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谓“国际”？
不是像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伙伴坐在一架小型飞机上作短途飞行，遇事多会同心协力、共赴艰难，而是像数以百计的互不相识、语言不通、背景不同、国籍不同的旅客，凑到了一趟国际航班上，怀着对机组成员和航空体系的信任，因而只想着自己的事情，而对整个飞行情况漠不关心，人类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已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子，我们相互之间在各种意义上的距离已大大缩短，已经成了一个唇齿相依、祸福与共的小群体；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曾长期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操着不同的语言，在民族、文化、政治、经济、理念、信仰等方面都不相同，所以我们相互的感觉常常是“密”而不“切”，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人依然有某种陌生感，依然深受传统背景的影响和自身识见的局限，因而很难超越自身观念成见和自己民族国家的片面性；而且，至少就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由于历史的惯性而对现存的体制完全依赖，至少就大多数国家而言，我们也由于自己的无力而对政治和经济活动的领导群体完全依赖，因而对世界发展的趋势和人类面临的危局漠不关心，而每日每时、经年累月地深陷于一己的事务。这就是“现代人”的当前状况。
在中国，学术界往往强调了“全球化”带来的同化效果或统一性，忽略了它所造成的分化效果或差异性，即全球化内含有的矛盾或悖论。这一点在涉及文化领域时尤为明显。但是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论坛”上说过的，全球化不但意味着单一化、同质化、全球一体化，也意味着多样化、异质化、全球区域化，因为，“例如广遭批评的麦当劳化不单意味着美国麦当劳的全球化，也意味着意大利比萨饼、日本大碗面、中国绿茶等的全球化；又例如，民族主义、传统创制、甚至本土宗教都随着现代化而兴起，更随着全球化而得到促进和传播。由于多样化和异质化与全球化并存，所以现在才出现了一个看似悖论的新词，即把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与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拼接起来的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即本文标题所说的“全球化-区域化”。也正如当代着名的全球化社会理论家贝克所说，在“世界问题无所不在”的环境中，“又产生和形成了新的种族、政治和宗教差别。出现了重新区域化的现象，其特点是，区域不得不在全球参照系中重新肯定和发现自己的特殊性，或者以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抗议运动的形式，提醒人们牢记这种特殊性。”用另一位专家维尔克的话来说：“新的全球文化体系正在产生并扩大差别，而不是遏制差别……全球文化体系是一部普遍的法典，然而其目的不是普遍的同化；恰恰相反，它是区别、界限和冲突的表现。因此，区域、种族和民族恰好不是全球文化的反对因素和反抗形式，相反，它们是全球文化的本质构成和表达形式。”
这种“全球化-区域化”的处境，就好像不同背景不同国籍的人共处于同一趟国际航班的飞机之中——其中每一个人在同别人交流之时，往往会说明自己来自何地，也想要知道别人的国籍；倘若对方与自己并非来自同国同乡，则往往会在交谈中突出本国本乡的特色，也愿意听别人多说一些异国情调的东西；在有人做出蛮横无礼或令人反感的行为时，大家就会猜测或想要知道那人的国籍或族籍。总而言之，人们越是生活在一起，似乎越想显示出自己和别人的区别。既然人类在生理上或自然属性上彼此差别不大，那么，所要显示的差别，当然就主要是文化上的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现象，即在把全球化理解为单纯的同化趋势时，所涉及的多半只是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更不用说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理论家，都同国际金融大亨乔治·绍罗什一样，看到了“经济这部机器是一部全球机器”。但是，只要进入文化领域，我们就会发现——文化不像机器而像大树，树要选择水土，树是区域之树。姑且不论在观念领域，现在的趋势是走向更小和更多的群体划分，例如年龄区分、性别区分、阶层区分、职业区分……甚至个体区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今人类的物质文明或物质生活方式，已经高度全球化或趋于相同，但是在精神文明方面，人们看到的却是区域化和个体化，却是无穷无尽的甚至还在增加的歧异。这就像国际航班上的旅客，“吃喝拉撒睡”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没有区别，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最感兴趣的，却是彼此之间在民族、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区别。
三、何谓“没有机长”？
最性命攸关又被广为忽略的一点是，人类现在的处境不像一趟有机长的航班，而是好像一趟没有机长而只有一群临时乘务员的国际航班。一般而言，机长的智慧、责任心和操作能力，会带领所有乘客平安抵达目的地，然而这些临时乘务员群龙无首、意见相左、各自代表一小批乘客、对驾驶飞机似通非通，因此，机上所有人的命运都危在旦夕。我们不仅没有一个对全世界负责、有引导全人类的智慧和远见、单一而又健全的、拥有全权的领导集体或民族国家，而且，我们现在拥有的、介乎于已经趋同的物质文明和歧异纷呈的精神文明之间、作为两者的中介且与两者互为因果的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实际上远远不能适应人类整体的需要，不能应对人类面临的危机。
在制度文明的集中表现即政治文明领域，一方面，各国现行的政治制度相去甚远，政治文明水准差距甚大，政治领导都声称代表本国利益，而其代表的广泛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也彼此不同。另一方面，现有的全球政治制度效能极其低下，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伊斯兰国家联盟等地区性政治架构自不必说，连最有全局影响力的八国集团和联合国各机构，也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有效的强制力。而最有强制性、最接近某种全球政府的安全理事会，其代表性和有效性也是大成问题的——“非常任理事国”只有十个，虽由各国代表选举产生，但一些选举国和被选举国的国内政治制度常常决定了其“代表”只能代表某些寡头集团或独裁者，而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常任理事国”不由选举产生，其构成反映的是６０年前的国际力量格局，而其“否决权”制度又使其有效性无法获得保障，有时甚至使其处于瘫痪状态。而且，安理会决议的执行，常常取决于少数国家是否愿意提供执行的手段。总而言之，安理会这个最接近于成为“机长”的机构，实际上距离这个世界的需要还有十万八千里。
