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初叶就描述了这一过程：“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平等是一个世界性的、不可阻挡的潮流，虽然各项平等的次序有些不同：在西方首先是思想、信仰、言论、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在东方则首先是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的平等。
于是，平等把普通中国人的欲望从重重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了，而我们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已被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反叛弄得百孔千疮，即便它今后通过修复和重建而仍然放射出昔日的精神光彩，它大概一时也难于获得过去的支配地位了，因为社会已不再可能是一个等级社会——哪怕是真正的文化精英居于上层的等级社会。社会越来越要遵循多数决定的法则，在经济领域中是多数人的货币投票，在文化领域是多数人的趣味投票，在政治领域内也是多数人的选票——如果尚未达到这一政治参与程度，则表现为顺应民意。
因此，追求实利这一潮流汇聚成一个大海是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的法则、多数的法则，也就是市场经济必然出现的法则。虽然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仍然一次次推迟了这一过程，但是，在一个日趋平等的社会里，从长远说来，制度和政策必须服从多数，必须顺群众这个“水”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何况又已经有了市场经济这一模式。许多制度都是这样，其第一次产生是自发，因而也是缓慢的，其第二次产生则可以是相当自觉的，因而也是相当迅捷的。
因此，我们看到，即便有领袖的崇高威望和绝对权力，有借助舆论宣传和组织形成的极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普遍遏止人们这种欲望的“文化大革命”也仍然要归于失败（“文革”的目的当然并不仅此），实际上，不用等到１９７６年，我们在“文革”中、后期，就已经看到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普遍厌倦了，许多人的兴趣转向很实际的、也稍许带来一点实惠的活动，如敲煤油炉、编茶杯套或者钩枕巾，而即使小院中保留的一块几尺见方的土地，也要尽量让它绿得郁郁葱葱，向主人奉献出尽量多的收获。在我们所能预见的范围里，“文革”大概是中国的最后一次“浪漫”，是中国普通人盲目的激情、灵感、想象力的最后一次大爆发，我们有把握说很多年不会看到这样一种“浪漫”了。中国从内政到外交，都渐渐上了轨道，走上了注重实际，也包括注重实惠的道路，这确实是深得民心，功不可没的。
于是，这一在历史上压抑了几千年的冲动，这一在近代虽得放松，却也曾曲折穿行的冲动，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从而汇成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海洋。这种冲动本来就有一种无孔不入的性质，遇到这样绝好的机会自然就更是汹涌澎湃了。尤其是“文革”之后，人们突然看到外面一个富足的世界，鲜明的对比也就使致富的欲望愈加强烈。种种因素的促成，就使我们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大海”。真正有这样一个“海”还是没几年的事情，难怪它会如此地吸引人了。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简要地说，首先，它是不可逆转的。不可逆转的根据我们已在前面有所涉及。
它是世界性的：今天在北京发生的事情，也差不多同时或更早在里约热内卢、伊斯坦布尔、开罗、曼谷等地发生；而且，问题还在于它在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乃至普遍的人性中也有其根据。所以，太史公的话是有道理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其次，对它也未可厚非。不是不可“非议”，也不是不要警惕其后果，而是不可厚非。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未可厚非呢？让我们再对推动这一市场大潮的欲望动机作一些分析。
我们对这一欲望需要做出两种重要的区分：第一种区分是涉及欲望对象的，即基本的生存欲望与充分的享受欲望之分；第二种区分是涉及欲望主体的，即自我的欲望与他人的欲望之分。
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人的基本生存欲望。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有权利活下去。
在是否给人提供或者让人自己去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方面，正好显示出强烈的道德意义，否定这种欲望也就否定了生命，因而是极大的犯罪。即使是中国传统的追求和谐的价值体系，也极其重视普遍地满足人们基本的“生生”欲望。而费尔巴哈的话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我们还不应当太拘谨地理解“基本”一词的含义。“基本生活必需品”与“维持生命在生理上最低需要的东西”还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很少的一点东西就可满足的，而前者却不是这样。我们还要考虑人们应当过上一种体面的、像样的生活，一种符合人的身份的，也符合历史和时代演进的生活。《庄子·逍遥游》中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后来的各种善书和普及读物如《菜根谭》、《增广贤文》也不断重复类似的话，但我们不要忘记，如果鸟不是巢于林，而只是给它一根笼子里的枝子站着，鼠不是饮于河，而只是每天就规定给一小杯水喝，那么，它们还是会感到很窘迫的。而它们之所以对“一枝”或“满腹”感到满足，恰恰是因为它们能“巢于林”和“饮于河”。人也是这样，比方说人的居住，他确实只要一块几尺见方的地方就能躺下，或者说只要一张床就能睡眠，但是，要想人能在现代过一种基本满意，人之为人的生活，他就可能不仅需要众人合居的大房子里的一张床，还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赞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赞美市场经济带来的生活进步。也许是由于一些享受着豪华汽车和花园别墅的文人说了太多反对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话，英国作家查理·斯诺（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ｎｏｗ）曾经中肯地抗议说：“工业革命对于从上面看和从下面看的人是很不一样的。”“健康、食物、教育——除了工业革命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这些东西成功地送给许多很穷的人。”
第二种区分是人、我之分。我对自己的物质欲望可以加以抑制，甚至予以最大程度的否定，自己选择过一种清心淡泊乃至禁欲主义的生活，但对别人却不能这样做。我们固然决不应否定人们的基本生存欲望，就是对人们追求充分物质享受的欲望，只要这些欲望是以正当的方式去达致满足的，我们也很难给予道德上的谴责。我们对它们所能做的也许只是价值观念上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只能是呼吁、感化、渗透，而不能是强迫、限制和剥夺。
从人、我之分还可以继续上升到从一种社会的观点来看待这种求利的欲望和冲动。社会的观点也就是一种普遍的观点，一种超越了自我乃至人、我之分的观点。从社会的观点看问题，追求利益的冲动显然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这种冲动。即使是分别的自利的动机，它们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
一样，最后给社会整体带来的利益，甚至比个人真正想争取的社会利益所得到的效果还大。
以上我们说的都是为这一欲望所说的辩护的话。然而，虽然我们说这一欲望本身并非道德上的恶，我们说这一产生自生命的欲望本身是中性的，我们却还是有必要指出，这种欲望有两个特点使它容易导致道德上的恶。
首先，就这一欲望的性质来说，它本身有一种无限发展的倾向。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恰当把握其度的。其次，就这一欲望的实行来说，它是在人类社会中展开的，这样，各个人，各个利益集团的欲望就必然发生冲突。因此，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难以满足的无限贪欲就很容易导致损人利己。
所以，鼓吹这种欲望，甚至把它说成就是道德，甚至是一种崭新的道德也是不可取的。它不过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罢了。
原载《东方》１９９３年１２月总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