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革命政权在南方算是最为稳固的一个。李烈钧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治赣时措施得力、深得人心；同时江西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力量相对薄弱，无力左右政局，指责李烈钧在江西搞“专制”“割据”。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也是无法插手革命党人完全掌控局面的江西政治，更是把李烈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时间李袁之间明争暗斗不休。
1913年2月，南京的革命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选袁世凯出任，以换取袁及北洋军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后去世。
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国民党人等认为袁意在扩张北洋军队，而借款未经现国会批准属非法。全国讨袁的呼声很高。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黎元洪想从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争。6月，北京政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同时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7月12日，二次革命的枪声在江西湖口打响。
一、李袁“斗法”
袁世凯篡政之后，于1912年4月亲自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制订“消纳各省军队”的规划。当时，同盟会掌握之下的南方各省如广东、江西、福建、湖南等省共有大约50万军队，反清、革命的思想，民主、共和的思想灌输其中，这对袁世凯来讲，恰是如芒在背。袁世凯为了解除心腹之患，以裁减“地方军队”、“恢复地方秩序”为名，用高压手段强令裁军。结果，南京留守府近10万军队被裁去2/3；湖南5万军队减到只剩下万余；安徽原有1师1旅，竟被“裁”剩10人，办理“遗务”；四川的军队，几乎被裁去一半；广东也用“遣散”的方法“裁”去3万。一时间，全国革命武装锐减，袁氏气焰日嚣。李烈钧早有戒备，只将江西地方3师1旅的兵力削去大约1师，大多为缺乏战斗力的部队，同时拒绝北洋政府陆军接收江西境内长江沿岸的炮台，并通过上海的洋行购步枪7000枝，子弹300万发，以扩充军备。
袁世凯企图通过“裁军”之计削减国民党人的势力，但对李烈钧为都督的江西无伤大雅，因此大伤脑筋，一招不成，又出新招，玩弄“军民分治”的诡计，意在削弱各省督军实权。李烈钧针锋相对，通电指出袁氏的险恶用心是“托分治之名，成牵制之实”，并拒绝民政长汪瑞闿到任。所谓“军民分治”，即废除当时各省都督制，改为督军制。督军只管军队，不管行政，另由中央派员出任省长，专管行政。汪瑞闿派到江西不久，有人打电话要他三天之内离开南昌，否则不会有好结果。汪瑞闿坐立不安，三天不到就跑了。袁世凯还用软硬兼施和厚禄收买的办法诱李“赴京一晤”；并派人面许“以二百万元为寿并晋勋一位”。李不为所动，大声对来人呵斥道：“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乎。”袁世凯自讨了个没趣，咒骂李是不讲情理的“硬头蛮子”。
从1912年1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中旬，在大致一个月的时间内，江西都督李烈钧与袁世凯就发生三次较为激烈的正面交锋。
一是1912年12月中旬的南昌兵变事件。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本是李烈钧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但李烈钧任都督后却改编了余的部队，由李的另一同学欧阳武统率，并改派余为都督府代表前往北京。余失去兵权，对李十分不满，就在北京尽力向袁世凯靠拢。袁乘机给了他一笔经费，让他回江西活动，并向他许诺，只要他能推翻李烈钧，就任命他为江西都督。于是1912年12月10日，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在南昌发动兵变。当日小金台、府学前、高桥、百花洲等处，火光冲天，枪声震耳。先是8点左右百花洲的梯云会馆巷内，有人放火，再就是上谕亭、王家祠也有人纵火，接着是无人居住的府学内圣殿忽然梁间也起火，全殿烧成灰烬。11时，南昌县学前后，有两个草堆也被人放火，同时德胜门外与顺化门外数处，都有火光出现。一直到中午，在李都督、欧阳旅长和陈总监的亲自出马下，率领大批军队和警察出动分头行动，最终乱局得以平息。天亮后，安民告示贴出来：
省城近日谣言四起，本都督当饬各军警随时戒严，密为防范，以期消患未萌。讵本月十号，竟有土匪放火倡乱，希图乘机抢掠。本都督当饬一面扑灭火警，一而调遣各营军队分头防堵、兜剿。幸各军警竟夜严拿，本都督与各统将复亲带卫兵四出巡缉，当即拿获多人，从严讯办。唯黑夜之中，骤闻变乱，复见火灾，全城居民不免惶惧。此皆本都督未能先事预防，致肇此变。现在首犯已除，其余匪徒亦已分别追踪查缉，务获究惩。尔各界人民等，务各安心乐业，勿为谣言所惑，致生惊恐。本都督与各将领，既负卫国保民之责，虽粉身碎骨，亦当极力以维持也。待此公布，其各知之。
市民看到布告，知道事变的真相，心里不再慌乱，省城又恢复了正常。袁世凯指派的以余鹤松为首的兵变以失败告终。
二是1912年12月下旬的江西民政长事件。李烈钧虽然知道兵变是袁的主意，但他此时还不想与袁决裂，为了缓和局面，李致电袁世凯，推荐曾任前清武备学堂总监、与自己有师生之谊的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希望以此缓和他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收到李请汪出任江西民政长的电文后，袁世凯感到可以由已经投靠自己的汪来牵制李，所以立即发布任命书。这时，李烈钧才发现自己上了当，汪瑞闿已投靠袁世凯，于是暗中抵制。
在李烈钧的策动下，江西许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声讨汪瑞闿在清朝时的各种劣迹，对他出任民政长一职表示极为反对。12月29日，南昌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要求驱汪出境。当晚发生“匪徒暴动”，汪瑞闿当日5时，就乘轮船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陈诉，并先行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
袁世凯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913年1月3日，国务院电传袁世凯命令李烈钧，命令李批准汪病假20天，责令李从速筹备划分军政、民政事宜，敦促民政长尽快养好病，限期到任。当时各地省议会选举已完成，正式国会选举也即将完成，李烈钧不理会袁世凯的命令，于1月5日回复说：“现在正式议会行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公开拒绝汪回任。袁世凯以削减督军权力的“江西民政长事件”也是不了了之。
