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某种规则难以被多数人遵守时，首先应该想到的，不是如何改变人的行为，而是是否应该改变规则。
数千年来，一些邪恶的行为和规则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犯罪、贿赂、卖淫、以及各种上不得桌面的潜规则和阴谋诡计。大多数人认为它们是错的，是与人类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理想相悖的，为什么不能把它们全部消灭？——因为人们还不能找到根除的办法。
很多人会想到政治运动或严刑峻法之类的手段，它们有时确实有一些效果，但这些解决方法的代价往往是我们承担不起的。根除好比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要杀死大量健康细胞，有时甚至是弊大于利的。
在采取任何方法之前，我们不但要看它的一时效果，更要评估它的长期影响。
当某种规则难以被多数人遵守时，首先应该想到的，不是如何改变人的行为，而是是否应该改变规则。因为改变法律要比改变人们的行为容易。这有一个例子：过去，为了避免交通事故，美国很多地方限速55英里，结果违法者众，抓不胜抓。后改为65英里，平均时速增加不多，却奇迹般地把违法者变为守法公民。这是个妥协吗？是的，但它是明智的。
至少现在，我们可能建立的最好制度，似乎是最大限度容忍不同而又不致倾覆的制度。唯一可行的办法似乎只能是改造环境（如完善法制、提高生活水平等），限制不良行为，使之不致造成大患。
克格勃（以及作为它的背景的社会体制）对前苏联这个国家造成的损害大大超过了它所要对付的“敌人”：无端树敌，大大降低人民的道德水平和相互信赖，而人民的禁口，又给当权者以天下太平的错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大哲学家波普曾谈到容忍的必要：“……最初我们也许希望，如果减少惩罚，那么犯罪也许会减少。当结果并非如此时，我们仍然决定，我们自己，作为个人和集体，宁愿忍受犯罪、腐败、谋杀、间谍活动和恐怖主义造成的结果，也不采取试图凭借暴力根除这些事情的十分可疑的步骤，从而冒使无辜者成为受害者的风险。”
遗憾的是，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为什么要保护老虎？
为什么要保护老虎？不仅因为老虎的美丽和珍贵，也不仅因为我们希望子孙后代也能看到这些动物。老虎代表着它的生存环境，你保护了一只老虎，也就保护了数百平方公里的森林，即使老虎是一个“有害的”动物，保护的结果也是利大于弊。
很多事物都是如此，你很难把它们一一区分。如色情描写是有害的，可是如果禁止一切与性有关的描写，又可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十几年前，美国通俗作家华莱士的一本畅销小说被引进中国，随即因为内容淫秽下流而被禁，出版社也因此受到处罚。这本书确实是下流之作，下禁令似乎不算不应该。可是出版商不服气，他举出几乎同时出版的《佛兰德公路》，称其中的性描写比他那本书还要多。这也是真的。可问题是，《佛兰德公路》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洛德西蒙的代表作，是否也该算做色情作品？
文学评论家当然可以辩驳说：两本书的格调高下不同。可这毕竟是见仁见智的事，有没有一个清楚、公平、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假如，克洛德西蒙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甚至也并不出名，那么他的作品是否就可能算色情文学了呢？或者，真有几位专家学者跳出来，证明某一本下流小说具有文学价值，他们的话该不该被听取呢？
当然，我们有技术性办法：删节此类描写，但是谁能保证删节的必要性？又让谁去一一审核这些删节是否适当？会不会对作品造成损害？现在，这方面的尺度宽容多了，但这仍是个“拎不清”的问题。
人类正在堕落吗？
从古至今，道德家们一直在批评人类的邪恶，他们对人类的未来作出了悲惨的预言，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类的言论所包含的意思是：人类正在不断地堕落着。这似乎总可以从生活中找出例证。问题是，这是否说明人类的前途灰暗？当人的善良天性逐渐丧失，人们是不是将生活在一个“狗咬狗的世界”里？
要想弄清“人类的堕落”是不是一个伪问题，就要先弄清楚“堕落”的起点在哪儿。现在我们都已承认，人不是因堕落被逐出天堂的天使，而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我们的起点不是亚当夏娃，更不是上帝，是非洲丛林里的古人猿。当然，动物世界不会有人类的这么多邪恶，但也绝对和“高尚”之类的精神价值扯不上关系。这么说来，人类的道德从来就不是一个设定完美的东西，它是在人类的进化中不断成长的。
这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全看你怎么看了。坏消息是，我们从来，而且也许永远也达不到某种理想的境界；好消息是，人类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
