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到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因素是多元的。从表面上来看，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仅是谈判各方在谈判桌上的较劲而已，但事实上还受两个基本的因素影响：其一是国内因素；其二是国际因素（就北爱问题而言，这包括了爱尔兰共和国、美国的介入和欧盟的影响等）。所谓的内部因素是包括国内的政党、内部利益团体、与民意的整合过程。外在因素是国外的相关的国家和组织对冲突的影响。外在因素只有在国内的和平因素发生作用的前提下才会发生作用。
一、在北爱冲突及其化解中的国内因素
首先，英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是影响到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太阳谷和平协议因为新教徒及其政党的反对失败之后，在1974到1979年间，英国就对恢复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没有太多的作为。这主要是受到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英国在1974年10月召开第二次国会大选后，工党仅以极小的差距获得胜利。直到1979年保守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前，工党政府需要获得下议院关键少数的北爱尔兰统一党议员支持，以对付在野党对其政策的攻击。因此，工党政府为了取得北爱尔兰统一党的支持，采取亲联合主义者的立场，包括维持北爱尔兰的现状、不再讨论成立联合政府并且增加北爱尔兰的国会席次等。1979年保守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保守党上台后，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开始与北爱尔兰统一党保持一定的距离，并由北爱尔兰大臣艾特金斯（Humphrey Atkins）提出倡议：一是提倡联合自治政府，二是倡议举行英爱谈判。随后，英、爱两国在1985年签订了英爱协议，但最终因新教徒及其政党的强烈反对，未能得到联合主义者的配合而难以得到实施。爱尔兰政府加入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来成为英国朝野的共识。随后的梅杰在保守党当政期间，由于在议会下院一直难以获得绝对多数的地位，在通过政府议案时，保守党经常不得不依靠来自北爱的新教政党议员的支持。这使得英国政府在调解北爱民族冲突时，不得不屈从于新教政治势力的压力并考虑他们的要求。同时，由于英国保守党政府推行亲新教势力的政策，造成保守党与天主教势力尤其是其中极端势力的代表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结怨很深。新芬党人士曾公开表示，只要保守党继续当政，北爱和平进程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也意味着北爱和平进程的重大突破难以在保守党当政期间完成。
1997年5月，经历了18年的在野地位后，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为北爱尔兰冲突走向和解提供了一个契机。工党在议会下院的659个议席中一举占据了418个席位，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布莱尔政府在处理北爱尔兰问题不用像保守党那样太多地受制于北爱尔兰新教徒及其政党的影响，更能公正地推进北爱尔兰冲突的和解。工党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确保了其在解决北爱两大教派的冲突时，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从而为重新启动和平进程创造了前提。同时，工党长期的在野地位使得它与北爱的教派冲突瓜葛甚少，而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工党在对执政的保守党偏袒新教徒的政策进行严厉抨击的同时，强调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公正、客观地解决北爱两大教派的冲突。工党的这一态度赢得了天主教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它们对工党重新启动和平进程普遍持支持的态度。
布莱尔政府将解决北爱民族冲突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并且在启动和平进程时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就职两周后，布莱尔将自己的首次巡视地点确定在贝尔法斯特，并在出访时阐明了工党政府解决北爱问题的政策。为表明自己的诚意和态度，布莱尔决定将北爱事务大臣办公室设在贝尔法斯特，这在几十年来还是首次。此外，布莱尔还主动表示，将无条件恢复同新芬党的官方接触，宣布北爱多党和谈将在1997年9月重新启动，并为其设定了一年的期限，以免各派政治势力在一些问题上纠缠不清；在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和新芬党参与和谈的先后顺序方面，布莱尔政府一改梅杰政府的强硬政策，不再以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作为新芬党参与和谈的先决条件，这就消除了多党和谈面临的最主要障碍。1997年9月，举行了多方会谈，打破了几十年来和平进程的僵局。在谈判破裂后，布莱尔穿梭于各党派之间，积极斡旋，为和谈扫清障碍，缓和了各党的紧张关系，使得冲突双方又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布莱尔还亲自赴北爱参加谈判，敦促各方捐弃前嫌和偏见，握手言和。在1998年5月22日全民公决通过之后，1998年6月2日，布莱尔又一次亲赴北爱尔兰，就在押犯和北爱尔兰的准军事武装等遗留问题进行斡旋，以期彻底解决北爱尔兰的和平问题。
其次，国内民众的因素是促成北爱尔兰冲突走向和解的基础。
