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们必须意识到口头暗示影响我们对发言者各个方面（如个性、背景、体态特征）的感知。例如，听者会认为音调多变的发言者具有更积极的个性，而音调低的人更具主导性。听者也可以根据口头暗示判断发言者的背景。例如，哈姆斯发现，听者可以仅凭声音就能准确判断发言者的社会地位、所属阶层。一些生理特征如年龄、性别等也可以根据说话者的声音作出判断。
最后，辨别性倾听者可通过加强对于口头暗示相关知识的学习来提高敏感度。从众多的研究发现中，我们选出的下列条目，也许对学习听觉辨别力的学生有所帮助。
女性音调较高且比男性更易表达情感。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易在句子结尾处提高音调（即使并非提问）。
与女性相比，男性之间的交流声音更响亮。
男性比女性讲话速度稍快一点。
语速快的人比语速慢的人更具说服力。
发言者使用各种口头表达方式以增强听者对信息的理解和记忆。
呼吸和鼻音不利于听者的理解。
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声音更积极、更快乐、更真诚、更具个性、更值得赞美和尊敬、更显焦虑、更热情，但男性声音更显自信，也更具威严。
女性讲话比男性流利。
男性的讲话中断比女性多。
说话不连贯会影响发言者的可信度。
处于焦虑状态的发言者说话易混乱、不连贯并伴有有声停顿。
使用多种语调和音量、速度快、停顿少的讲话者更具说服力。
男性的谈话更轻一些，谈话交流次数比女性更多一些。
同性之间交流，女性讲话多一些。
异性之间交流，男性讲话更多。
谈话出现中断时，男性比女性更易采取主动。
与男性相比，女性有更多的非语言行为。
人们会把进行非语言行为（包括发出“嗯”、“啊”声）的人视为比较热情的人，他们也能够有效地促使其他人多讲话。
如果倾听者了解口头暗示，并认识到口头暗示对判断的影响，能区分口头特征中明显或细微的差别，那么这些都会帮助他们理解他人的讲话信息，不管信息是出自政治候选人、工作上司还是家庭成员之口。此外，听者对一系列由声音传递的情感表达越是了解，他们就越能作出准确的解释。
理解方言与口音的差异
口音（ａｃｃｅｎｔ）与方言（ｄｉａｌｅｃｔ）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人混淆。在语言学界，对这两个概念如何区分，也存在差异。有人认为，方言应该是指同门语言中的不同变体，各变体在发音、语法、用词这三方面存在显着的、系统的差异，如上海话和广东话。而口音主要是指同一方言里的不同变体，它们相互之间的区别特征主要体现在发音上以及少数用词差异上，不存在系统的语法和大量的用词方面的差别。
汉语里存在多种方言和口音。方言种类繁多，两个相距不到一公里的村子可能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言，更有甚者，在浙江温州的多个乡村，方言非常复杂，同一个城镇里的人可能都互相听不懂对方的方言。因此，在中国，普通话的流行和普及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即使说统一的普通话，因为各地方言对人们的发音已经形成影响，所以不同地方的人带有各自强烈的口音，比如南方人讲普通话，听的人还是会很容易从口音中辨别其出生地。通常，相同口音的人更易于沟通与接近，也更容易得到认可。
清醒地认识各种地域方言和地方口音，并且通过辨别性听力理解其不同特征，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我们对不同发音的人们误解的频率，也有助于减少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因为刻板印象对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干扰极大。
认识环境声音
同样，细心的辨别性倾听者可以培养对环境声音的敏感性，这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听觉效率。自然界中最非凡的听觉辨别例子就是嘲鸫模仿它所听声音的能力。“要把它的模仿与原声分开，需要用最精密的电子仪器进行分析。”母亲对婴儿声音的听觉敏感也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此外，像里奇·利特尔这样的演员也具有非凡的辨别性听力，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随意模仿他人的声音。车主也应该培养辨别性听力的技巧，大部分人每日都要开车上下班，车子的声音传达出车本身的状况。罗伯特·罗斯指出：
