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完成蒂里希（Ｐ．Ｔｉｌｌｉｃｈ）《系统神学》第一和第二卷的翻译，编完《蒂里希选集》上、下卷并写了“导言”，有短暂的轻松和高兴的感觉。夏天赴马来西亚金马仑出席“汉语神学第一届圆桌会议”，第一次领略热带雨林风光，对马来西亚华人处境亦有些亲身了解，同以前所知颇有出入。现在回顾所收文章，竟还惊讶于当时道德滑坡的速度之快——破坏何其速，建设何其难！
“道德滑坡”与改革开放
目前我国社会道德的状况如何，可以用这样一种提问方式来描述：假如我国公民都像美国公民那样容易购置枪支弹药，我们的生活状态将会怎样？
近年来，面对社会上种种不公不义甚至腐败丑恶的现象，许多善良正直或者急公好义的人士感到疑惑、忧虑甚至愤怒。其中不少人将这种所谓“道德滑坡”现象的产生，归咎于改革开放，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两者的关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制度与社会道德之间，从来是相互作用的。这种相互作用是一种复杂的历史事实，不能靠纯粹的逻辑推理来作预测，所以，历史会给我们开这样的玩笑：一种符合良好的道德规范或道德理想的制度，有时会对道德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关于“偷窃”
首先，我们来看看偷窃（它也是一切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和非正当暴利的实质）——一个常见的“滑坡”现象起点。在道德上（而不是法律上）制约偷窃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两道心理“防线”。第一，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公正的，因为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为创造这种东西付出了劳动或别的代价，又因为这个“别人”并没有占有自己的东西；正是这个明显的道理，使偷窃者理亏心虚。第二，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会伤害其所有者的，因为所有物的丧失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都可能对所有者造成负面后果；正是这种普遍的事实，使偷窃者有所顾虑。
然而，在一种所有者不具体或太抽象，（在普通人心目中）不明确或太笼统的产权制度（例如我国自５０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之下，就相当一部分人而言，上述第一道心理防线就逐渐削弱，而第二道心理防线则干脆崩溃了。
举例来说，在电车或电车公司属于具体明确的张三李四的情况下，一个乘车不买票的人，至少在清醒时要服这两条理：（１）他得到的服务白取于别人的劳动（如乘务人员的工作）和代价（如电车主的购车花费），同时乘务员和电车主并未强占他的劳动或资金；（２）他的行为会伤害乘务员或电车主的利益，如果这种行为蔓延，可能会使乘务员被解雇或使电车主破产。但是，在所有者对常人来说极抽象或不明确（比如“全民所有”）的情况下，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偷票者就会产生两点错觉：
（１）既然他自己也像电车司售员和车场领导人一样在为社会服务并属于“全民”
的一员，那么他的偷票行为就不那么可耻或不公正了；（２）既然他的行为不会伤害对方，司售员不可能被解雇，车场领导人也不可能破产，那么他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良心不安的了。正因为如此，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最常见的犯罪过程，已不再是“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而变成了“小时偷公，大时偷私”。而且，由于私有经济至今仍不是十分发达，由于上述因产权不明而无人负责甚至无人为损失真正心痛——在无人会因公产损失而自杀（但肯定有人因私人破产而自杀）这层意义上说——的情况至今仍大量存在，所以，偷窃对象至今仍主要是公产！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当前道德滑坡的根源之一，正是经济体制中亟须改革的那种产权制度。它的几十年影响，已在大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造成了“私人的清清楚楚，公家的马马虎虎”这么一种流行的行为习惯和道德标准。
