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与《拉贝日记》两片同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又几乎同时上映，自然形成竞争。两片的艺术水平究竟孰高孰低，观众尽可各有各的看法，不必也无法“统一”。但《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在竞争中不择手段、丧失底线的做法却令人难以认同，值得深思。
在激烈的票房竞争中，陆川想方设法对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数十万中国民众的拉贝本人阴阴阳阳地贬损一番，以此达到贬损竞争对手《拉贝日记》的目的。陆川说：“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这对我们有用吗？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拉贝日记中记有日本人来找妓女的事，陆川的解读是：“拉贝轻描淡写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1期）“辛德勒是作为犹太人的对立面来拯救他们，但拉贝不是，他是纳粹，是中国的第三方，不是当事者，在屠杀开始之后两周他就带着20箱中国文物颠簸，仔细看他的日记，过节他还吃火鸡呢，他和辛德勒没法比。”
为贬损《拉贝日记》，年纪不大的陆川却也学会“上纲上线”：“《拉贝日记》就是德国人给自己拍的主旋律，在经济危机下重新在欧洲给德国人树立形象。我觉得是侵占中国人的公众记忆。”他说自己曾和一记者直接争起来：“他说‘拉贝救了20万中国人’，我说你用哪只眼睛看历史的？日本是觉得杀掉30万人之后没必要再杀，所以才让20万人活下来。”为了票房，他已不顾基本史实，把那20万中国人之所以活下来说成是日本人觉得没必要再杀！陆川这种观点不仅更“可笑”，而且更荒诞！他还说：“我作为中国导演，就觉得‘南京大屠杀’归根结底是中国和日本的事儿，拉贝虽然有份，但半道就走了；而且中华民族多少年来起起伏伏，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如今《拉贝日记》要树立的是德国人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要在纳粹党旗下受庇护，末了你还得为你的感恩去付钱，你每六十块钱的票里三十块就去了德国……这是我对这个片子真实的看法，所以我不会在中国电影院里看它，我可能会买碟。”
这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他如此贬损拉贝、上纲上线地给电影《拉贝日记》扣上“政治不正确”的真实的动机。
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在中国民众被侵略者大肆屠杀时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拉贝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奋不顾身地抗议屠杀，并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拉贝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这固然不是拉贝一人之功，但拉贝厥功至伟却是事实。“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拯救20万生命之壮举，该“胜造”多少级“浮屠”呀！然而，在陆川看来，这一切都不如他自己一部电影的票房重要，所以他不是以感恩之情看待此事，而是强调拉贝吃火鸡，把德国人救助中国人与中国人的反抗对立起来，把对拉贝的颂扬说成是要树立德国人是我们的救世主，并进一步将其与中国需要一个外国救世主这种带有殖民色彩、颇能挑动某种民族情绪的话语联系起来……
陆川说：“‘南京大屠杀’归根结底是中国和日本的事儿。”不，大屠杀归根结底恰恰不只是“中国和日本的事儿”，而是全人类的灾难，全人类的悲剧，全人类的耻辱，全人类的罪恶与救赎。在这种事关人类的人道主义灾难面前，所有的人都不是“第三方”，不是旁观者。拉贝等人的作为体现了人类应有的良知和尊严，恰恰不是如陆川所说的置身事外的“第三方”、旁观者。其实这种道理陆川也并非不知道，因此他才试图从新的视角反思战争、反思人性，他说：“我认为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对战争的反思不用再分日本人、中国人，对生命的拯救为何就一定要强调救助者的德国身份，极力区分中国人、外国人呢？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10日）
