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提要
国民总体品德发展规律可以归结为四条。（１）德富律：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快，物质财富增加得越多，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公平，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程度便越充分，因而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便越多，人们的品德便越高尚。
（２）德福律：一个国家的政治越清明，人们的德福便越一致，人们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动力便越强大，他们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愿望便越强大，他们善的动机便越强大以至能够克服恶的动机和实现善的动机的内外困难，他们的道德意志便越强大，他们的品德便越高尚。（３）德识律：一个国家的科教文化越发达，该国国民普遍的认识水平便越高，国民普遍的道德认识水平便越高，国民的品德便越高尚。（４）德道律：道德越优良，它给予每个人的压抑和损害便越少，而给予他的利益和快乐便越多，于是人们遵守道德从而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动力、道德欲望、动机以及道德意志便越强大，因而他们的品德便越高尚。基于国民总体品德发展四大规律，国民总体品德培养方法便可以归结为“宪政民主”、“市场经济”、“优良道德”和“思想自由”四大制度建设。因为一个国家的制度越接近四者，该国的政治便越清明、经济发展便越快、财富分配便越公平、科教文化便越繁荣、所奉行的道德便越优良；这样一来，国民的德福便越一致、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的程度便越充分、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道德欲望和道德认识以及道德意志便越强烈，从而国民的品德便越高尚。
一、“忠君”究竟是恶德还是美德
记得１９６２年，我在读小学五年级，迷上了《说岳全传》，在煤油灯下夜读。
最令我不能释怀的是，岳飞挥师追赶金兀术，眼看就要大获全胜、迎回徽宗和钦宗，却被宋高宗１２道金牌召回朝廷，冤死在风波亭。我当时极为困惑不解，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岳飞为什么在“收拾旧山河”的成败关键时刻，一定要听从君命？为什么宁可牺牲民族、家国和自己的性命，也要一定忠君？
这个问题，后来在我沉溺于伦理学研究时，又时时浮现，令我苦恼：岳飞忠君究竟是一种美德还是恶德？忠君违背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原则，无疑是一种恶劣道德；而内化恶劣道德的品德岂不是恶德？这些问题一直到我研究品德概念的时候才豁然开朗。
原来，所谓“德”，正如朱熹所言，就是“得”，就是按照道德规范去行事而心有所得：“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品德与“德”、“德性”、“道德品质”、“道德自我”、“道德人格”、“道德个性”等等无疑都是同一概念，都是长期遵守或违背道德的行为所表现和形成的稳定的、恒久的、整体的心理状态，是一个人长期遵守或违背道德的伦理行为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自我、道德人格或道德个性：长期遵守道德的行为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自我、道德人格或道德个性，就叫做美德；长期违背道德的行为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自我、道德人格或道德个性，就叫做恶德。
可是，问题在于：道德有优劣之分。遵守优良道德而形成的道德人格无疑是美德；但遵守恶劣道德所形成的道德人格也是美德吗？违背优良道德而形成的道德人格无疑是恶德；但违背恶劣道德所形成的道德人格也是恶德吗？
这显然是一个难题。破解这一难题的答案恐怕只能是：一个人因遵守道德——不论这种道德是优良的还是恶劣的——而形成的品德就叫做美德；因违背道德——不论这种道德是优良的还是恶劣的——而形成的品德就叫做恶德。最能说明这个道理并且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恐怕就是解析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这一道德规范。