北爱尔兰长期以来的冲突，特别是近30年来，各个民兵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数以千计的无辜群众死于恐怖暴力活动之中，数万人受伤，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人民痛恨暴力，渴望和平，强烈要求各派别、各党派停止冲突，和平谈判。人民渴望在北爱尔兰实现民族的和解，这是促使《贝尔法斯特和平协议》得以达成和实施的基石。
其实，民族冲突的化解并不单单靠政府之间的条约就能够实现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英爱协议签订及其实现的后果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民族冲突根本上还是通过两个民族群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表现的，民族之间的怀疑、歧视、恐惧和憎恨造成了冲突，解决冲突就要消除这些因素，这是政府谈判所解决不了的。政府的作用仅仅是表面化的签订和平协议或条约，而只有政府之外的市民才能够将人们之间的冲突关系转变为和平关系。如果冲突各国之间的政治互动没有把人际关系的充分协调作为行动的一部分，那么冲突的预防与处理、和平的恢复就没有稳固的基础。如果决策者仅仅依靠国家、政府和正式的机制或组织，仅仅关注正式的政治手段，这种做法就很难有牢固的民意基础，效果也不会持久。市民之间的关系既有可能加剧冲突，也有可能缓和民族关系。要结束暴力、恢复和平、克服贫穷、消除歧视，就必须在市民之间建立和平的关系，通过发展市民间建设性的和平关系，减少破坏性的冲突关系，最终实现和平。因此，建立和平不只是政府的任务，而且是公众的任务，需要市民的广泛参与；如果没有市民的参与，和平的希望就将是渺茫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市民和社会运动团体在北爱尔兰和平过程中的重要角色，特别是他们强调以参与式的民主来达成社会改造的目标。这主要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北爱的民权运动开始。原本是天主教徒的民权运动组织抗议政府对于公共住宅分配的不公，进而扩大对就业和选举法规的歧视。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加入，这些组织开始在地方社区发展，推动社区内各个民族的对话和交流。通过这些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冲突双方公众聚集在一起，通过对话，探索建立和平的途径、步骤和方法；通过对话，深入讨论双方的分歧，减少相互仇视的根源，最终推进和平、消除暴力冲突的根源。例如北爱尔兰的“人民和平”（Peace People）组织，不仅在1976年成功动员几次和平游行，而且将推动和平的工作重点放在抚慰那些在冲突中受到暴力伤害的心灵，同时举办小型的跨民族活动，让彼此慢慢地相互了解、学习和相互尊重。有的是通过学校在平时或是暑假举办的各种课程、活动、营队，让各个民族的学生学会相互了解和尊重。
英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开始更加重视社区工作的作用，并且确立了发展社区工作的三个主要目标：一是增加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接触；二是鼓励彼此之间增加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与传统；三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公正的待遇。与这三个目标相配套的组织和项目得到了实施，在1987年成立了社区联系组织中心。该中心不仅向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提出有关的建议，而且还直接实施相关的活动来提升社区的联系。教育委员会还制订了跨社区联系计划。该机会鼓励学校、青年俱乐部和社区团体跨越宗教分歧。许多非政府组织也不断加入推动和平进程的活动中。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共同组织的“92行动”（Initiative 92）这样的民间组织，广泛组织小区跨族群的活动，讨论北爱尔兰和平的走向，增强跨族群的互信，就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进行对话。对话的意图是在进行对话的小组内提供改变相互关系的经验，通过共同努力，减少分歧，在敌对的双方间寻找出一种共识。对话的目标是由对话小组的成员共同设计出一种包含冲突双方应采取的互动措施的方案，以供在更大的政治领域推行。这些社会运动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对于北爱尔兰和平的最大的贡献在于主导政治辩论以及引入包容的哲学。冲突双方通过这些活动能更多地了解他人的观点、利益和感情，每个参加者的认识慢慢地都会发生变化，最终找到某种共识，而不是仅仅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随着参加者在这些活动中扩大共识，他们的相互关系也发生着变化。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各方对对方的利益有了更多的了解，恐惧感慢慢地减少，人们逐渐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对话的最初目的是让每位参加者坦率谈论自己对冲突的看法，长期对话则是使各方根据这些看法，接受为解决冲突而在更大的政治范围内能够采取的共同的行动。
在这些组织的推动之下，北爱尔兰冲突从20世纪60年代末激化以来，民族关系慢慢地有了一些改善。一项针对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关系的调查显示，通过社区组织的努力，从70年代冲突激化以来，到90年代，对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认为比5年前更好的人数慢慢地上升。正是有了市民和社会团体推动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更多的交流，使得双方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增进了双方对和解的共同需求，为以后《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签订和通过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民意基础。
