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首都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相当活跃。为参加“首都博士生论坛”（在国防大学举行，那年头一个礼堂就可以容纳全城的博士生），我起草了一份“文化体制改革论纲”，因为觉得系统的社会改革应该包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大方面，而第三个方面当时尚未有人提出。冬春之交，国家大事令人难以释怀，对我来说，唯一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东西，也许就是足够深刻的哲学神学着作，因为这种着作会包含对于最普遍的社会政治原则的思考。马丁·布伯（Ｍ．Ｂｕｂｅｒ）的《我与你》当然属于这一类，它有力量安慰、支持和提升我们。
“我与你”和“我与它”
——读布伯《我与你》
犹太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在这个民族中，产生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彻底的一神教——犹太教，它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因此而有西方文明是两希（希腊与希伯来）文明的后代之说。犹太民族曾经向人类贡献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从爱因斯坦到弗洛伊德，从斯宾诺莎到马克思。在本世纪，这个民族中又出现一位杰出人物，他对现代西方思想的巨大影响，已深入到哲学、神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各门社会科学之中，而他产生影响的方式即宗教思想的方式，恰恰最能代表犹太民族的传统和心态，同时又最具有超民族性或普遍性。
这位在西方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人物，这位２０世纪最重要的犹太宗教哲学家，就是马丁·布伯（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１８７８年-１９６５年）。而他那部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的主要代表作，竟是一本只有几万字的小册子——《我与你》。
“我与你”，这个在世界各国语言中平常至极，在人类生活中用得烂熟的词组，经过《我与你》的阐发，竟成了西方世界语言中意义至深，给人类生活以极大启发的哲学箴语。对于那些沉溺于自我中心的所谓“现代人”，这三个字已成了振聋发聩的警世钟声。
《我与你》初版于１９２３年，德文原名为ＩｃｈｕｎｄＤｕ，常见的英译名为ＩａｎｄＴｈｏｕ。Ｔｈｏｕ是个古语用词，现多用于宗教仪式中，也见于流行极广的詹姆士钦定本《圣经》中，作为第二人称代词以称呼上帝或神，因此多被理解为表示高度尊敬的第二人称代词，至少相当于或约略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您”。可是，同现代汉语不同，也同德语、法语和俄语不同的是，在现代英语中，“您”同“你”无法区别，都用ｙｏｕ来表示。所以《我与你》的英译本，也有叫做ＩａｎｄＹｏｕ的。从德文本或汉译本（陈维纲译）阅读这本小书的人，会发现它的文字深刻隽永而又艰深古奥，这固然是其诗化哲学的风格和生存哲学的特征之反映，但也给不能读英译本（我认为英译文极其晓畅平易）的中国读者，尤其是不熟悉生存哲学的中国读者造成晦涩难解的感觉。其实，这本小书的思想虽然深邃独特，却又平易近人，恰如“我与你”这三个字之平易近人一般。而这三个字，又集中体现着这种思想的精髓，所以要读懂这本书，必先弄清楚这三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人称代词在此的深意。我们且从“你”开始，先追溯ｙｏｕ与ｔｈｏｕ的有趣小史，分析两种英译名的利弊得失。
德语的Ｄｕ（你）不同于Ｓｉｅ（您），是用于亲近的、熟悉的、关系密切的人之间的第二人称代词。所以这本书的中译名只能是《我与你》而不能是《我与您》，由此类推，英译名显然应是ＩａｎｄＹｏｕ。可是为什么会有ＩａｎｄＴｈｏｕ流传呢？原来ｔｈｏｕ这个词，虽然如前所说，现在具有非常正式非常尊敬的意味，同亲密无间意味的ｙｏｕ形成对照，可是在古时候，这种位置恰好是颠倒的：ｔｈｏｕ用于关系亲密者，ｙｏｕ用于陌生者或正式场合。１６１１年，詹姆士钦定本《圣经》的译者选用了当时具有亲切意味的ｔｈｏｕ作为对上帝的称呼，把上帝称为“你”（ｔｈｏｕ）而不是“您”（ｙｏｕ），这恰恰准确地表达了三百多年后布伯的思想。因为布伯认为，人与上帝的关系正是亲密无间的“我与你”的关系，而不是疏远陌生的“我与您”或“我与它（他、她）”的关系，更准确些说，他认为只有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我-你”关系里，上帝才呈现于其中。由此观之，把ＩｃｈｕｎｄＤｕ译为ＩａｎｄＴｈｏｕ，长处在于使人联想到布伯思想的深层部分——人与上帝的关系，但是，由于现代英语中ｔｈｏｕ这个词已变成对之必须恭敬的上帝之专称（这正是古老的詹姆士钦定本《圣经》继续流传的结果，因之１９４６年由英语世界众多专家多年校译审定的修订标准本《圣经》取消这一古语词，而代之以ｙｏｕ时，曾被许多人视为不敬），所以它反而不如ｙｏｕ这个常用词更能表达布伯的原意了。总之，就英语译名而言，古语以ｔｈｏｕ为妙，今语以ｙｏｕ为佳。这两个词用法的演变，恰反映出多年来一些人对上帝由敬而远，由亲而疏的心态变化。这种变化常被归咎于理智主义神学的变化，布伯对这种变化深恶痛绝。
