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从１９８２年夏天毕业到１９８６年９月到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其间几乎没有发表什么论着。发表的压力是有的——为了尽快晋升职称；发表的机会也是有的，出版社等着书稿出一套丛书。但对我来说，出手太快的着作肯定没有价值。
当飞机从北京机场起飞，穿过云层在高空平稳飞行时，我一颗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在我以前的生活经验中，好像从来都是：好消息总是假的，坏消息一定是真的；多年来已经习惯于永远排在别人后面，但凡好事都与自己无关。当年出国留学，而且是去牛津，是吓别人一跳的好运气，我怎么都不习惯它属于自己。这是现体制下唯一的一次例外：出国凭考试而不是领导班子内定；也是刚从国外回来，锐意改革的一位领导执意坚持的结果。在我之前不是这样，在我这次出国之后也不是这样。
批判·理性·精神世界
——读波普尔的自传《无穷的探索》
大思想家的着作对人具有十足的魔力，同时又使人感到几许困惑和惆怅。它们有的像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一般巍峨、华美、匀称，令人惊叹不已；有的像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那么冷峻无情、挺拔、直刺苍穹，令人感到自我的渺小和精神的威势；有的像纽约东海岸畔的现代建筑——联合国大厦，使人感到突兀和出人意表，但具有无法言喻的魅力。但是，当我们掩卷深思，往往发现这些书本向我们发出蒙娜丽莎般的神秘微笑，这些思想从何而来，它们是如何产生和成形的？大思想家们往往对此三缄其口，秘而不宣。留给人们的，是一连串的谜，或者是后人的无穷尽的阐释和发挥。
不过，使人既感欣慰又感兴奋的是，当代着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发表了他的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使我们在领略他那丰富、深刻、敏锐有力的思想之余，得以窥视他内心深处的智慧之泉，循着他精神生长的历程在哲学和科学的王国漫游，最后把握住他的哲学的主要精神。
波普尔的这部思想自传，正如它的标题所示，记载了他不懈努力，无穷探索的思想历程。它确实是“思想史的一篇卓越文献”，把他自己智识进化的历程，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气氛，知识发展水平和背景，刺激他的思想迸发火花的人和事，作了条理清晰，栩栩如生的描写。在本书中，波普尔记叙了他和维也纳小组某些成员的接触和交流，他和爱因斯坦的会见，与薛定谔的争论，以及和维特根斯坦的戏剧性交锋（被误传为他俩用火钳打了起来），这些记载在思想史上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从波普尔的这部思想自传中我们得知，年轻时的波普尔从来没有想到要写一本着作，如果不是着名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赫尔伯特·费格尔的鼓励和支持，他那本声名赫赫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恐怕是不会问世的。波普尔还告诉了我们１９３５年他和着名的波兰逻辑学家塔尔斯基在维也纳人民公园的交谈。正是塔尔斯基的关于真理的语义学定义的研究成果，启发波普尔建立起他的科学理论的逼真性的学说。
波普尔的思想自传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个人智力的开创性活动的客观、真实的图画。这本书使我们看清了什么是他的天才和个性特征之所在，以及什么样的沃土、精神氛围和知识背景使得他的创造性思维开花结果。
更使人感到兴味盎然的是，波普尔在他的思想自传中用了整整四节来大谈其音乐。他对复调音乐起源的思索，他对巴哈和贝多芬这两位大师作品的独具一格的评论，和他的科学哲学学说的核心内容：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发现的心理学还是发现的逻辑，主观的知识还是客观的知识，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音乐，是启迪灵感的源泉；音乐，用它那非逻辑的语言印证了理性思维的重要结论。
音乐、数学、哲学，这个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三位一体，在人类思想史上，像希腊神话中的美慧三女神一样相随相伴，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那里，我们一再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显现。有谁能解开这千古之谜？
一、批判——科学的本质
在思想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一次不起眼的事件触动了青年思想家的心灵，对他一生的思维、研究或政治活动起到了激励和定向的作用，成为他的精神发展的里程碑。据说，印度的圣雄甘地年轻时有一次乘火车遭到了种族歧视，这强烈的刺激改变了他一生奋斗的方向，使得他忘我地终生为印度的民族解放而奋斗。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回顾他的哲学思想发展时告诉我们，他在１９０９年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在会上遇见了意大利数学家皮阿诺，这件事促成了他的哲学分析方法和逻辑原子论的发展，是划分他的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分水岭。
波普尔在他思想的羽翼丰满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件。
１９１９年，波普尔的故乡维也纳政局不稳，民心动摇，与此同时，他的精神也正值多事之秋。这一年的５月，爱因斯坦关于日食时的预言，被两个英国科学考察队成功地验证了。这件事使年轻的波普尔浮想联翩，这不仅仅是因为一种崭新的物理理论——相对论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使波普尔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对待自己理论的明确态度。爱因斯坦毫不含糊地宣布：如果他的理论在某些检验中遭到失败，那么他认为广义相对论是站不住脚的。
波普尔在此之前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一系列的事件使他懂得了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这使他成为一个可错论者，使他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由此提出了他的名噪一时的“证伪说”。他在１９１９年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去寻找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波普尔认为，爱因斯坦的态度是科学态度的典范，它提示：原则上的可证伪性是关于科学理论和伪科学理论之间分界的标准。“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科学的理论，那么他就应该像爱因斯坦所做的那样回答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我会承认我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换言之，我会承认哪些可设想的事实是对我的理论的反驳或否证？”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学说有两个打击目标，其一是要揭破伪科学理论的乔装打扮，其二是要反对证实主义和归纳主义这一类科学哲学中由来已久的正统见解。
自从培根以来，经验主义的传统一直认为，科学始于系统、详尽的观察，在大量占有观察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法，就归纳和总结出科学理论。在波普尔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科学命题要具有经验意义，就必须在原则上能够由观察来证实。当逻辑经验主义者认识到完全的证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可以做无数个实验来检验一个科学陈述）时，他们以“概率”为武器打一场后卫战。他们宣称：虽然我们得不到完全的证实，但我们可以不断增加实验检验，以增加科学理论的经验内容，提高它的可信程度。
波普尔毫不留情地驳斥了这种主张，他说，他们必须看到证实性实验和证伪性实验在逻辑上的不对称性：不管有多少实验是理论的正面证据，和可能有的无数次实验相比，概率是零，但一次证伪性实验就足以彻底判决一个理论不能成立。
而且，高概率意味着内容空洞无物。比如：“明天下雨或者不下雨”的概率是１，但实际上并未报告我们任何关于天气的信息。所以波普尔说：“使一个理论或一个陈述成为科学的是它拒绝或排除一些可能事件的能力——禁止或阻止这些事件的发生的能力。因此，一个理论禁止得越多，它告诉我们得就越多。”另外，正面的证实是没有的，只有经受住了证伪的理论才可以算是暂时地得到了证实。
二、尝试和竞争——理论的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