既然美德不是合作的必然基础，那么是什么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人们合作会比相互争斗要有利。人绝大多数是自私的，当别人拥有令我们羡慕的东西时，想据为己有也是正常的，问题是如何做。你当然可以巧取豪夺，但可能预见对方一定会激烈反抗，保卫他的所有权，何况，他还可能正觊觎你所拥有的。如果总是在这样激烈的争斗中，每个人都可能面临风险，所以理想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合作互通有无，这样双方都可能获取利益，这说起来很简单，然而人类的合作正是这样起步的。
生物学家道金斯说过：“上帝的实用功能很少是为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服务的。上帝的实用功能总是在不协调的自私自利的争斗中背叛初衷……集体的福利总是一种偶然结果，并不是一种原动力。”
平等即使不是最重要的社会理想，至少也是最重要的社会理想之一，不平等不仅是一种罪恶，也是无数罪恶的渊薮。可是如果有人对你说，不平等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你是不是很吃惊呢？
哈耶克在《通向自由之路》中指出：
没有这种不平等，似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讲，似乎都是不平等现象的结果，而且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似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这样一种高速率推进的进步，不可能以一种齐头并进的平均发展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必须以一些人先发展，另一些人继而跟进的梯队发展方式来加以实现。
哈耶克认为：齐头并进是不可能的，总得有一些人走在前面。这样一个道理之所以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因为我们习惯于将经济进步主要视为更多商品物资的积累。但是，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要凭靠我们在知识上的增进，因为这种知识的增进不仅能使我们大家消费更多相同的东西，而且还能使我们享用不同的东西，而且常常是那些我们在早些时候甚至并不知道的东西。虽说收入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可能更依赖于我们不断习得的知识，因为正是知识，才使我们得以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去运用我们的资源，并使我们不断地开拓出资源的新用途。
知识的增长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乃是因为新知识的用途是无限的（只要我们不以垄断的方式人为地造成知识的稀缺），尽管物质资源始终处于稀缺状况并不得不被保留于有限的用途。知识一旦被获得，便会被无偿地用以服务于所有的人。正是通过知识这种无偿的馈赠（尽管这种知识是社会中的一些成员经由种种实验而获致的），普遍的进步才具有了可能，亦即先行者的成就促进了后继者的发展。
他还指出：在上述发展进程的任何阶段，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境况，即新的科技成果在投入使用之初，由于其生产成本仍然太昂贵，所以只能提供给少数人享用。在早期阶段，这些东西的制成，须耗用大量资源，须支付大量研发费用，其价格当然居高不下，所以这些产品只能为少数有能力从中获益的人享用。而随着技术的成熟，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价格随之降低，逐渐成为大众化产品。“在一新商品成为一种公众需要并构成一种生活必需品之前，通常只是少数人的玩品。因此，今日的奢侈品乃是明日之必需品。”例如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必需品的电脑、手机，似乎都验证了这一理论。
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因素是：新东西之所以常常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并不完全因为它们的实用功能，而是因为它们一度曾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例如，现在手机已经到了几乎人手一部的普及程度，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时时刻刻保持信息畅通的必要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手机的象征意义大大超过了它的实用功能。
“我享受，也就是你享受”
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电冰箱、微波炉、卫生洁具以及其他舒适家庭居室中的便利设施、交通及沟通之便利工具以及娱乐和享受之便利设施，都是走着上述的由“奢侈品到必需品”的发展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富有者是在用他们的奢侈消费为大家买单——他们追逐时尚，购买此类新商品的费用，有一大部分被用来支付试验新商品的费用（尽管富有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而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这些物品便可以在晚些时候为贫穷者所享用。