所谓“君君臣臣”，如所周知，是说君必须像君所应该的那样，亦即“应该做明君”或“应该做开明的、仁慈的君主”；臣必须像臣所应该的那样，亦即“应该做忠臣”或“应该忠君”“君君臣臣”就是“应该做明君”和“应该忠君”。那么，这两种道德规范究竟是优良的还是恶劣的？都是恶劣道德！因为“应该做明君”、“应该忠君”的道德规范与忠君、明君的实际道德价值不相符：忠君和明君都因其维护、实行君主制而直接违背“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道德原则，最终违背“增进每个人利益”的道德终极标准，因而都具有负道德价值，都是不应该的。
既然忠君和明君具有负道德价值，是不道德、不应该的，那么，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的道德规范，便因其与忠君和明君的道德价值不相符，而都是恶劣道德规范。反之，“应该民主”或“不应该倡导忠君和明君而应该代之以民主”则是优良道德规范，因为它们与民主的道德价值相符：民主符合“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道德原则，最终符合道德终极标准——“增进每个人利益”，因而具有正道德价值，是应该的。
“应该民主”与“应该忠君”（或“应该当明君”）的道德规范虽有优劣之分，但遵守二者所形成的品德，却同样都是美德。试想，遵守“应该民主”这种优良道德规范而形成的热爱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品德，无疑是一种美德；而违背“应该民主”所形成的独裁专制之品德，无疑是一种恶德。同样，遵守“应该忠君”
和“应该做明君”这两种恶劣道德规范而形成的忠君、忠臣和明君、开明君主的品德，岂不也是一种美德？而违背“应该忠君”和“应该做明君”这两种恶劣道德规范所形成的欺君、奸臣和昏君、暴君的品德，岂不也是一种恶德？谁能说岳飞忠君、忠臣的品德不是美德而是恶德？谁能说尧舜禹等明君的品德不是美德而是恶德？谁能说秦桧欺君、奸臣的品德不是恶德而是美德？谁能说夏桀商纣等昏君、暴君的品德不是恶德而是美德？然而，实在令人困惑：究竟为何遵守恶劣道德所形成的品德不是恶劣的品德、恶德反而是美德？遵守恶劣道德所形成的品德，顾名思义，岂不正是恶劣的品德吗？
原来，如果有道德，哪怕是恶劣道德，社会也能够存在、发展；但如果没有道德，社会必定崩溃。所以，即使是恶劣道德，也远比没有道德好；因而即使遵守恶劣道德也远比不遵守道德好。因为即使遵守恶劣道德，社会也能够存在、发展；但如果不遵守道德，社会必定崩溃。这样，“应该忠君”和“应该做明君”
固然是恶劣道德规范，但遵守这种恶劣道德，总要比不遵守道德好得多，忠臣总比奸臣好得多，明君总比昏君和暴君好得多，岳飞总比秦桧好得多，尧舜禹总比夏桀商纣好得多。所以，虽然“应该忠君”和“应该做明君”是一种恶劣道德规范，但我们仍然说遵守这种道德所形成的品德是一种美德，而不遵守这种道德规范所形成的品德是一种恶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岳飞的忠君是美德，而秦桧的欺君是一种恶德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遵守恶劣道德所形成的品德也是一种好品德而不是坏品德，也是一种美德而不是恶劣品德的缘故。
因此，只有不遵守道德——既不遵守优良道德也不遵守恶劣道德——所形成的品德才是恶德；而只要遵守道德——不论是优良道德还是恶劣道德——所形成的品德都是美德。但是，这两种美德的道德价值根本不同。遵守恶劣道德的行为及其所形成的美德，固然具有保障社会存在的效果从而具有莫大的正道德价值；然而，就其自身来说，却是不应该、不道德的。所以，遵守恶劣道德所形成的美德乃是一种具有不应有的负作用和负道德价值的不纯粹的美德，是一种具有不必要和不应有的损害的美德，是一种具有不必要的恶的美德。我们怎么能忘记，两千年来，吾国吾民遵守儒家的“君君臣臣”、“应该做明君和忠君”的恶劣道德的行为及其所形成的美德，固然保障了中国的存在和缓慢发展，却具有何等严重的不应有的负作用啊！它们不但极其严重地侵犯和剥夺了每个人的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权利，使每个人遭受政治奴役而发生政治异化；而且更因剥夺个人自由而使人们不能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潜能——自由是每个人实现自己创造性潜能最根本的必要条件——从而必定使社会停滞不前！这就是中国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踏步不前的最深刻的原因。