纵观数百年来的人类历史，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各小城邦、帝王家族甚至帝王个人的意愿以及这些意愿之间依靠强力进行的斗争来决定历史进程的局面。当然，从局部地区来看，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尚未完善，仍需建设。但是另一方面，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也暴露出重大的结构性缺陷，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无数战争，仅仅是这些缺陷最尖锐、最突出的表现而已。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已使得原来隐而不显的诸多难题浮出水面，而这些关系到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正如我们的比喻所揭示的，乃是任何民族国家都无法独力解决，也是现存的由民族国家松散结成的体制所无法解决的。从恐怖主义的猖獗到核子武器的扩散，从基因技术的危险到自然环境的污染，从臭氧层的扩大到小行星的撞击，从金融的危机到股市的崩盘，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每时每刻都在造成的资源耗竭、物种消失、气候变暖，都不是现存制度所能解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它所造成的！
用我们的比喻来说，之所以航班面临危机，是因为机上没有机长，只有一群各自为政的乘务员；之所以没有机长，又是因为这群乘务员各有打算，固执己见而互不相让；而且，这些打算和这种态度，还往往受到其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乘客的支持和左右。
所以，归根到底，危机是人类自身所造成。
四、谁来做“机长”？
这是接着上面的描述自然会产生的问题，既是最生死攸关的问题，也是最相持不下的问题。
一方面，现代化之全球化，即现行人类生活方式向全球推进，会造成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威胁着自身也威胁着自然；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即现行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体制，又阻碍着这些问题得到解决。而人类社会现在的意识、观念和实情，也不可能让这些民族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这其中当然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民族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有自利的倾向。而且，即使在这种倾向减到最弱的情况下，其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或效能，也会受到民族国家性质和权限的极大制约。
正是因为如此，那些心胸开阔而又最富于创新思维的全球问题专家或全球思想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概念，即超越民族国家的概念。
前面提到的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一文，在分析了“被奉为典范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危机之后接着说：“显然，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但是，哈贝马斯又指出，“要使利益协调和普遍化的程序以及创造性地策划共同利益的程序制度化，不能靠根本不受欢迎的世界国家这一组织形式来实现，而要靠以前各主权国家的自主、自愿和独特性来实现。”“为了按世界公民的意愿策划共同利益……人们需要一些制度和程序。”在这里，哈贝马斯一方面指出，必须要有“机长”（即必须“超越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机长”不能是“一个人”（不能靠一个“世界国家”），而必须是大家商定的操作规程（“制度和程序”）。
为《全球化与政治》一书撰稿的许多作者，出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和关注焦点，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们在此只需提一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即乌尔里希·贝克的说法。贝克引证了奥尔布劳的《告别民族国家》的观点：“全球时代是一个非现代的时代”，因为“现代性同民族国家、理性和功能分化密切相关，并且正在走向终结。”他从六个方面分析当代全球化状态，并展现了新的全球社会的来临：一是“跨国的建设力量”——“谁主张全球市场，谁就必须为全球市场建立制度框架，而主张建立制度框架，就必须注意文化和政治全球化的问题。”二是“主权的困境”——“在全球性的时代，国家主权只有通过放弃国家主权才能实现”。
三是“政治领域的转变”——“与领土相关并以领土为根据的议会民主失去其实质内容，而缺乏民主合法性的跨国政治的塑造力量正在增长”。四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出现一些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新形式”。五是“作为强力政治的世界主义伦理”——“随着伦理全球化的新语言的兴起，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权权利失去内核，成为全球责任的干预对象”。六是“文化全球化的辩证法”——“全球种族空间……不是趋同，不是西方化，不是真实性的缺失，而是差别的普遍性”，“不是经济，而是人生变得全球化了。”最后，他提出一种作为前景的“世界公民宣言”——全球区域问题只“靠民族国家的政策是解决不了的。为此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主体……在《共产党宣言》发表１５０年后的今天，应当发表一篇世界公民宣言：全世界的世界公民，联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