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我们能够预测的大趋势。但是，放下曲折性和长期性先不说，请看我们的学者引证的齐泽克的推论：“到现在为止，历史实体都是作为所有主体性干预的中介和基础发挥作用的：社会和政治主体的任何作为，都是经过历史实体的中介最终支配和多元决定的。今天的地平线隐约出现的则是这种闻所未闻的可能性，主体干涉将直接干预历史实体，通过触发一种生态危机、一种致命的基因突变、一种核或相似的军事、社会灾难等等，这种干涉将灾难性地扰乱历史实体的运转……我们不再相信‘理性的狡计’这种标准逻辑，严格说来，这种逻辑是以历史实体对行动主体的优先性为先绝条件的：我们不能再采用‘让威胁我们的敌人施展其能量进而自我毁灭’这种立场了——让历史理性自我运转的代价太高了，因为在此期间，我们可能会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再一次提醒我们，目前的社会现实与世界格局，是新一轮的“用头立地的时代”，一个民族要想生存，“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这种能力，是在学习以往的哲学以及各门科学的训练中获得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思维的复杂度还在增长，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向后退却。怎么会有儿童哲学这种“天堂里的玫瑰花”让我们去“研究”呢？况且，现在的儿童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天真了。早熟是社会遗传的结果，为了正确地诱导他们，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把这些东西搬到哲学领域，不仅贻笑大方，还是一种浪费。
（五）劳动类型与总体性劳动
我们对文明的分类，把它归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现在，对国民经济和民族素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是精神生产。就是说，精神文明现在已经不是物质文明发展的自发产物了。“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时代再也不会有了。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社会运动的总体，也是非常值得重新考虑并给以高度重视的。
陈先达先生撰文指出：“社会主义新财富观不单关涉物质财富，还关涉精神财富。精神产品同样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消费方式和结果并不相同。物质财富的消费受到生理限制。虽然随着社会发展，生理需要已经不是消费的限制，享受和奢侈性消费成为物质财富消费的主要内容，但这种消费终究有个限度。超过人的社会的、生理的、心理的合理的物质需求，往往表现为不合理的消费。精神财富的消费则是无限的。物质财富的不合理的、过度的消费会有害于消费者自身，而精神财富的消费则使消费者素质越来越高，即越来越有教养、有文化。物质消费虽然可以拉动生产，但社会物质的过度消费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妨碍可持续发展；而精神财富则是一种增值性消费：消费越孕育出新的精神产品，智慧的碰撞越会产生新的智慧。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应该有利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有利于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物质生产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并非投入物质生产的社会劳动总量越多越好；事实正好相反，科技革命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时间比例发生重大变化：精神生产在社会总生产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和马克思那个时候有重大差别的社会经济结构。那时，由于精神生产还不能形成规模，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讨论经济规律时，可以只考虑物质生产。而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
目前学术界基本达到一个共识，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二是服务性劳动，三是从事管理和创造精神产品的劳动。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关于“总体工人”创造价值思想的运用。
服务性劳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品种和表现会越来越多，其复杂度的判定和价值量的计算也会越来越不直接，会有很多中间环节和外在因素与之交错，但政治经济学解决的并不是经济运动的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是理论思路和基本原则。难免有人对服务性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产生疑惑，在这里很容易产生“效用价值论”的观念，以为对需求的满足就是价值的源泉。马克思对服务性劳动做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就是说它处于流动状态，一经提供随即消失，不物化在一个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但作为一个“总体工人”不如说作为一个“总体劳动者”，他必然处在整体劳动的一个必要的环节上，起到一定时代相应水平和条件下允许和要求的作用。一位歌唱家满足了人们对音乐美的享受，就是他以自己的劳动构成使人们自塑为时代劳动者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当然，从国家一级演员到后面逐次递减的各个等级，也就标明了不同的劳动复杂度。同样，从教授到助教，从主任医师到医士，它们和从总工程师到技术员的意义是一样的。
至于管理劳动，不少学者都主张把它分为与生产直接联系的管理与公务管理两类，但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分这么细，只要认识到它们都是“总体劳动”的一部分，理解到它们在各自特定的环节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归结为下面的关系：
商品生产者——创造商品价值
科技工作者——创造知识价值
教育工作者——创造人才价值
艺术工作者——创造艺术价值
服务工作者——创造服务价值
管理工作者——创造协调价值
马克思特别提到“协作不费资本分文”，现代化的管理工作更是起到“放大生产力”的作用，因此劳动的复杂度会越来越高。有些行业其管理就是它的命运，比如，没有交通管理就没有交通业，没有通讯管理就没有通讯业等等。总之，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是“一盘棋运动”，它们都是有序化的运作，是“社会总体的劳动”。
（六）解放理论与国际视野
翻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不仅符合历史进程，也符合逻辑和艺术规范的排列：开头的九篇文章，都是关于中国的。这让我们非常感动，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已经是七十年后的事了，但是作为一个半世纪前的分析、评论与声援，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还应该有另外一层意义的热爱。
早在鸦片战争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关注中国了。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文章中说道：“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
马克思长期住在英国，《资本论》的所有案例模型都是用英国的经济事实。鸦片战争当然不会逃过马克思的眼睛。关键是他还对中国的历史十分熟悉，这是作为革命家宝贵的特质。联想到两位导师还对印度、对法国、对俄国等国家都有相当的研究，不愧如人们评价的：他们首先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然后才是理论家。这就让我们坚信一个认识：不但马克思的哲学是世界性哲学，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也是世界性的思想。明确了这一点，但愿我们在理解一些问题的时候，力戒狭隘性和偏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