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约定的时间里，悉尼歌剧院里挤满了兴奋的人群。阿尔瓦雷斯舒服地坐在一个低矮的长沙发椅上，他的脉搏一直在被监测着。突然，脉搏停止了，他好像要死了，低低的奇怪的喉音从他身体深处传出来。观众们都惊讶和敬畏得屏住了呼吸。突然阿尔瓦雷斯的身体又充满了力量，他的姿态显示出一种强大的自信力，一个深沉而宽宏的、仁慈而神圣的声音从阿尔瓦雷斯的唇中飘出，这是卡洛斯！在节目结束后的采访中，观众里很多人都在描述他们是如何的感动和兴奋。
在第二个周日，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60分钟”揭露了卡洛斯事件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制片人认为它揭示了制造一个信仰医疗师或宗教领袖去欺骗公众和媒体是多么的容易。人们这时才发现，其实，这一场“先知显灵”的闹剧，正是由著名的“捉鬼队”魔术师詹姆士·兰蒂一手导演的。
作为一个魔术师，詹姆士·兰蒂揭露过很多的遥视者、“心灵感应”，以及蒙骗群众的信仰医疗师。他证明了那些通过意念弄弯匙子，曾经欺骗过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使他们企图推演出新的物理现象的通灵者所采用的不过是简单的骗术和误导。
兰蒂对澳大利亚电视台的“60分钟”节目组说，他们要的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把戏——利用的是一个没有经过魔术训练或公众演讲，并且干脆没上过宗教讲坛的人。阿尔瓦雷斯是兰蒂的房客，他经过强化训练，包括模仿在电视上露面和参加记者招待会。然而他没有必要思考答案，因为耳朵里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无线电接收机，通过它对兰蒂进行提示。
当“60分钟”节目播出后，其他的澳大利亚媒体都被极大地激怒了。他们抱怨说他们被利用了，别人向他们说了谎。报上的标题从“卡格斯如何愚弄了他们所有人”到“愚蠢的骗局”。
“60分钟”和兰蒂都强调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对确认“卡洛斯”的真实性未做任何严肃的证实。实际上，“卡洛斯”在那些列出名单的城市中从未出现过。他在纽约剧院舞台上出现的录像带要感谢两位魔术师的帮助，是他们在那儿请求观众在穿着金饰边长袍的阿尔瓦雷斯走上去时鼓掌欢呼。另外，在纽约从来没有过那么一家叫做WOOP的广播电台。
当然，这样的事不独澳大利亚能够发生。阿尔瓦雷斯、兰蒂和他们的共谋者们如果选择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即使那些向卡洛斯提供全国的电视观众的人也清楚地知道应该问一些怀疑性的问题——但他们无法拒绝第一个邀请他露面的诱惑。当卡洛斯离去后，媒体之间的内讧占据了报纸头条新闻。对于这次揭露骗局写出了大量的令人迷惑的文章。什么是问题的关键？这件事情证明了些什么？
顺便说一句，这个“卡洛斯”阿尔瓦雷斯曾随兰蒂到过中国，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访问。这是个其貌不扬的人，很难想像他会是先知，当然，这是因为他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身份，如果他还是以在澳大利亚时的包装出场，那么相信他的人就不会是少数了。
最后告诉你这个骗局中的“核心机密”——他是如何控制脉搏的。这不是什么神奇的能力，而是在腋下藏了一个皮球，当他挤压皮球时，就会压迫血管阻止血液流向手臂。就是这样。
当上当成为习惯
“卡洛斯事件”证明了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容易被左右，我们是多么容易被诱导，当人们感到孤单和信仰饥渴时又是多么容易被愚弄。如果卡洛斯是一个真正的骗子，装神弄鬼的时间再长一些，毫无疑问会产生许多关于人们的疾病如何被治愈的报道，尤其是那些心理病例。甚至不需要更具欺骗性的东西，仅仅通过他的出现、讲话和其他辅助物，也会有部分人因为卡洛斯的存在而感到身体、精神都好多了。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伴随几乎每个信仰治疗师的安慰剂的作用。当我们相信我们已服用了一种很有效的药品后，痛苦消失了——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同样，当我们相信我们得到了有效的精神疗法后，疾病有时会悄悄溜走——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自发地宣称他的病好了，而实际并没有好。美国信仰医疗师的电视转播治疗服务在对被治愈的人的详细追踪研究中发现，甚至找不到一个有严重器质性疾病的病人实际上是被治愈的。即使他们的病情有了令人惊异的好转也是可疑的。