三是1913年1月中旬的江西军械事件。江西民政长事件发生之后，袁世凯企图向江西调兵，无奈有点鞭长莫及，但南北争斗远远没有终结。在此动荡局面下，李烈钧又向日本订购了一批军械，7000余支枪和一批子弹于1913年1月11日由上海起运，1月15日到达了九江。袁世凯方面在枪械起运后获得了这一消息，抓住这个机会对李进行惩处。参谋部和陆军部以这批军火没有经过陆军部批准，没有发给护照为借口，秘密命令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并准备陆海军兵力，对李烈钧施加军事压力。戈克安系行伍出身，在辛亥革命中因功得到提升。1912年8月9日，袁世凯任命戈克安任九江镇守使，兼管江西沿江炮台和驻扎九江的军队。九江是江西出长江的门户，地位十分重要。袁世凯就是以这种手段来分割或牵制都督的权力。在袁世凯的收买下，戈克安叛离了李烈钧，遵照袁命令于1月16日将械弹扣留，并且密电上报参谋次长陈宦、陆军总长段祺瑞，表示“只恐李都督会以决裂的手段对待我，我这里兵力单薄，军饷也很少，怎么办呢？务必希望你们二位予以接济，调张勋和海军兵舰来江西。”戈克安准备协助北洋军队对付李烈钧，他们本来就有动用军队的预案。
李烈钧得知械弹被扣后，先礼后兵，即于1月17日发出密电给参、陆两部申述理由。他说明这批械弹并不是自己任内所订购的，而是前任都督马毓宝做的，由黄留守发给特别护照，并且已经报请北京陆军部承认的。因此，他要求予以审核后，通知九江关税务司，尽快电令释放。李是一面与袁迂回，一面在军事上加强吴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带的布置，严密监视戈克安控制下的九江，同停泊在长江中的军舰对峙，战争是一触即发。最终，袁世凯发布了如数归还扣留的械弹和任命赵从蕃为民政长的命令。
以上种种表明，李烈钧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确实比南方其他各省都督更坚决、更大胆，因而双方矛盾冲突较之各省也更尖锐、更激烈。李烈钧在对袁斗争中敢作敢为、锋芒显露，全然不像其他各省都督瞻前顾后、畏缩不前。时人也评论道：“都督中之态度最明了者莫过于李烈钧”，“故现在内外，咸指目于李。”时人也早料知：由于“赣督最为憨直，因之，袁决意以武力压制”、“将来破裂之点，只在江西一隅”。不出所料，李烈钧与袁世凯之间，最后不得不兵戎相见。
二、黑云压城城欲摧
辛亥革命后，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政权，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妄图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势力，以实行其独裁统治。1913年3月20日，国会开会前夕，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26日，又违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镑的借款，作为发动内战的经费。5月5日，又下达“命令”，迫害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袁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
袁世凯窃国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比较活跃的政治力量有三种：
一是袁世凯集团。一方面，袁世凯上台之后，积极扩编北洋军事武装，将清朝末年的新军9个师11万人，巡防营旧军4万人，扩大为新式陆军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22万人。再加上旧巡防营军和张作霖等军，共约计30余万人。另一方面，袁世凯虽然控制了中央政权和部分省政权，但还没有控制住全国的局势，要完全恢复被革命打乱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并使之保持相对稳定，需要一个过程。袁世凯不可能马上撕下共和的假面具，他还要对革命派的民主要求和实践作暂时隐忍。袁世凯是惯于此术的。1912年8至9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名为共商国计，实乃想借革命领袖之光为自己装潢门面。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有意以相似于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接待。在28日，为欢迎孙中山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袁世凯致欢迎词说：“孙中山游历海外廿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袁并举酒致敬，高呼“中山先生万岁”。袁世凯还应允孙中山提出的修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又委以全国铁路督办之衔，袁世凯在黄兴北上的途中，就颁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黄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大力盛赞黄的革命功劳：“该前留守奔走国是二十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
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让出了政权，但仍有一定的实力和巨大的声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由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革命派本应取得的执政地位丧失了。但它在南方一些省市（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湖南、四川、福建、浙江和上海、南京等）仍有着巨大的影响，拥有的军队约10余万人（江西2个师和1个混成旅；南京3个师和留守府警卫团；广东2个师和1个独立旅；安徽1个师；四川、湖南、福建、浙江等各1个师）。在国会众议院596个席位中，该派的国民党占有269席，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占123席，合计在全部870个席位中，国民党占392席，国民党党员占代表总数的45%，这说明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众、参两院。尽管如此，但国民党仍如其前身同盟会是清政府的反对派势力一样，如今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对派势力。另外，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所留下的三大硕果：责任内阁、国会、《临时约法》，尽管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至少形式还存在着，成为袁世凯建立独裁统治的最大障碍。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中还有很大的反响，民主共和作为风行全国的一种思想潮流，它具有一种无法估量的能量。它使孙中山为之欣喜，又使袁世凯为之生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