关于“撒谎”
其次，我们来看看撒谎（它也是一切假冒伪劣，营私舞弊和非法投机的要素）——又一个常见的“滑坡”现象起点。这种行为要能够盛行，一般是在说实话会给自己带来很大损害，或者说假话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益处的条件下（因此教育学家告诫家长，勿因孩子承认了的错事而惩罚，也勿过于轻信孩子的否认坏事或报告好事）。
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凡是耳闻目睹当时有多少人因为对林彪或江青，甚至对较低级的“领导”或对文革本身流露出内心的不满，即因为说了实话而惨遭迫害的人，都知道“文革”和以之为顶峰的“左”的政治环境，恰恰是一种说实话会给人带来很大损害的环境（因此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被称为“封建法西斯专政”）；凡是耳闻目睹当时有多少人靠着阿谀奉承、虚报成绩，甚至诬陷他人而飞黄腾达的人，也都知道那种环境恰恰是一种说假话会给人带来很大益处的环境。
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气氛造成的人人自危、彼此猜忌，因为上级鼓励“揭发”造成的相互提防、不敢“交心”等等心态，所以现在人们常说的“文革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乃是符合事实的总结。它也反映出，现在包括撒谎或“做假”成风在内的道德滑坡，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改革开放以前二十余年的政治环境。
关于“人欲横流”
第三，现在不少人惊呼当下社会“人欲横流”，将其作为“道德滑坡”的一大表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些年代，人们的许多正常和正当的欲望遭到了严厉而长期的压制。且不说摆脱贫穷或改善生活或“致富”的欲望，甚至连受人尊重或装扮自身或“爱美”的欲望，都因会遭来“批判”打击而不得不深藏于心、不敢表露。
在这样的经历之后，一旦社会允许了这些欲望的表露甚至提供了某些实现的途径，它们爆发的力度或速度会使习惯于它们“不存在”的人感到惊愕，恐怕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们的爆发会带出一些人性中固有而在前述环境下被暗中加强了的“恶”的因素，这恐怕也是必然的。
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道德上的“恶”不可避免就意味着不可缓和，“必然”就意味着“合理”——这样来理解“必然的就是合理的”，其实是对黑格尔的一种肤浅庸俗的误解。因为，上述分析不过是说，既然造成了那样的体制环境，就会产生出那样的道德后果；但这同时也就是说，既然认识到了这种因果，就可以避免再走老路重蹈覆辙，并加大纠正既往错误和改革不合理体制的力度，从而尽力减少它们的恶果。
关于“不守规则”
最后，还可以指出，当前道德滑坡引起人们最多忧虑的表现，是在牟利活动中的行为失范或“不守规则”。这里至少有两条原因十分明显。一是理性的法则观念在人们头脑中过于淡漠，从而导致市场秩序和法制意识十分薄弱；二是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很坏的示范作用。
第一条原因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咎于我们的道德和法制教育流于形式而缺乏实效。这既是由于长时期把政治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从而导致在政治教育声誉扫地时也损害到道德教育；更是由于这种教育与实际脱节——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间甚至连刑法和民法都不存在，而现在的执法、司法滞后又抵消了立法的实效，作为形势产物的“政策”而不是作为理性产物的“法律”在社会管理中占据优势，这当然无助于甚至有碍于形成法制观念。除此之外，法制观念依赖于对法律的服膺（所谓信而后从），对法律的服膺又取决于其制定过程之合乎理性以及制定者代表性之真实广泛。这一点似乎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由此观之，至少缓和或控制道德滑坡的措施，必须包括教育、司法、立法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在内。
第二条原因从根本上说应归咎于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的缺陷或漏洞。
