在分配经济资源，在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对社会弱者、老弱病残、鳏寡孤独予以保护。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文官制度，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国本，它使得历代各级政治有了新鲜血液，有了民间基层的人士参与。这种制度的建构本身，是儒家理念促成的。这个制度文明背后的理念，是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人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