要之，布伯使用表示关系密切的人称代词“你”（德语ｄｕ），意在表述一种面对面的、亲密无间的人格关系。只要记住这一点，英文ｔｈｏｕ与ｙｏｕ两种译法的优劣，就不会妨碍我们对他的思想的理解了。
说完了“你”，再来看看“我”。这个词在翻译上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可是在现实世界中，“我”却是含义深远、意义无穷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唯意志论者说：“我欲故我在。”路易十四说：“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刚会说话的婴儿说：
“我要……”印度教主张“梵我合一”，佛教则倡言“诸法无我”。“我”，似乎最无歧义，最无差别，又似乎歧义最多，差别最大。布伯指出，“我”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我”可归结为两类，因为“我”总处于关系之中，没有关系就无所谓“我”（亦无所谓“你”、“他”、“她”、“它”），而这些关系可归结为两类：“我-你”关系与“我-它（他、她）”关系。关系之说，并非一时奇想或故弄玄虚，关系是异常实在的东西。古希腊的哲人就已认识到，人是社会的（即彼此交往的、处于关系中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说，谁若不需要社会（即没有人际交往或脱离任何关系），谁就只是兽或神，而不是人。马克思也有一句名言：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布伯把关系者归结为“我”、“你”、“它（他、她）”三类，三者都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我”的关系者归结为“你”还是“它”，是由“我”对关系者的态度决定，按“我”的态度划分的。所以两类关系之说，实际上概括了极其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而其立足点则是“我”的人生，要理解这种学说，需要的不是高深的理论修养，而是深沉的人生体验。
“我-你”关系与“我-它”关系，指的是“我”对与“我”相关的一切事物的态度或关联方式，也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或生活方式。对关系者的态度不同，与之打交道的方式不同，则人生态度或生活方式就不同；人生态度或生活方式不同，其人也就不同。这就是布伯所谓“我-你”中的“我”与“我-它”中的“我”不同的意思。这里的道理十分浅显。例如离婚状纸中常有这样的话：“他的行为已完全不像一个丈夫了。”这意思是说，由于男方对女方采取行动的方式已不把对方作为妻子，这种态度便使他自己不复成为丈夫，“夫-妻”关系中，“妻”这一概念的消失，同时导致了“夫”这一概念的消失。撇开法律程序不论，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绝不能认为无论我如何对待我的妻子，我都仍然是她的丈夫。事情很清楚：我在多大程度上不把她作为妻子，就在同样大的程度上不再是她的丈夫。“夫妻”这一词组所指的，是两个人彼此对待的方式，“丈夫”的身份是与他对待她的某种方式共存亡的。
读者不难看出，第三个字即“与”字的意思，其实已讲得不少了。“与”就是关系。关系是根本的，“你”、“我”、“它”都处于关系中，离开关系，这三个字就毫无意义。所以讲“你”和“我”不可能不连带讲出关系。“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概括了人对待世界和他人的态度，即人与所谓“存在者”（亦译“在者”，即存在着的一切）打交道的方式。一个人如何同存在者打交道，他就是怎样的人。“我”同存在者建立何种关系，“我”就是怎样的“我”。“我-你”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放自在的关系。“我-它”关系是一种考察探究、单方占有、利用榨取的关系。在“我-你”关系中，双方都是主体，来往是双向的，“我”亦取亦予。在“我-它”关系中，“我”为主体，“它”为客体，只有单向的由主到客，由我到物（包括被视为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