价格双轨制度和进口许可证制度等等，同“卖批文”之类腐败现象直接相关，这是明明白白的。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行政权力干预与“权力资本”形成之间，也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出，要想根治腐败，不能单靠严刑峻法和高喊口号，而只能靠堵塞体制上的漏洞，革除那些使腐败有机可乘或导致腐败滋生的制度因素。惩办和宣传虽不可少，却如扬汤止沸，体制的改革虽然间接，却如釜底抽薪；前者治标，后者治本，标本兼治，方为上策。
综上所述，可知所谓“道德滑坡”的根源不在改革开放本身，而恰恰在于改革开放的对象，即压抑人的正常欲求又助长人性中恶的一面的那些体制因素和社会环境。这种滑坡中为害最烈的腐败之风，又同政治和经济体制中需要改革的部分有因果关系。因此，复旧或封闭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加重问题；要使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根本的做法不是使改革倒退，只能是使改革到位，即在教育、文化、司法、立法、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逐步进行更深入更全面更彻底的改革。
原载《东方》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尼采变成女人之后
安徒生有一篇童话，题为《老上帝还没有死》。说的是一位勤劳本分的穷汉，因前景黯淡而烦闷颓丧，他的妻子贤惠达观，却无法使他快活起来。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妻子突然也悲哀起来，饭也不吃就要离家。丈夫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是头天夜里“梦见老上帝死掉了，安琪儿们都陪送他走进了坟墓”。丈夫惊讶地说：“这么荒唐的事，你怎么想得出？怎么能相信？你还不知道上帝是不会死的吗？”妻子马上热烈地握住丈夫的双手问：“那么，老上帝还活着？”
“当然活着！”丈夫回答说，“你怎么能怀疑这件事呢？”
于是她拥抱他，看见他眼睛里又有了信赖、宁静和愉快的光芒。她说：“既然上帝还活着，那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他依赖他呢？他让野地里长出百合花，让麻雀也有食物吃，让乌鸦也有东西抓。”（按，此话出自《圣经》福音书，耶稣的大意是说，不要为衣食忧虑，鸟雀不种不收，天父也让其活命，花草不纺不织，上帝还使之美饰胜过帝王，何况人呢？）于是丈夫觉得，蒙着他双眼的云翳被揭开了，束着他的心的绳子被解开了。他那虔诚的妻子的这个妙计，使他恢复了信心，又有了依靠。
他们重新开始了愉快乐观的生活，阳光也更加和蔼地照到了这对善良的人身上。
我现在奉献另一篇童话，也可以说是寓言，题为《“上帝死了”之后》。说的是一位勤劳本分的穷汉，后来过上了小康日子，就有点自满自得，又有些萎靡不振，不那么勤劳上进，不那么本分刻苦了。他的妻子对此十分不满，常发怨言，他却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妻子突然悲哀起来，饭也不吃就要离家。丈夫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我梦见自己成了疯子，跑到市场上对大家说：
上帝死了！是我们大家杀死了他！现在教堂都成了他的坟墓！”丈夫摸着下巴，沉吟了一会儿，说：“嗯，有理有理！科学家说过，梦是现实的反映嘛。上帝恐怕真是死了。你看，我们家里这么一些家当，不都是我不靠天、不靠地，自己打下的江山么？”他太自满，并不明白也不想明白是哪个科学家说过那句话，而且忘了父亲曾告诉他上帝不会死，会死的不是上帝。他甚至忘了自己会死，于是又补了一句：
“什么上帝？我就是上帝！”说了这话觉得自己更了不起了，又补一句说：“我爱怎样就怎样！”
妻子见丈夫这么愚蠢，更加心灰意冷。她早就盼望来一位白马王子，带她远走高飞，但这位王子却不知何年何月才会出生。于是她得了病，郁郁而死。
丈夫只记住了妻子的这半句梦话，于是他更“破罐子破摔”了。
读者诸君当然知道，我这篇童话里的“妻子”指的是尼采，“丈夫”指的是——我们，“现代人”！
据说尼采说过这样的话：“去见女人吗？别忘了带鞭子！”这似乎表明他讨厌或害怕女人。那么，当他“变成了”他所讨厌所害怕的东西之后，我们是否也会变成我们所讨厌所害怕的东西呢？
东西？什么东西？我们不是人吗？
的确，安徒生的童话的结尾，是有完整的人——有肋骨的亚当。
我的童话的结尾呢，却只有不完整的人，半个人，或许更少……原载《美文》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