这些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在于，通过改善冲突双方市民之间的关系，为和平进程奠定基础。虽然这些团体并不直接参加和平谈判，他们的工作主要还是在基层的幕后工作，不过通过他们的工作，推动冲突双方民众的相互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在不知不觉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新的方式与对方发展关系，而通过把这种发展关系的方式培育到学校、车间、教堂和社区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和平的社会基石才会得到加强，持久的和平才会真正实现。
二、在北爱冲突及其化解中美国因素分析
在北爱尔兰民族冲突及其走向和解的进程中，爱尔兰、美国和欧盟是重要的国际因素，而爱尔兰共和国与英国政府在推动北爱尔兰冲突和解过程中的合作关系更是“达成任何有关北爱和平协议的前提条件”。我们以美国为例来分析其作为第三方的国际因素在北爱尔兰冲突及其化解中的作用。
美国在北爱尔兰冲突及其和解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有两个层次：一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对北爱冲突的影响；二是美国政府在北爱尔兰冲突中，特别是后期推动《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签订及北爱和解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爱尔兰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地位的上升，他们对爱尔兰民族冲突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重要。可以说，“如果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爱尔兰裔美国人的作用，那么就不能理解几百年以来的爱尔兰的历史”。
1821—1822年发生的马铃薯疫病使大批天主教爱尔兰人涌向国外，尤以美国为最。爱尔兰人移居美国的涓涓细流就此转为滔滔洪流，并且蔚为壮观地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在爱尔兰移民美国的大潮中，虽有美国开发中带来的众多机遇拉动力，但是更多的是因爱尔兰当时恶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而产生的向外推力，促使这些爱尔兰人为了摆脱贫困和压迫而向外移民。可以说爱尔兰早期移民“不单纯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的，而且也取决于移民离去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后者比前者更能确切地说明该国移民外迁的数量和演变”。因此，爱尔兰移民潮中爱尔兰的“推力”大于美国的“拉力”。这些爱尔兰裔移民带着对英国统治的深深怨恨和痛苦的记忆来到美国，这种民族主义的意识也深深植根于爱尔兰裔美国人和他们的后代之中。所以，他们虽身在美国，但时时关注和支持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
爱尔兰裔美国人自第一代移民开始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了，特别是爱尔兰大饥荒造成的灾难更加激起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意识。移居到海外的爱尔兰人对英国人更加仇恨，发誓要推翻英国的统治。1858年对爱尔兰和爱尔兰裔美国民族主义者来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在美国和爱尔兰分别成立了芬尼亚兄弟会和爱尔兰共和派兄弟会。1921年他们帮助爱尔兰南部的26个郡从英国那里获得了高度自治的地位。他们还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武器来帮助爱尔兰的独立事业。
爱尔兰共和国成立后，爱尔兰裔美国人仍然关注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北爱尔兰民权组织游行遭到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野蛮镇压，又一次激起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总的来看，爱尔兰裔美国人对北爱民族主义事业的支持分为两类：共和主义者主张采取武装暴力等手段来实现南、北爱尔兰的民族统一；而宪政民族主义者则主张采取和平对话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寻求的是通过政治和宪政的方式来化解北爱尔兰的冲突。爱尔兰裔美国人中的共和主义者主张为北爱的民族主义事业提供资金和武器的帮助。他们主张为了实现南北爱尔兰统一而斗争。70年代以后宪政民族主义的兴起代表了爱尔兰裔美国人政治倾向的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不再支持共和主义者的武装暴力斗争，而是更加倾向于政治的解决方案。以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为首的四位美国著名政治家积极主张通过政治和谈来解决北爱尔兰冲突。他们被人们称为“四位骑手”。在爱尔兰裔美国政治家的推动和压力下，撒切尔夫人改变了早先不让爱尔兰共和国介入北爱事务的立场，在1985年2月和爱尔兰共和国总理菲茨杰拉德在贝尔法斯特附近会面，并就英爱协议的细节达成了协定，迈出了北爱和平进程的第一步。