通过倾听，你会知道该把车开回家自己修，还是到服务站小修，或者到修理厂大修。一个酒后驾车的男子撞了一位妇女的车，车内坐着她两个正在玩录音机的孩子。作为对该男子判决的一部分，法官命令该男子听听由录音机记录下的事故过程。法官认为，听事故声音可以加深该男子对其造成损害的认识。
从事商业工作的人同样需要辨别性听力。例如，沃尔文的一个学生经营一家冰激凌店。他必须仔细倾听冰柜的声音，因为任何机械故障都会破坏冰激凌制品且损失巨大。另一个具有辨别性倾听能力的商业人士是马里兰东岸着名的禽产品商弗兰克·帕杜。在一则电视广告中，他声称自己能听懂鸡叫。该公司在各个养鸡场安置声音监测器使员工听到鸡叫，由此判断鸡的情况。
弗兰克·帕杜听鸡叫，田纳西州金斯堡的拉里·史密斯则倾听篮球运动员的脚步声和运球声。糖尿病致使他双目失明，史密斯只得靠听比赛来指导三支常胜的篮球队。正如他所说，他已经掌握了篮球比赛的声音：“我知道队员的步伐以及他们如何运球。我甚至可以告诉你谁投篮或谁传球失误。我知道他们在场上的正确位置。我想我比他们更了解他们在场上的最佳位置。”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辨别性听觉敏感就是美军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对口哨的敏感，这种口哨用来告诉同伴德军就在附近。显然，倾听环境的声音是控制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
不幸的是，有研究表明很多听者对环境声音的辨别并不充分。例如，有人做了这样一项试验，拿一盒录有５０种声音的录音带，里面有钢笔写字的声音、倒咖啡的声音和动物园大象的吼叫声等等。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年级的学生被要求确认各种声音。结果表明，他们对声音的辨别力非常差。研究者认为，原因并非我们没有听到这些声音，而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听。因此，如果我们对自然界的声音更加关注，就能提高辨别这些声音的能力。
正如高效的听者需要区分听觉刺激一样，听者同样要区分发言者传递的视觉刺激。如同听觉辨别能力一样，我们的视觉辨别能力也是通过模仿发展起来的。研究表明，１２-２１天大的婴儿就可以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尽管他们要在别人演示过后一段时间才模仿。辨别视觉暗示的能力在倾听过程中非常重要。一条信息最重要的含义一般就是通过视觉渠道传达的。例如，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一次正常的两人交谈中，３５％的信息是通过语言传递的，而６５％则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梅拉比安创立了一个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不连贯或矛盾信息的公式，结果证明非语言行为更为重要。他认为，口头表达传递了３８％的信息，面部表情传递了５５％，而言词仅传达７％的信息。
视觉渠道在传递信息方面非常重要，它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别人传递的信息。研究表明，与言词和口头表达方式相比，视觉系统传递更多的情感信息，并且这些情感信息更为可靠。例如，脸可以表现一个人在特定时间的感受，而身体则可表示某一情感的强度。非语言信息之所以可信，原因就在于它们很少被控制，因此更加真实。
非语言传播的六大原则
在运用视觉渠道解释别人的非语言信息时，辨别性听者应该牢记非语言传播的六大原则。
第一，任何非语言行为都可能有多种含义，因此应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提示而非事实，并对其加以检验。纳普指出，任何非语言信息“都会根据一系列因素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包括文化和环境背景，交流者之间的关系，信息的强度和持续时长，是有意还是无意等等”。
第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非语言行为。交流者之间越了解，就越能够解释彼此的非语言行为。例如，如果听者知道某人坐下后会习惯性抱着双手放在腹前，他就不会按照常理认为其抱臂是一种自卫或抵制的表示。
