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克校长，鲁登斯坦前校长，福斯特候任校长，哈佛管理委员会各位委员，监学理事会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尤其是各位毕业生：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多年，今天终于可以说：“老爸，我一直对你说，我要拿着学位回来见你。”
我要感谢哈佛及时给我这个荣誉，因为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译者注：盖茨2008年6月27日退休，并把所有资产捐给他和妻子名下的慈善基金会，从事专职慈善工作），到那时，我就可以在我的履历表上填上大学学位，这真不错。
在座的各位毕业生，你们获得大学学位要比我顺利多了，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当我看到哈佛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时，我也感到很高兴。我猜想，正因为我是失败者里做得最好的，哈佛才让我在毕业典礼上演讲。
但是，我还想让大家知道，我还动员史蒂夫·鲍尔默（译者注：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从哈佛商学院退学。可见，我这个人影响极坏。所以，哈佛邀请我在你们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在你们开学典礼上演讲，估计你们没有几个人能坚持到今天毕业。
哈佛的经历让我难以忘怀。校园生活令人陶醉。在哈佛时，我常去旁听我没有选修的课程。宿舍生活也令人兴奋。我住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卡里尔学生公寓，每天晚上，都有一群学生待在我宿舍聊天到深夜，因为他们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的起床时间。就这样，我成了校园里“反社会集团”的头头，我们混迹在一起，对那些循规蹈矩的人们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姿态。
拉德克利夫学院是个生活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搭配对我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我想，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我从那里得到的教训是，机会并不意味着成功。
在哈佛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1975年1月的一天，我从卡里尔学生公寓给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市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我知道他们当时正在制造世界上第一批个人电脑，我便提出向他们出售电脑软件。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拨了那个电话，担心他们发现我是在学生公寓打的电话而挂断电话。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你再过一个月来找我们吧。”真是谢天谢地，这可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我根本还没编写软件。从那时起，我夜以继日地为这个课外小项目工作，这意味着我大学生涯的结束，也意味着微软的伟大征程的开始。
在哈佛的日子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置身于一群精力充沛的知识精英之中，这让人兴奋不已，但也面临着压力，有时也令人感到沮丧，但总是伴随着挑战。尽管我较早地离开哈佛，但能在这里生活几年确实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在这里，我建立了友谊，产生了许多创新想法。哈佛改变了我的人生。
然而，如果认真反省过去，我也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离开哈佛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的各种不公平：医疗保健、财富分配和机会的极大不公让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绝望之中。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关于政治和经济的新思想，也领略了科学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但是，人类最伟大的进步并非来自这些发现，而是如何用这些发现并减少不公平，不管用何种方式——民主政治制度、强大的公共教育体系、公平的医疗保健服务、广泛的经济机会均等，减少不公平才是最伟大的人类成就。
当我离开校园时，我对这个国家有数百万青年被剥夺了大学教育的机会所知甚少，对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人们生活在极度贫困和疾病之中也一无所知。我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明白了这一切。
在座的各位毕业生是在与我不同的年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你们的学长们对世界各种不公平的认识更深刻。在你们哈佛求学的几年里，我希望你们思考了这些问题：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能够最终考虑这些不公平，解决这些问题。
为了便于讨论这个问题，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周可以拿出一些时间，每月可以捐献几美元用于某项事业，并希望把自己的时间和金钱用在拯救生命、改善生活的最有效的方面，那你选择在什么地方投入这些时间和金钱呢？
对我和梅琳达（译者注：盖茨的妻子）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如何用我们所掌握的资源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帮助。
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和梅琳达读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在贫穷国家，每年有数百万儿童死于在我们这里很早前就不在话下的疾病，如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疾病——轮状病毒，这种疾病每年夺走50万儿童的生命，但没有一例发生在美国。
我们对此感到震惊！我们原本以为，面对数百万儿童患上本可以治愈的疾病，世界应该发现这些患病的孩子，并把药物送到他们手上，拯救他们的生命。可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并没有采取用不到一美元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的行动，患病儿童并没有得到这些药物。
如果你认为所有人的生命是平等的，当发现世界上确实存在极力挽救一些生命而放弃另一些生命时，你会感到震怒。我们会对自己说：“难道真是这样吗？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要把改变这一状况作为我们捐献的最优先工作。”