反之，遵守优良道德不具有任何不应有的负作用：遵守优良道德的行为及其所形成的美德，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具有正道德价值的、应该的、道德的行为和美德。所以，遵守优良道德所形成的美德是不具有任何负道德价值的纯粹的美德，是一种不具有任何不必要和不应有的损害的美德，是一种不具有任何不必要的恶的美德。这样，遵守优良道德便不但能够保障社会存在、发展，而且必定推动社会迅猛前进，极大地增进每个人利益。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该寻求否定恶劣道德的优良道德，都应该为优良道德取代恶劣道德而努力斗争：伦理学——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的意义全在于此！当然，如果这种斗争还没有能够使优良道德得到社会认可，那么，人们还是应该遵守恶劣道德，还是应该拥有遵守这种恶劣道德所形成的美德。因为道德是社会所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没有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不论这些规范如何优良——就仅仅是行为规范而并不是道德，更不可能是优良道德。所以，如果优良道德还没有得到社会认可，那么，社会就等于没有优良道德而仅仅存在恶劣道德。这样，在优良道德还没有得到社会认可的情况下，人们就应该遵守恶劣道德；否则，岂不就等于不遵守任何道德？
那样一来社会岂不必定崩溃？这似乎就是苏格拉底宁死也遵守在他看来无疑是恶劣的法律和道德——一切法律同时都是道德——而不逃生的缘故。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遵守道德和追求美德：有优良道德便追求遵守优良道德的美德；无优良道德则追求遵守恶劣道德的美德。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为什么一些人会长期遵守道德从而具有美德？反之，另一些人为什么会长期违背道德从而具有恶德？一个人究竟为什么应该具有美德而不应该具有恶德？这就是品德本性之难题，亦即今日西方美德伦理学的根本问题：
一个人究竟为什么是道德的？
二、吃小亏占大便宜与占小便宜吃大亏
西方美德伦理学最根本也是最首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道德的？这一问题现在在西方伦理学界研究得很热，而我国伦理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无法和西方学界对话。“为什么是道德的？”这一问题同时也蕴含着：
“为什么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人为什么会追求美德？又为什么会陷于恶德？当我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居然发现，这些困扰着今日西方伦理学家们的难题之答案，就在中国的两句俗语之中。这两句俗语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与“占小便宜吃大亏”。
原来，人们之所以追求美德或背离美德而陷入恶德，乃是由美德和恶德的价值——美德和恶德对于其拥有者都既是一种“善”同时又是一种“恶”——所决定的：“善”与“好”和“正价值”是同一概念，就是客体有利于主体的需要、欲望和目的的效用性；“恶”与“坏”和“负价值”是同一概念，就是客体有害于主体的需要、欲望和目的的效用性。所以，罗素说：“当一个事物满足了愿望时，它就是善的。
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们可以把善定义为愿望的满足。”不过，罗素这一真知灼见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被孟子极为精辟地概括为五个字：“可欲之谓善”。
这样一来，美德就是一种必要的恶。因为，就美德本身来说，它是对人的欲望、自由的一种压抑、一种限制、一种侵犯。因此，就它本身来说，它是一种“恶”。只有就美德的结果来说，美德才是一种“善”。比如说，“节制”是古希腊人所崇奉的四个主要德性之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美德。但是，就“节制”本身来说，它是对人的欲望的一种压抑，因而是一种恶。就拿我们最熟悉的一种节制“适量饮酒”来说。我当年嗜酒如命，适量饮酒或甚至是戒酒，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是对我的非常重要的欲望的压抑、限制和损害，因而是一种恶，一种非常重要的恶。但是，就它的结果而言，这却能够使你健康长寿，使你能够有时间和闲暇，保持清醒的头脑，来从事学问，从而使你创造性的潜能能够得到实现，成为一个可能成为的最有价值的人。这样，适量饮酒或戒酒的结果就是一种“利”，是一种“善”。它远远大于“戒酒”本身的恶。所以，戒酒、节制、美德的净余额是巨大的善和利。这就是美德的本性，就是人们为什么会追求美德的原因。
那么，人们为什么还是会陷于“恶德”呢？这是因为，“恶德”和“美德”相反，就它本身来说，乃是一种善，是一种利，是一种解放，而不是对你欲望的一种压抑。你想一想，放纵多快活啊！我们有时说“人得放纵一下”。其实，“放纵一下”那就是“缺德一下”。“放纵”显然是一种“恶德”。但“放纵”非常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