最惨痛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如果我们已被欺骗了足够长的时间，我们就会倾向于拒绝任何证明我们受骗的证据，我们对发现真实情况不再感兴趣。欺骗控制了我们，即使是让我们自己承认被欺骗的事实，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一旦你给予了骗子控制你的力量，就几乎不可能再摆脱了。所以当新的欺骗产生时，过去的欺骗依旧顽强地存在。
对于中国人来说，要承认“物质性外气”（也就是武侠小说里人人都会的“内功”）并不存在是十分困难的，它似乎已经构成了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
英国的一些骗子承认他们制造了“农田圆圈”——在田地里的几何图形。那并非什么外星艺术家用小麦做的艺术品，而只不过是两个家伙用木板、绳子和一点古怪的想法做成的。甚至当他们演示是怎么做的时候，信仰者还是不为所动。他们争辩道，也许有些农田圆圈是骗人的，但圆圈太多了，其中有些图形太复杂了，只有来自地球之外的力量才能制作出来。英国其他的骗子们也承认了。但有人反驳说，农田圆圈在英国之外的地方也存在，比如匈牙利，这又做何解释呢？不久匈牙利一群盲目效仿的青少年也承认了。但是，还有……
英国作家史密斯曾说过一句俏皮话：夺走老年人的信仰，就好像夺走孩子的玩具熊一样（困难）。也许某种幻想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就真实存在。
当人类学家调查构成人类大家庭的成千上万个迥然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总是被认为理所当然共有的特点是如此的稀少。然而在每个这样的社会中，都珍藏着一个与平凡的世界共存的神话和隐喻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别越大，人们的未被打扰的良知就越感到不安。
人的一生是短暂而变化莫测的，当科学不能解除人们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剥夺他们通过信仰获得的安慰就显得有些残忍。那些经不起科学的重负的人可以不受约束地忽略科学的箴言。但是我们不能零零碎碎地拥有科学，在觉得安全的地方就应用它，觉得受到威胁就忽略它，而且，我们还没有明智到能够这样做的地步。
鉴别谎言的工具箱
在科学领域中，我们可以从实验结果、数据、观察、测量和“事实”出发。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得出许许多多可能的解释，并且可以对每一种解释用事实进行系统的检验。因此，科学家们在他们接受训练的过程中，被一个鉴别谎言的工具箱武装起来。无论何时，当一个新的想法被提出来以供考虑时，这个工具箱就自然而然地派上了用场。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如果你即便在那些谎言向你再三保证时也不想使它得逞的话，你可以采取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里有一个可靠的、经过了检验的方法。
那个工具箱中装的是什么东西？那里装的是怀疑的思维方法的工具。
所谓怀疑的思维方法，归根结底，是一种建立并且理解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的方法。尤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可以识别谬论和谎言的方法。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喜欢那个经过了一系列推理而得出的结论，而在于从前提和出发点是否能得出这些结论，以及那个前提是否正确。
这个工具箱中所包含的东西有：
·只要可能，“事实”都必须经过独立的验证。
·鼓励见多识广的各种观点的支持者们对已有的证据展开实质性的辩论。
·权威的意见并不重要——“权威们”以往已经犯了不少错误，他们将来仍然会犯错误。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在科学上没有什么权威，最多不过是有一些专家而已。
·构造出不止一种假说。如果想要解释某个东西，要尽可能地考虑各种不同的解释，然后，找出一批检验方法，可以用来系统地证伪每一种可能的其他解释。通过检验的，也就是在多种能够用来解释的假说中经受住了达尔文物种选择式考验的那个假说，相对于那些只不过是在最初的一念之间赢得你的好感的那些想法而言，是正确答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尽量避免过分执著于一种假设，仅仅因为那个假设是你提出来的。那只是我们在寻求真知的路程中的一站。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喜欢那个想法，公正客观地将之与其他的可能性进行一下比较，看看你是否能找到理由来批驳它。