所以，我和梅琳达就用在座的各位都会采取的方式开始我们的工作。我们问自己：“这个世界怎么会放任这些孩子的死去？”
答案很简单，也很残酷。挽救这些儿童的生命，并不能从市场上获得报酬，政府也不愿意向这方面投入。所以，这些孩子们死去了，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市场上没有能力，在体制内没有话语权。
但是，你们和我有能力，也有话语权。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拓宽市场机制让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获利，或至少可以养家糊口，我们就会让市场机制更好地为穷人服务，为那些受到最不公平待遇的人提供帮助。我们也可以向世界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让政府把钱花在纳税人认为最有价值的地方。
我们能够找到办法，在帮助穷人的同时，为商人带来利益，为政客带来选票。我们会找到减少世界不公平的可持续的道路。这是无限广阔的事业，永无止境。只要积极努力应对不公平的挑战，我们就会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对此持乐观态度，但我也与对此悲观失望的人交流过，他们说：“从人类开始，不公平就一直伴随着我们，这是因为，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我彻底反对这种观点。我认为，我们不是不关注不公平问题，而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场的所有人，时常为人类发生的各种悲剧而伤心悲痛，可我们却袖手旁观。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关注这个问题，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假如我们知道如何提供帮助，我们就会采取行动了。
改变世界的障碍不是人们的冷漠，而是事情太复杂。
把关心转换成行动，我们需要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评估行动的效果。然而，复杂性阻碍了所有这三个步骤。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不间断新闻，但人们真正发现问题也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当一架飞机坠毁，当局会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诺立即展开调查，查明坠机原因，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但是，如果是善于狡辩的官员，他们会说：“本次坠机事件的罹难者只占今天世界死于可预防事件的人数的0.5%。我们决心采取一切措施解决引起这0.5%死亡人数的问题。”
显而易见，更大的问题不是本次坠机事件，而是数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
关于死亡的事情我们无法知道得更多，媒体报道的是新闻，而数百万人面临死亡就不是新闻，所以，新闻背景很容易被忽略。然而，即便我们在现场亲眼目睹了事情的经过，或者看到了有关报道，我们也很难一直关注它，因为看到不幸的事情，而事情又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无能为力，这会让我们感到痛苦，所以，我们就设法忘掉此事。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地发现问题，这也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第二步：从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要想把我们的关心尽可能多地落实到行动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有一个明晰可行的答案，不管什么时候一个组织或一个人问我们“如何提供帮助”时，我们就可以立即行动起来，并确保世界上任何对人类的关心都得到落实。但是，复杂性让那些富有爱心的人很难找到正确的行动路线，这些关心也就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从复杂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要经过四个步骤：确定一个目标；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发现实现目标的最理想的技术；与此同时，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不管现有技术是复杂的，如药品，还是简单的，如蚊帐。
艾滋病的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当然，长远目标是消灭艾滋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最理想的技术就是发明一种疫苗，一次使用可以让人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都要资助艾滋疫苗的研究。但是，这项研究似乎在十年内很难完成，所以，这期间我们必须用现有的手段阻止艾滋病的传播，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人们避免高危性行为。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再次从“四步循环”开始，这是一种模式。重要的是，我们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永远不要犯我们20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向这两种疾病妥协了，放弃了努力。
当找出了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要进行最后一步的工作，也就是评估你们行动的效果，让其他人从你们的努力中分享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当然，你们要进行统计。你们必须让人们知道一个项目让几百万儿童接种，通过接种，死于这些疾病的儿童人数下降了多少。统计非常重要，它不但可以提高项目质量，也有助于从企业和政府那里吸引更多的投资。
但是，如果你想激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仅展示统计数据就远远不够了。你必须传递项目的人道信息，让人们感受到拯救一个生命对他所在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一个全球健康论坛，讨论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的方法。数百万！想想拯救一个生命带来的震撼，现在把这种震撼放大数百万倍！然而，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令人窒息的论坛，它让我窒息得无法忍受。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以忘怀，是因为我刚从一个计算机软件第13版本的推介会上回来。在推介会上，我们让人们欢呼雀跃，我喜欢让人们为计算机软件兴奋不已，可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人们为拯救生命而更兴奋呢？