富有者的贡献，不仅在于使生产者逐渐学会了以廉价方法大规模地生产那些先前只能以昂贵的方法少量生产的商品，而且还在于他们做了大众消费的实验品。通过对他们消费行为、习惯和意见的反馈，生产者可以得出后继者的种种欲求和种种可能性，生产出不但更廉价、而且更适用的新产品。
不妨还以手机为例，你可能还记得当年，移动电话还被神气活现地叫做“大哥大”时的蠢笨形象，那时手里拎着这样一块“砖头”的确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可是现在如果谁再拿着这么一块“砖头”上街，一定成为大家的笑柄。
哈耶克说：
“如果在当下的美国或西欧，相对贫困者能够用其收入的合理部分来购买汽车或冰箱、支付飞机旅行的费用或购买收音机，那么这完全是因为在过去一些收入较多的人能够支付这些在当时尚属奢侈品的费用。进展之路已因前人的踩踏而大为平坦了。正是由于先行者发现了目标，人们方能为那些较不幸运者或能力较弱者建造起通向此一目标的道路。有些物品在今天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奢侈品，只是因为它们是一些只为少数人享用甚或为大众所不敢梦想的东西；但是必须指出，正是这些奢侈品或浪费者，是人们尝试一种最终会为大众所享用的生活方式的代价。
“我们可以说，那些将得到尝试并在日后得以发展的物品之范围的扩大，以及那些能使大众受益的经验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现存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的结果。如果对新商品的尝试能够早在绝大多数人得以享用这些商品之前便可以展开，那么进展的速率便会大大提高。许多产品如果不能在早期为一些人所享用，则更不可能为大众所享用了。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等到新物品能够为所有的人都享用的那一天才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追求，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这一天在许多情形下就永远不会到来。
“我们甚至还需要指出，即使是最贫困者在当下所享有的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也是昔日不平等的结果。”
贫穷是一个相对概念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穷到吃不饱的地步，而就在20多年前，这样的家庭很普遍。今天的贫困有很大程度是心理上的，即面对更富有者的心态失衡。
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比较富有的人也只是在他们所享有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比其他人略有领先而已。在进化的进程中，他们先行生活于其间的阶段只是他人尚未达致的阶段，但是他人亦将在此后步先行者之后尘而达致此一阶段。因此，“贫困”也就成了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
当然，这并不能使贫困成为不贫困。尽管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未得到满足的欲求通常已不再是那些物质的需求，而是文明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精神上的需要，但是依然不争的事实是，在每一发展阶段，绝大多数人所欲求的一些东西只能为少数人所享用，而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方能使大众都享用到这些东西。
正如前面提到的手机一样，我们为之努力的大多数欲望，实际上是我们“向他人看齐”的心理使然——别人有了，我也要有（甚至比他的还好），而不是出于现实需要。一个繁荣的商业社会依赖于这种习得和模仿的进程——毕竟，这个社会不断需要制造需求。但这里需要指出，这个社会并不保证这种努力的结果能为每个人都享有，它甚至也不考虑由少数人先行享有一些东西而确立的范例会导致大众因不能实现这些欲求而蒙受痛苦的问题。这似乎很残酷，因为它在增加给少数人以赐予的同时，也激增了大多数人对此的欲求程度，而这些欲求又往往不能马上得到实现。然而不论如何，只要它仍是一个进步的社会，那么就定有人领先，而其他人继而追进。
在进步的任一阶段，富有者都是通过尝试贫困者尚无力企及的新的生活方式而为一个社会的进步做出其不可或缺的贡献的，如果没有他们做出的这种贡献，贫困者的进展便会大为延缓。
那么，在进步的前提下，这种不平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才能被视作合理？哈耶克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一可行的判准尺度，如果只是在现有财富中分配，贫富分化是一个问题。但是由于我们这种不平等所促成的持续发展，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些群体先于其他人而发展的现象是有利于后进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