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逐渐形成。20年代至30年代，苏联一直没有建立全苏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与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名义上是平行的加盟共和国机构，但前者实际上行使着全苏的权限。为了快速发展教育事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普遍的文化水平，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逐步摸索形成一套成熟的教育管理体制。1931年8月党中央通过《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议，1932年9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计划和制度》的决议，教育部门开始统一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规定不同门类的技术人才的学年制，使学校教育管理相对集中，同时提高了教育质量。1936年以后，联共（布）中央形成《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决议，对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改组，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内成立了小学局、不完全中学和中学局、高校局、学前儿童局、图书馆局、文化局、成人学校和培训局、博物馆局等19个司局部门，对各教育单位进行分别管理。随后，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也依此进行改组。联共（布）中央还决定将各加盟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置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之下，由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行使管理全苏教育事业的权限。各加盟共和国州、区也都依次设立教育局，对所在区域教育事业进行管理。至此，全苏的教育管理系统基本成型，各级教育局都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下，各司其职对所在地域的教育事业进行集中领导。
苏联模式的文化体制与其经济、政治管理体制一样，它对于推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它的确加强了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较好地满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另一方面，这种管理体制带有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病，违反了文化事业发展的规律，政治干预学术的行为阻碍了科学的自由发展。所以，这种体制虽然在短期内能促进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但对于文化事业的长期发展则有着消极作用，最终甚至会阻碍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三，出现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
20年代末，在各反对派相继溃败后，斯大林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得以牢固确立。随后，苏联国内就逐渐掀起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活动。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五十寿辰，全国上下对斯大林进行了歌功颂德。很快，斯大林被称颂为“当代的列宁”，全国各地每个城镇的广场和公共建筑物内到处是斯大林的全身塑像和半身塑像。[参见伊恩·格雷著：《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热潮仍在不断升温。
1934年，《真理报》在该年第1期上用两版篇幅刊发了前反对派主要人物拉狄克撰写的长文，文中肉麻地称颂斯大林“是列宁最好的学生，是从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他和列宁一样能够高瞻远瞩”。[转引自罗·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可见，反对派已经分化，其中不少人已经转变立场，转而对斯大林顶礼膜拜。1934年，在联共（布）十七大上，联共（布）中央各主要领导纷纷发言，称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其间，基洛夫也发言提出，要将斯大林同志讲话中的一切建议和考虑作为我们的法律。古比雪夫则在会上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都归功于“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古比雪夫著：《古比雪夫论文集》第334页。转引自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最后，联共（布）十七大竟然通过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以斯大林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原理和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1页。]
这股风气还在继续升温。各种报刊开始大肆宣扬斯大林的伟大天才，各级干部都在竞相吹捧斯大林，称之为“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一切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该书迅即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由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章节甚至被吹捧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顶峰”。
1949年底，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大寿，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竞相祝贺，再次掀起个人崇拜的热潮。1951年7月，斯大林以部长会议主席名义签署命令：“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的大型纪念碑。”至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达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作为一种畸形的精神现象，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主要是旧俄文化传统和苏联模式的弊端的产物。在带有专制色彩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只要一定社会的政治体制带有集权的性质，个人崇拜的阴云就将不同程度地反复登临人间。这在后来的苏联、东欧、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就苏联模式的个人崇拜现象而言，它的出现和盛行是有一定原因的。
一方面，个人崇拜是旧俄落后文化传统的再现。旧沙俄时代，沙皇借用东正教，拼命宣扬“沙皇爷爷”为“人间上帝”，绝大多数的农奴都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沙皇身上。这种对统治者的无限崇拜，成为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它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根除。在斯大林时期，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受到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自觉地把旧俄时代对沙皇的崇拜转化为对斯大林的崇拜。[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对于分析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现象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在当时，人们崇拜领袖的心理要求会相互影响，产生互动，由个体的心理认知逐渐共融而构成统一的社会群体行为，一个全社会范围的个人崇拜社会心理由此形成。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可参阅周晓红著：《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角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沙莲香著：《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马克思关于“一切死亡前的传统好像噩梦般都笼罩着活人的头脑”、列宁关于“千百万人习惯的势力是可怕的势力”的论断，在此得到了深刻的印证。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便比较稳定，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革，因此，个人崇拜的落后现象才会在苏联出现。
另一方面，个人崇拜是高度集中政治体制弊端的产物。首先，由于斯大林个人拥有无上的权力，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关受到很大削弱，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关系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容易使领袖人物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地位。其次，由于各级干部几乎都由上级任免，高级干部的权力职位几乎完全由领袖掌握，这就容易使有些干部认不清领袖的积极作用与人民群众的关键作用的辩证关系，过分盲目地崇拜权威。于是，在这样的体制内部，一些社会主义意识仍然不够成熟的党员干部出于个人职务升迁的考虑，企图通过阿谀奉承的办法，去获得信赖、提拔和重用，就大肆吹捧领袖，把领袖神化，搞个人崇拜。正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米洛万·吉拉斯在其《与斯大林谈话》一书所指出的，“神化斯大林……若说是他自己搞起来，至少也同样是斯大林手下的那一班人和官僚机构制造出来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位领袖”。[转引自伊恩·格雷著：《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
但是，必须指出，个人崇拜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格格不入的文化现象。苏联模式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说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不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否定个人崇拜。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杰出历史人物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再大，也不能超越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而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参阅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马克思曾在有关书信中写道：“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恩格斯也明确表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09页。]列宁对颂扬个人的风气尤为厌恶，早在1918年，他就曾对这类现象进行过谴责，并且说：“我们必须逐渐刹住这样的事情。”[《关于列宁的片段》，苏联《消息报》出版社，1960年版，第100页。]195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痛责个人崇拜为“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称其为“自然经济”和“家长制”的产物。文中针对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个人崇拜现象指出：“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231页。]
从苏联模式在世界各地的实践可以看出，个人崇拜现象的消除，既要通过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也要积极地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入手，使个人权力得到应有的约束，切实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社会生活逐渐实现法制化和民主化。而且，这一历史残余的根除，最终还有赖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