你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定量。如果你要解释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只要含有某些量度，一些数字量，都会非常有利于将你的假说与其他与之竞争的假说区别开来。模糊的、定性的东西往往招致多种解释。当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许多定性的观点中可以寻找到一些真理。然而找到它们是一种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如果推理是一环套一环的，那么其中的每一环都必须是正确的（包括前提），不能仅仅是大部分正确。
·奥卡姆的剃刀。这个方便的经验法则告诫我们，当我们面对两个可以将资料解释得同样好的假说时，选择简单的那一个。
·不断地问这个假说是否能够——至少是在理论上——被证伪。不可检验、不可证伪的命题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要信赖经过认真设计和控制的实验，这是关键。我们总是倾向于接纳我们能想到的第一个候选的解释。有一个比没有要好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能想出不止一个解释，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将如何取舍？
·我们不作决定，我们让实验来做。弗朗西斯·培根给出了经典的理由：辩论不能满足新发现的需要，因为大自然的精妙比辩论所需要的精妙高明许多倍。
朝生暮死之间
为什么迷信？因为人生有很多不可理喻之事，因为我们无法面对生命的无目的性，因为贪婪。这使妄想很容易占据我们的头脑。
我们在有的世界不能理解无。虽然现代医学和其他科学已经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并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大的前提仍未改变：生命是有限的。
人生苦短，不满足可以理解。但是这件事，不是你理解或不理解所能改变的。对改变不了的命运，我们只能接受。所有解决之道（从信仰宗教到企图长生不老）都不过是自欺欺人。屈原《九歌》中的《大司命》是一篇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和无奈的神秘诗篇，“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有一点及时行乐的态度是必要的：你只有这一次生命，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过好它。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活在浩瀚宇宙中的一个小小行星上，正如海洋中一片浮叶上的蚂蚁，我们的生命只是一瞬，人类的文明终有一日将化为虚无，甚至地球也将不复存在，而我们的存亡对这个宇宙几乎毫无影响。这么想想，真叫人沮丧。那么，生命的意义何在？所有一切的意义何在——假如真有什么意义的话？
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耶克将此称为人类的“第一困境”。他说：
“第一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处，在自己的生物学天性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目的。人类在今后几百年内也许将在技术和政治上有所成就，解决能源和物资危机，避免核战争，控制生育。世界至少可望达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普遍良好的营养，但接着是什么？有教养的人无论身居何处，总相信在物质需要之外还应有着个人内在潜能的完善和实现，但什么是完善？个人内在潜能的实现要达到什么目的？传统的宗教信念已经受到侵蚀，这部分是由于对神话的羞辱性的揭露，但更多是由于日益增长的意识：宗教信念不过是促进人类生存的机制，和其他人类组织一样，宗教的发展加强了成员的坚定性和影响。各种形式的世俗宗教除了许诺给人们物质福利和对人性后果的合法逃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它们的精神力量同样来自集体主义式的自我扩张的目标。意识形态确实服从于它的隐蔽的主人——基因，各种最高的冲动都可还原为生物学行为。”
其实，作为一个转瞬即逝的卑微存在，当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时，就已经接触了那神秘的伟大与永恒。人活在世，本来就是出生入死，但在朝生暮死之间，能耳闻目睹、口存心念天地之大、造化之奇、生命之美，总算不枉此生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