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邀来写这篇个人学术工作的回顾，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有时停下来往后看看，总结一下过去再往前走也许不无好处，另一个原因是想这可能对别人也会有些益处，因为我自己确实从类似的文字中受益匪浅。我想把回忆的范围基本上限制在８０年代以后，这不仅是由于这也许能顺便反映这一过渡年代的学术风格的演变，而且因为我此前虽然也爱读书，但很难说已经走上了学术之路。
写这篇回顾的另一个更一般的考虑是：我怀疑现在中国的学术已经是一种确立定型了的学术，而更相信它迄今还是处在一个过渡期，我们只要稍稍将现在中国的学术着作，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学术着作，拿来与居于现在国际学术主流的同类着作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其间的差别从总体上说仍然很大。中国的学术也远未形成一个独立自主、互相引证、分工合作、层次积累推进的体系（虽然这种体系也容易产生正如我们在今天西方学界也常看到的自我循环和复制的弊病），而基本上还是自说自话、各说各话（不仅在明显不同思想色彩的圈子之间，甚至也在一个圈子的内部）。但它也再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它实际上两头都没有着落，而还是在中间漂移。我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在中国的学术要向西方靠拢或者复古，而是说它总归要依据自己的传统而又正视西方思想学术客观上形成的挑战，面对自己的问题，从而走出一条自己的比较合理定型、同时也富有生气和创造性的道路来。而我们现在也确实开始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如果说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新思想的引入和新材料的发现，以及一些大师们的努力，中国学术有过一个短暂的灿烂时期，那么，在经历了长久的动荡之后，我们现在也许终于可以说，在八九十年代，在临近一个新世纪的门槛时，我们也临近了一种新的类型的学术。当然，结果究竟如何，还得靠我们的艰苦努力和互助互励，而适时的总结和交流也是不可少的，所以，我想在此说出我的一些学术的经验和体会，其中也包括教训和困惑。
我是从什么样的基础开始
我首先想说我是从什么样的基础开始的，在１９７８年３月１日的日记里，我尝试整理自己的知识，试图问自己：我知道一些什么？下面就是当时的一个总结：
自然科学方面——理论方面有一点简单的进化论知识，自然发展史的序列，肤浅的天文知识，不巩固的初等数学知识，初中水平的物理化学知识，对新时代各门科学的互相渗透有一点了解，科学史读过丹皮尔的《科学史》，所读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是１９世纪末的概括，虽然激动人心，但带有上世纪特有的某种独断，还读过一些科学家的传记，有一本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维纳的书也努力想读，但不是太懂，爱因斯坦只是二手材料的介绍。
哲学——看过“文革”前、后编的几本教科书及哲学辞典，对辩证法、认识论、本体论、历史唯物论有正统的理解，学过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看过费尔巴哈和洛克等人的原着，逻辑学只看过一本前苏联教科书，同时还有一本心理学教科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看过几本教科书。
以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也许都可归入马克思主义（从上述的分类即可看出，它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三个组成部分来分类的），因为我都是看这方面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方面的知识还包括：（１）马、恩、列、斯的生平、学说：马、恩和列宁的两套选集我都细心地读过两遍，还包括选集之外的他们几乎所有的哲学着作，以及一本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布）党史。（２）毛泽东生平、思想：通读毛选三次，虽然仅最后一次接近于是研究，还读了“文革”时期出版的《红太阳文献》、《毛主席文选》等，以及各种回忆录，与斯诺的谈话等。（３）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着作。
历史——看过五本苏联教科书，两本中国编的世界近代史，一套美国编世界史，以及杜鲁门、甘地、尼克松、田中、希特勒、纳赛尔、戴高乐、希思、基辛格、福特等人的传记，《第三帝国的兴亡》、《勃列日涅夫传》、《格瓦拉传》、《和平的反革命》等等。读过中国通史，先秦部分印象稍深，以及《史记》、《论语》、《通鉴》一部分。
文学——鲁迅作品几全看过，还读了一些鲁迅生平的资料。印象较深的作家和作品还有，中国现代文学：茅盾、柳青、峻青、杜鹏程、王汶石、杨沫、浩然等人的小说，郭沫若、郭小川、李瑛、张永枚等人的诗，民歌，杨朔等人的散文，《新观察》、《萌芽》、《解放军文艺》、《朝霞》、《摘译》等杂志。古典文学：《诗经》、《文选》一部分，一些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外国文学：如雨果、巴尔扎克、梅里美、托尔斯泰、契诃夫、罗曼·罗兰、杰克·伦敦、高尔基，肖洛霍夫、惠特曼、裴多芬、海涅，《浮士德》、《九三年》、《德伯家的苔丝》、《当代英雄》、《牛虻》、《草原林莽恶旋风》、《苦难的历程》、《叶尔绍夫兄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日本沉没》、《战争风云》等。文学理论看过一本教科书，看过几套中国文学史。
外语几乎等于零。没有家学渊源，也不曾做过谁的私淑弟子，小学毕业正好遇上“文革”，虽也曾在收购部门口守过别人卖旧书，也曾为借一本书走十几里路，但阅读不能不打上这一个时代的印记，而我就要从这一个基础开始。除了文学，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我阅读量最大、用力最勤、读时态度也最虔诚的一个门类，迄今依然。
学外语的经历
大概除语言学者之外，一般学者学外语本算不上学术，不宜放到学术回顾中来谈。
但对我们这一代早年不得不失学的学人来说，学外语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一代人中有思想力的人不少（他们一下被抛到社会底层，也不能不逼着对许多问题进行思考），但其中很多人却被外语所拖累，不能报考大学或研究生而难于得到专事学术研究的环境，而一些终于进了大学之门的人，又往往还要继续艰难地补课，把相当一部分本可用于思考和研究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像孩子一样牙牙学语，而且还远不如孩子们学得那样自然和效果好。然而，学外语对于刚从严密的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又确实极其重要，说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窗口还不够，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大门。所以，我们不能不首先逾越这一极大的障碍。
