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句，“可降解”可能只是一个理想，根据美国两个记者的调查（见《垃圾之歌》一书），被埋在垃圾场里的多数物品实际上都“不可降解”——埋了十几年的报纸、衣物甚至热狗，大体上还是原来的模样。
较为明智的固体废弃物减量方式，最好是通过简单的市场力量来运作：采用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让制造垃圾较多的民众付出较高的代价。
美国西雅图市和其他城市提供给居民一种经济诱因，以减少他们的固体废弃物丢弃量。在西雅图，居民可自行决定每星期使用的是19、32还是60加仑容量的垃圾桶。每种垃圾桶的月费，以及增加任何一种垃圾桶的费用，都是随着容量呈几何级数增加，以便于杜绝随意浪费。
同时，西雅图还另备有可再生物品专用容器，而且不收处理费用。当西雅图在1981年刚启用这套系统之时，平均每户一星期的垃圾都会装满三个半32加仑的垃圾桶，目前则已降低到每星期平均只有稍多于一个32加仑垃圾桶的垃圾量。
西雅图的计划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这套计划不但简明扼要，而且借用了经济诱因的力量来推广垃圾减量及再生。他们并没有直接告诉民众该如何改变生活方式，换言之，他们并没试图去颠覆民众的生活方式，或是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平头处理方式；相反的，这项计划提供了改变生活方式的原因，允许民众自行决定该不该改变、该作多大改变。换言之，它等于是说：这是我们的底线，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职业道德是如何产生的？
当你走进一家饭馆，服务生或老板热情地招呼你，给你倒上茶水，然后递过菜谱，请你点菜。你一边翻阅着，一边问这问那，都能得到殷勤的回答。不久，你要的菜就端了上来。还要点什么吗？不，你说，已经可以了。他点点头，那么您慢用，有事请招呼。到了结账时，也许你还会得到一点小优惠，在你起身出门时，他会为你开门，友好地道别。
你已经很习惯这一幕了，现在大多数饭馆都是这样。可是，如果20年前，你受到这样的待遇，会感到很不习惯，你会受宠若惊，甚至可能被感动得落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是这20年里，人们的道德水平有了一个飞跃吗？还是有关部门下大力气整治的结果？或是某个先进人物的事迹感动了全行业的人，使之懂得了该如何为人民服务？
原因很简单，可能会叫有些人不舒服：饭店是老板开的，他想赚钱，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得尽量让他的客人满意。
作为一种解决人生问题的方式，钱也许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有效。人们总是从负面去感受钱的力量，即钱对人的腐蚀作用，因此钱的名声并不好。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里那段“金子……能把黑的变白，活的变死……”的著名台词，就是这种反感的表现。
其实，钱对这个世界的正面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负面影响。只要你了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就会知道“价值体系”和“流通手段”这两个钱的基本性质。可以说，如果没有钱这个中介物，人类只能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任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思想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只“看不见的手”（经济规律）并不总是起好作用，而且，其背后的信息也叫人沮丧：人是自私自利的，即使做好事，也是出于这一目的。理想的做法似乎是：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使之自觉行善。可是这似乎只能是个理想。回到开始的例子，20年前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到的事，现在任何一个关心自己生意的小老板都能做到，哪种方法有效，不是不言自明吗？当然，你可能争辩说：前者与后者的价值是不同的，因为前者是真诚的，而后者只是一种“表演”。就算如此，他们的社会效果有什么不同呢？
不要问“如何改变人们的自私”，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人们的自私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要比不改变好”，这两个假设恐怕都错了。一个恐怖分子如果不自私，爱他的主子超过了爱自己，岂不可怕？
事实上，不允许自私，往往意味着思想上的暴政。如果你希望世界变得更好，你该问：“如何引导人的自私趋向合理？”
钱能摆平的事，就不要另搞一套
18世纪末，英国人开发澳大利亚之初，移民的主力是流放犯人——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前去，因为当时此地非常荒凉，而且乘坐帆船航行几个月的旅程也充满了艰辛和危险。
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了大规模运送犯人的工作。当时运犯人的船大多是很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施极其简陋，没什么药品更没有医生，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而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多装人，却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一旦船离了岸，船主按人数拿到了钱，对这些人能否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了。3年间，从英国运到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12％。有一艘船上424个犯人竟死了158个，不仅英国政府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损失，英国民众对此也极为不满。
英国政府于是想了很多办法。如每艘船上派一名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船上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的生活标准作了硬性规定。但死亡率并没下降，而且还死了一些官员。问题没解决，还出了新问题，政府多花了钱却照常死人。
还有人提议把船主召集起来进行思想教育——要珍惜生命，不能把金钱看得比生命都重要。送犯人去澳洲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久大计，不要目光短浅。但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后来有人想到改变制度——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澳洲上岸时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条件，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健康抵达澳洲。因为在船上死掉一个人就意味着减少一份收入。
自从实行上岸计数的办法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1％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人死亡。
这件事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钱（价值规律）能摆平的事，就不要另搞一套。当然，如何运用钱这个东西，还是大有讲究的。
用什么反腐败？
官员腐败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毒瘤。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严刑峻法？朱元璋对这一套最拿手，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可谓“前仆后继”，一批上了断头台，下一批顶了上来。后来，朱元璋也十分无奈。
是这些官员都不怕死吗？贪欲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不提：至少在明朝，做一个清官是不太可能的。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再加上朝廷和办事人员的折算率克扣（按米价折算，或高或低，你都得接受），官员的日子是很拮据的。据估算，一个县令的月薪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千元，这比今天的“县处级”至少已经少了一半，而且，由于妻子并不工作，还要折去一半。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的估计。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耳朵里。而且，这位总督还将这件事作为新闻，广为发布。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还是他的下属和朋友凑钱为他下葬。
海瑞的清廉无疑是令人感动的，但是感动之余，人们会问：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吗？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无论是谁，都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那些官员们很难做平。工资就那么一点，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一个地方官十四五年的俸禄，而且，这还要不吃不喝才可能。
考虑到上述的收支平衡问题，“反贪”倒显得很不通情理了。早在宋朝，有人就警告“俸薄无以养廉”，这种“又叫马儿跑，又叫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似乎是在鼓励、乃至逼迫官员贪污。
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总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
高薪养廉未必，但是低薪是更养不得廉的。薪水提高，对贪官来说，只是九牛多一毛；可是能让廉洁者也过上像样的生活。至少告诉人们：做好人的代价不是那么可怕。这也多少提高了贪污的风险成本。当然，仅靠提高政府官员的工资并不能杜绝腐败，至多它只是杜绝了腐败的理由。
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思想教育？好像很有效，贪官出了事，就说自己放松了思想教育，可见这根弦如果没个别的东西管着，是很容易松掉的。海瑞那样的清官存在，确实说明了道德的力量；但是这样的清官的孤立同时也说明了道德力量的有限。
加强行政管理？如前不久好多地方实行的“8小时以外管理”，又是胡扯。如果连公民（官员也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隐私权都得不到尊重，我们又如何实现“政治文明，法制社会”的目标？
严刑峻法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并不是“根治”之方，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呢？
根本问题在于：官是什么？答案是行使公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所谓贪官是指以公权谋私利者。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找到根治的办法了：限制公权。“看不见的手”（经济规律）有效的地方，权力之手就别再跟着添乱了。现在我们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正是此意。
作为一种解决人生问题的方式，钱也许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有效。人们总是从负面去感受钱的力量，即钱对人的腐蚀作用，其实，钱对这个世界的正面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