第三，每种文化都有自身特定的非语言行为。了解其他文化有助于听者更准确理解讲话人的意思。下面列举的仅是研究者发现的大量文化差异中的几种。与美国人相比，阿拉伯人更喜欢近距离交流，身体接触更多，身体更直接相对，讲话更大声。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在公开表示某些消极反应（如生气和悲伤）时有严格的戒律，他们往往通过保持平和的表情甚至微笑和大笑来控制和掩饰此类情感。美国人喜欢直接的眼神接触，而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认为眼神直接接触有些粗鲁和侵扰。俄罗斯人认为，不坐椅子而坐在其他地方是不礼貌的。欧洲人和北美人会准时参加商务会谈，而拉美人和亚洲人却常常迟到。同一种文化内部也会存在差异。比如说，与加州人相比，纽约人希望停顿时间越短越好。
第四，一组非语言行为比单个非语言信号承载更多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一个单词和一个句子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考察包括单元在内的整体后，我们才能知道单元的完整含义。一个例子就是梅拉比安认定的奉承行为，“频繁地提问、微笑或做出其他愉悦的口头或面部表情，频繁地表示同意如‘嗯’、‘是的’、‘同意’，并且全然没有不愉快的言词”，这种行为被视为虚假的、不真诚的，同时也是顺从的。再比如这样一组行为：靠在后面，两眼望天，长叹一口气，闭上眼，这些被视为反应消极、烦恼和茫然。
第五，必须把非语言行为放到一个背景下去审视。例如，如果上述最后一组行为是由一个反对另一人的决定的人做出的，那么那种解释就很准确。但如果这种行为是由一个刚完成一项长期艰巨项目的人做出的，那么这些动作就表明放松和欣慰。纳普进一步说明这一原则：如果一组非语言行为传递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在另一场景中，这种温情行为也可能被其他因素中和取代，甚或被添加到其他因素之中，从而使得这些行为的含义变得截然不同。
第六，男性和女性似乎各有所长。在表达和解释口头暗示方面，男性比女性强。而在表达和解释面部以及身体暗示方面，女性强于男性。
非语言传播的运用
辨别性听者不仅应了解非语言传播的原则，也应了解发言者使用非语言符号的五种情况。
第一，用于补充语言信息。例如，在回答“是”时，点头以示肯定。或者在说“见到你太好了”时，紧紧抓住对方的手。作为听者，我们通常会信任这些发言者，“因为他们的非语言行为更增强了他们的语言力量”。
第二，非语言信息可能与语言信息矛盾。例如，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或读报的人回应说“是的，我在听”，而其实他们继续读报或看电视。
或者一位父亲正在训斥孩子，但脸部表情却忍俊不禁。当非语言信息与语言信息矛盾时，我们通常相信非语言信息所表达的含义。就视觉解释而言，谚语“事实胜于雄辩”是有道理的。
第三，非语言信息可以取代语言信息。在异国旅游的人如果不懂当地的语言，经常要靠手势和其他非语言行为进行交流。由于每种语言都有自身的非语言行为，因此完全以非语言行为代替语言是有困难的。举个例子，一个在希腊的美国人想让电梯管理员送他去五楼。要表达这个请求，他要抬起手，五指张开并且手掌向内。如果他没注意到手掌方向而把手掌面向电梯管理员，他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侮辱。为什么呢？在希腊，手掌面向他人被视作是下流的手势。事实上，了解文化差异可以避免那些互不了解对方非言语符号的人产生误解。
小杰里米·丹顿曾经被北越俘虏，他了解以非语言行为代替语言的重要性。在一部越南人的宣传片中，丹顿和其他美军战俘宣称他们得到了符合《日内瓦公约》的待遇。但一位观看宣传片且十分机警的美国情报人员发现丹顿在眨眼。情报人员仔细审查后发现，丹顿用眨眼显示摩尔斯密码中的“折磨”一词。由于丹顿了解摩尔斯密码，这使他能用非语言符号向美国传递重要信息。然而，“如果没有一位能够用眼睛‘倾听’的人，他即使知道摩尔斯密码也没有用”。因此，具有视觉辨别力的倾听者能够接收到更重要的信息。
第四，非语言信息可以强调语言信息的一部分。例如，当一位老师对一个学生说“你敢再说一句”时，她的瞪眼就强调了“敢”这个字。当父母要求反应迟钝的孩子马上回答问题时，他们会说：“我现在就要答案。”为了强调“现在”，家长会拧孩子的大腿。
第五，发言者使用非语言信息来重复语言信息。例如，一位发型师可以先口头建议顾客剪某种发型，然后打手势描述这种发型。或者，一个人可以先口头描述某人走路的习惯，然后自己亲自模仿走一走。
非语言传播的形式
使用非语言信息除了上述五种情况外，讲话者和听众还可以使用多种形式的非语言符号，包括体态语言、外貌、人造物品、距离、时间、触摸和环境等。
体态语言。也许最能展现真相的就是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通过身体姿势、身体行为、面部表情和眼神活动，交流者可以表达许多信息，可能是“我有许多令人激动的消息要与你分享”，也可能是“我没有时间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