１９８０年初的时候，我正在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习。此前我在塞外呆了六年，于１９７９年春天才作为一名政治机关的干事调离内蒙古来上海。当８０年代来临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今后到底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要做或能做一名学者，我对文学可以说是更感兴趣，那时我也根本没有可能报考地方大学，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我要好好利用这一学习机会，为今后做一点准备。时代的机遇是为那些做好了准备的人提供的，但我首先还得为争取一个最起码的学术环境而奋斗，我当时对自己未来的前途也还茫然无知，一时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外在境遇，我只是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生命激情和求知渴望。于是我对自己说，我现在至少可以做不管以后做什么、都不会说是浪费了时间、都是必要手段的事情，既然我估计我的领域还是会在人文方面，我想至少外语和古文这两种工具对我今后无论做什么都是绝对有必要的，我想先学英语。
当我刚到上海时，我的外语水平还只是刚听完广播电台的初级班，而在一年半之后，我离开上海时，已经能够流畅地阅读如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和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的英文小说了。这并没有多少诀窍，外语大致是有多少时间投入就会有多少收获，并最好使自己的精力在一段时间里相当集中。假如大学四年，平均每天学一小时，就会远不如哪怕仅学半年，但一天学八小时。不想老学外语的最好办法是尽早尽快掌握它。记得我曾对一个首次恢复高考就进了大学，如今也在担任教职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仍在为外语头痛，是因为你是在大学里学的“公外”；我之所以不再为外语烦恼，是因为我是在没有什么其他诱惑的情况下自己学的“私学”，我可以不管任何功课而全力以赴。掌握一门外语是有一道门槛的，过了这道门槛，哪怕丢一段时间也不容易忘记，而没过这道门槛的话，学学停停，恰始终只是学而不投入应用，那么，可能一二十年还是在这一门槛前徘徊。
在上海的那一年半中，我每天大概用五六个小时来学习英语，而且后期主要是书面英语，对功课只是用最少的时间来应付，虽然也应付得不错。由于军校纪律的严格，绝对是不允许旷课的，而且课堂上经常来回检查，所以我主要是利用安排的自修、讨论（因我当时担任学员分队长，可以努力安排以尽量有效的方式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完成讨论）、平时不多的一些个人支配的时间和节假日。在课堂上，开始还能够在同学的掩护下学外语，后来检查渐严，我只好默记词汇，并把英文书拆成一页一页来背诵，记得当时用这种办法背完过叶剑英１９７９年国庆讲话英译本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１９８０年８月，我从上海空军政治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学院担任教员，在读了一些英文小说之后，我想最好的巩固和掌握英语的办法还是尽快地投入使用，取得切实的成绩，从而增加自信心。１９８１年４月，我开始翻译美国哲学家梯利（Ｆ．Ｔｈｉｌｌｙ）的《伦理学导论》，并很快立定日程，每天译七到八页，三四千字左右。当时并没有出版的打算，而主要是想通过翻译来学习外语，所以，在译出初稿之后，我又仔细校订了两遍，由此巩固和提高了我对英语学术着作的阅读和理解力。
来北京后，我经常去北京图书馆借阅这方面的专着，并定期浏览英文学术新书和刊物，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９０年代。１９８７年，北图在紫竹院建立了新馆，并开辟了外文新书阅览室，离我所住的地方更近、更方便了，有数年时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那里阅读每月的英文新书。
１９８２年７月，我从北京图书馆借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英译本，用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巨着，并做了一本厚厚的笔记，这一阅读的经验使我至今难忘，在啃过这样一本大书之后，读其他的书就更加得心应手了，接着我又读了其他一些存在主义的原始文献，写出了一组有关萨特和马塞尔哲学的论文，并由此得以和当时北京最有新锐之气的一些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的年轻学者相识并结为好友。
１９８４年６月，我参加了在江苏镇江举行的专门讨论《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两书的学术会议，记得当时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熊伟先生几次大声疾呼和勉励年轻学者学好外语，并且多学几门外语。他并以陈康先生为例，说陈康先生发愿，要精研古希腊文和希腊哲学，让以后西方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者都不能不读中国人的着作。如今老人已逝但言犹在耳。当年七八月，我在等待入大学读研究生之前，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拉丁文。１９８５年的暑假我又开始学法语，初冬，开始译法国１７世纪思想家拉罗什福科（ＬａＲｏｃｈｅｆｏｕｃａｕｌｄ）的《道德箴言录》。后来还阅读过法文版《帕斯卡尔全集》的一些篇章，写成《生命的沉思》一书。１９８６年我还学习了德语，通过了研究生二外的德语考试。学习这些外语使我对西方一些概念的词源和语义辨析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外语了。由于精力的有限，所以我想在外语的学习方面就不能不知止了，尤其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在远非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来艰难地进行补课的，很快，一些紧迫而富于挑战性的问题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所以，虽然我极其尊敬熊伟先生，但还是不能不对他的话和我自己的学术使命有所反省，我想，陈康先生是否实现了他的宏愿呢？而即使实现了又怎样呢？又是否真的符合一个中国学者本可有的宏愿呢？后来也曾有人劝我想方设法先出国，说假如你跟随某位大师从学，回国后你就是有关这位大师的学问的最高权威了。但这岂是我之所愿？我想，对我来说，也对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叙述我们自己的历史故事，解决我们自己面对的问题，建设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如果今后中国的思想学术（不是古代的，也不仅是材料的）引起西方人的高度关注，那也一定不是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引起或促请他们的注意，而是就在我们自己这里引起他们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