菲茨杰拉德认为：“爱尔兰裔美国政治家对劝说撒切尔夫人改变她的立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他们还积极推动美国卡特政府介入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为此，1977年8月30日，卡特总统发表官方声明，表示美国政府支持在北爱的和平解决方案，并鼓励增加对北爱的投资，呼吁爱尔兰裔美国人不要资助任何和爱尔兰共和军有关联的组织。1985年11月15日，英爱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英爱对话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协议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建立了一个跨边界的会议机制，这样两国政府就北爱的相关问题能进行经常的讨论。一位英国记者在报道这个协议的签订时指出，这个协议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多年努力的胜利结晶，“假如没有爱尔兰裔美国人促使里根当局对英爱对话的鼓励与支持，以及美国议会政治改革带来的压力，那么仅撒切尔夫人和菲茨杰拉德是不可能签订英爱协议的”。
英爱协议获得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广泛支持，表明爱尔兰裔美国人对北爱冲突问题的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从前认为解决北爱冲突的关键是英国从北爱撤军和建立一个联合的爱尔兰这种主张的人在减少。而更多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对北爱发生的暴力性冲突开始感到厌倦，他们对任何能促进暴力冲突走向结束的行动都表示了支持。1992年对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调查显示，有超过2/3以上的人认为新芬党应该参与到有关北爱未来的谈判进程中来，仅有不到7%的爱尔兰裔美国人表示愿意支持IRA的武装斗争。这些爱尔兰裔美国人的选择为最终推动北爱冲突朝政治和解迈进打下了海外的民意基础。
20世纪70年代，北爱冲突升级后，美国内出现了许多声援、资助北爱民族主义的基金会和院外活动组织。激进的“爱尔兰北方援助委员会”还联合其他组织共同成立了“全美爱尔兰大会”，以便协调为爱尔兰的统一而进行的政治游说活动。在其大力推动下，美国国会在70年代后期设立了爱尔兰事务专门委员会。
卡特当政时期美政府开始插手北爱问题。此前，华盛顿一直采取不介入的中立立场。1977年卡特公开宣布，如果北爱冲突各方能展开和平协商，美国政府将向北爱提供必要的援助。此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坚持了这一立场。克林顿在北爱和解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又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这不仅有克林顿作为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情感因素，更有为其竞选获得成功的考虑。在80年代末期的人口统计调查显示：爱尔兰裔美国人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将近18%。在美国的爱尔兰后裔就有4000余万人，北爱问题和平解决与否，直接影响到这一部分人的民族感情，并直接影响即将选举的选票。在1992年的竞选中，克林顿就对爱尔兰裔美国人在北爱问题上的要求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和回应。在竞选中，克林顿就承诺当选后要在北爱实现和平和公正等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承诺：将派出一位和平特使到北爱；为亚当斯签发护照；支持麦克布莱德原则等。他的主张得到了爱尔兰裔的美国人的广泛支持，成为他竞选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冷战的结束。冷战时期，美国在北爱问题上的政策是服务与苏联对抗的整个大的战略。克林顿在解释他对北爱的政策时说：“有时我们在北爱问题上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主要是我们长期以来必须考虑到和英国的特殊关系……但是，冷战结束后，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冷战结束以后，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治理理念推行到北爱，而且要推行到全球。”
克林顿当政后，加大了插手北爱问题的力度。在其主导下，美国急剧增加对北爱的援助和投资，并取消了对新芬党的武器禁运及对该组织在美国募捐的限制。美政府还允许亚当斯等新芬党领导人访美，并同他们在白宫进行会谈。美政府也直接介入北爱和谈进程。1993年9月和1994年8月，克林顿先后两次派出“和平代表团”前往北爱尔兰访问，在冲突各方之间进行斡旋，促成爱尔兰共和军于1994年8月31日停火。克林顿还前后3次亲自出访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美总统特使乔治·米切尔在主持北爱和谈及组织联合自治政府谈判过程中更是做了大量耐心的调停工作，使和平进程免于崩溃。在1998年4月9日晚，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布莱尔打电话给克林顿，请他对谈判进行调解。克林顿几乎彻夜未眠，不断与在贝尔法斯特参加北爱和谈的各方领导人通过电话交谈，听取有关和谈的介绍，并从中斡旋。终于各方在斯托蒙特达成了这一结束北爱长达30年流血冲突的历史性的和平协议。
按照赫拉克利德斯的分析，从第三方介入一国国内民族冲突的动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工具性动因（instrumental motives），包括出于对国际政治的战略考虑、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军事上的考虑以及国内政治局势等情况；另一类是情感动因，包括第三方出于民族认同、宗教、民族统一、人道主义和同情等因素而介入民族冲突中。