只要让人们看到和感受到拯救生命所产生的效果，他们就会为之兴奋。但是，如何让人们看到和感受到拯救生命所产生的成效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仍然是乐观主义者。是的，不公平将会永远伴随着我们，然而，那些帮助我们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可不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它们是新发明出来的，可以帮助我们把关心尽可能多地转化为行动，这就是未来会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原因。
当今社会新发明、新技术如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所有这些发明创造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来消除赤贫，防止人们死于本可以医治的疾病。
60年前，乔治·马歇尔（译者注：1947年1月至1949年1月任美国国务卿）也是在这里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译者注：指“马歇尔计划”，全文收录于《美国20世纪经典演讲100篇/政治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宣布了一个计划，帮助欧洲国家的战后重建。他说：“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报纸和广播传达给公众的报道错综复杂，普通民众很难对局势作出明晰的评估。此外，美国距欧洲如此的遥远，要想对那里的各种情况都作出正确判断也是不可能的。”
马歇尔在这里发表演讲30年后，我那一级学生毕业，当然不包括我，那时，新技术开始让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距离更近。
低成本个人电脑的出现催生了强大的互联网的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便利。
互联网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它缩短了空间距离，让人们天涯若比邻，它还让同一研究领域的人有机会交流，集思广益，这就大大加快了发明创造的速度。
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世界上每有一个人使用互联网，就有五个人没有使用互联网的机会，这就意味着把许多创新观点排除在讨论之外，使那些具有应用知识和相关经验的聪明人，不能利用互联网技术扩展自己的智慧，为世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互联网，因为互联网的优势引发了一场革命，让全世界的人们互相帮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但是政府，就是大学、企业、小社团，甚至是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评估解决60年前乔治·马歇尔提到的饥饿、贫穷、绝望等问题所取得的效果。
哈佛大家庭的各位成员，在场的各位属于世界智力精英群体，你们能做些什么呢？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赞助人，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哈佛能不能把自己的智慧用于改善那些从未听说过“哈佛”这个字眼的人们的生活呢？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老师、给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和授予学位时，请你们扪心自问一下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把最优秀的研究成果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吗？
哈佛应该鼓励教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公平吗？
哈佛学生应该从全球不公平现象学到什么吗？这些不公平包括极端贫穷、全球性饥荒蔓延、洁净水源匮乏、女童被阻在校门之外、儿童死于可以治愈的疾病，等等。
世界上那些享有最大特权的人应该知道那些平民百姓的生活吗？
这些问题可不是客套，你们要用心来回答。
当我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母亲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她一直督促我要为别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新娘进家仪式，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写给梅琳达关于婚姻的信。那时，我母亲到了癌症晚期，但她还是想再多抓住一次机会传播她的信念。在信的结尾她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译者注：引自《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2章第48节）
在座的各位都想想，你都索取了什么？天赋、特权、机遇，可以说，世界有权向我们索回无限多的东西。
根据这个时代的希望，我要勉励在座的所有毕业生，要思考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一个存在极度的不公平的世界，要成为解决不公平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都能把它作为职业的核心，就一定会做得很出色。记住，你们没必要一定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每周拿出几个小时，利用日益增长的互联网的力量获得信息，就能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发现困难之所在，并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
不要让复杂性阻碍你们前进的道路，要成为积极的行动者，解决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并把它作为未来生活的一件大事来对待。
在座的各位毕业生处在一个神奇的时代，你们离开哈佛时，拥有我们那一代学生从未见过的技术。你们已经认识到了我们那时没有认识到的全球不公平，有了这种认识，内心就构建了一种道德，当用你们的举手之劳便可改变一些人的命运而你却无动于衷时，你们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你们比我们获得的更多。你们必须尽快开始，并且矢志不渝。
既然认识到了这一切，那你们怎么会不行动呢？
我希望，三十年后你们再相聚哈佛，回忆一下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力都做了些什么。那时，我希望你们不要仅凭专业成就来评价自己，也要评价自己在减轻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上做得如何，评价自己如何对待那些除了同是人类之外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素不相识的人。
祝各位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