爱尔兰裔美国人介入北爱尔兰冲突更多的带有情感性动因。爱尔兰裔美国人对北爱尔兰冲突的关注和介入事实上是增强了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力量。爱尔兰裔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成功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充分利用了美国人传统上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同情心；另一个方面是爱尔兰裔美国人非常成功和有效地把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应用到对北爱尔兰事务的关注上来，那就是：平等的机会、民权、表达的自由、多元化等等。爱尔兰裔美国人还通过组织院外集团成功地推动了美国政府来关注北爱局势的发展。成立于1974年的“爱尔兰民族会议”（Irish National Caucus），比较注重游说美国政府介入北爱的冲突。爱尔兰裔美国人团体不只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而且大力促使北爱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采取非暴力的政治途径，以便取得参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正当性。
与爱尔兰裔美国人对北爱冲突的关注相比较，美国政府对北爱事务的介入则带有更多的工具性的动因。由于英国在冷战时期是美国在欧洲的忠实盟邦，彼此保持有“特殊的关系”（special relations），国务院一直不愿意插手北爱尔兰事务。70年代以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进而能对总统大选形成重要的影响，他们因而能发挥游说美国外交的功能。他们最大的外交突破是卡特总统在1977年针对北爱尔兰议题发表破天荒的声明，要求英国让爱尔兰参与北爱争议的解决，同时答应经援和平的北爱。这是所谓爱尔兰裔“四骑士”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里根总统为了保持和英国的结盟关系在福岛战争支持英国，但在北爱尔兰问题上也不得不对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让爱尔兰对于北爱和平进程有介入的正当性，终于有1985年的英爱协议。克林顿时期美国之所以如此关注北爱尔兰问题的解决，主要出于政策上的需要。克林顿入主白宫得益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大力支持。北爱问题的解决，将使美英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也是克林顿政府以实际行动支持英国政府的最好的表现，这对于巩固美英一百多年来的“特殊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出于以上几方面的考虑，美国在北爱各方之间积极斡旋。特别是任命他所信任的美国前参议员米切尔担任北爱和谈主席，对推动北爱尔兰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作为第三方参加北爱尔兰和谈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调停者的角色。瓦金斯（Michael Wakins）和温特（Kim Winter）从“利益”（interests）与“权力资源”（sources of power）的角度来说明第三者在冲突和解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主要可以区分为三类：“调停者”（mediator）、“谈判者”（negotiator）、“仲裁者”（arbitrator）。
瓦金斯和温特对“调停者”、“谈判者”、“仲裁者”三种角色进行了区分。他们认为调停者的角色是指中立、能被冲突各方所接受的第三者。其介入冲突的目的，是帮助冲突者解决冲突。若以利益的角度来看，调停者在解决冲突的过程或决议中，不应偏袒冲突的任何一方，或是做出增进本身利益的行为；若从权力层面来看，由于调停者缺乏强制或谈判的力量，他们只能透过促成协议的权力（facilitative power）来达成解决冲突的目标，此时调停者只是一个促成谈判各方达成协议的介入者。谈判者是指第三方通过自身加入谈判来介入冲突，并在参与解决冲突的过程中，也成了冲突的当事者，参加谈判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或者冲突中一方的利益。作为仲裁者的第三方是拥有强制性的或者高压权力，来促成冲突的和解，并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持中立，并不以实现冲突中任何一方或自己的利益为目的，那么这样的冲突介入者就是一个仲裁者。
承担美国政府调停者角色的是美国总统特使前参议员乔治·米切尔。一开始他是以“经济使者”的身份来到北爱，因为英国政府和北爱联合派当初反对克林顿关于向北爱派出“和平使者”的计划，所以米切尔只得作为“经济使者”来北爱尔兰推行美国向当地提供培训和经济支持的计划。之后他成为处理解除准军事组织非法武装问题的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北爱多党会谈开始后，他又担任了会议的首任主席，在彼此不愿见面的共和派民族主义分子和亲英的联合派谈判者之间传递信息，进行斡旋，并最终为达成《贝尔法斯特协议》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北爱尔兰和平谈判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由于冲突和隔离，彼此互不信任，有着很深的鸿沟，而米切尔作为第三方的介入有时会是一种重要的触媒，作为第三方适时的介入来建立信任，并且创造建设性的对话以化解僵局。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可以看出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